东道国产业结构政策与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拉动力则越来越大。东道国的产业结构政策作为一种制度因素,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绩效产生很大的影响。文章将国际上存在的产业结构政策概括为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性以及计划型三种模式,分别探讨了东道国的三种产业结构政策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的不同影响。     

地方政府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

地方政府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大作用.笔者通过由地方政府投资、三次产业产值结构4个变量,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计量等分析工具,对我国1978年～2008年的地方政府投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投资与三次产业总产值均具有长期正向均衡关系,其中第二产业的促进作用最大,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弱,且对第二产业的影响要远大于对第一、三产业的影响.     

公路投资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

高质量的公路投资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条件。利用2003—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研究了公路资本存量对我国省域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影响机制。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公路投资对本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影响有所不同,前者为倒“U”型特征,后者为正“U”型特征;公路投资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影响却均表现为正“U”型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公路投资会更多地推动本省域及周边省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中部地区的公路投资对本省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均有推动作用,对周边省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也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因此,制定公路投资规划和相关政策时,既要结合宏观目标统筹考虑,也要重视公路投资在不同省域的差异性,研究制定符合地方发展需要的公路投资战略。     

工业投资的长期效应——来自抗日战争的证据

基于特定地区的工业投资是后发国家(或地区)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但其长期政策效果却未引起足够关注.文章搜集整理了各种史料,构建了抗日战争时期后方十省的县级工业数据库,探究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地区的工业投资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如果1942?1945年间县内工业企业数量越多,那么其在新中国时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不过该效应随时间逐渐减弱.(2)近代大后方地区的工业投资通过路径依赖和初始物质资本积累对长期经济发展产生了正向影响.历史上工业投资越高的地区,当下的工业化程度也越高,但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没有显著差别.(3)历史上拥有更多工业投资的地区在当下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口迁入,同时拥有更高的城市化率,不过该历史基础并未显著影响与农村相关的变量,如婴儿死亡率以及农村居民纯收入等.上述结论说明,向特定地区的大规模投资可以帮助其更快地完成工业化,逆比较优势的产业布局在短期会带来效率损失,但在长期却可能带来正面效应.     

产业结构变动中的投资约束

通过研究投资结构变动的投资约束分析,深化对投资重要性的认识,以便改善投资环境,指导现实实践活动。一方面要积极扩大利用资金和资源的渠道,努力扩大总的生产规模,夯实基础;另一方面,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把更多的资金转化到现实生产中去,努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发展中来。     

我国健康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

为研究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通过1980-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加入健康投资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明:1.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效用.2.加大健康投资可能对其他资本的积累产生挤出效应.针对所得结论,对我国健康投资状况进行深入分析,给出对策建议.     

区域产业投资策略与区域产业结构趋同：锦标赛机制的视角

通过对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进行建模,分析了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深层次原因。以经济绩效为主要标准的地方官员晋升选拔机制,直接影响各个互为竞争地区的地方官员的产业投资策略选择,进而导致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模型结果显示,当两地区初始绩效无差异时,产业结构必然趋同。当初始绩效存在差异时,以两地区高利润产业绩效之间相关系数的临界值1/2为分界点：小于等于1/2时,区域产业结构必然趋同;大于1/2时,产业结构是否趋同则受初始绩效差异、高利润产业期望绩效与落后区域比较优势产业绩效差值以及两区域选择高利润产业的绩效相关系数三者间关系的影响。该相关系数可能代表着两区域所投资的同一产业内不同产品间的替代或互补关系。不能仅因产业投资方向上的趋同就认为产业结构存在严重趋同,还需要对产品结构是否趋同进行分析研判。     

产业集群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集群影响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体现在主导产业选择、主导产业兴衰等方面.基于集群视角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形式表现为产业价值链的整合.具体有两种模式:一是依靠内部集群动力机制,整合集群价值链;另一种是依靠外部力量,嵌入外部价值链(外资和域外资本)来调整产业结构.为此,要通过完善产业集群治理机制,加快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ODI与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ODI分类视角

将直接投资于制造业的ODI分为学习型ODI和竞争型ODI,运用Almon方法并利用2003—2010年我国的数据,实证研究两者对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两种ODI对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期影响大于当期影响,且学习型ODI比竞争型ODI更有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中技术结构的升级。     

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增长——以沈阳经济区为例

利用区位基尼系数、偏离-份额法以及灰色关联分析法,深入研究了1996—2010年沈阳经济区的产业结构特点以及其所属八地市的三次产业对沈阳经济区GDP的贡献。结果表明:沈阳经济区的产业集聚现象明显;沈阳和鞍山的经济增长对整个经济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沈阳经济区的产业结构差异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发展较快、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差异的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最后,针对弱化全区产业集聚程度、促进全区三次产业的协同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区域工业集群竞争力的实证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将多指标区位商计算和工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相结合,运用统计数据,对我国安徽省的工业集群现状及工业集群竞争力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的工业经济存在4种类型,即集聚的竞争优势产业、集聚的竞争劣势产业、非集聚的竞争优势产业和非集聚的竞争劣势产业。据此,可确定安徽省工业经济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     

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具有积极的影响。但由于跨国公司的本质是在东道国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所以其必然与中国的投资导向发生某种偏离,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应对跨国公司投资给予积极的引导,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模型研究——以北京为例

通过对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统计测度,挖掘出两者的相互影响的深层联系,即产业结构变动对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动的影响大于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产业结构变动是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动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初步给出两者相互作用的机制和途径,进而从各自结构内部的活跃因素的角度提出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演进中的用水需求研究——以深圳为例

本文运用计量方法考察产业结构演进中的用水需求变化规律。引入高技术密集度行业产值所占比重表征产业结构和科学技术水平,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征经济发展阶段,用市场化指数表征区域市场化程度,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解释上述变量与用水需求间的关系,并以深圳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分析其用水需求变化特征,从而得到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政策含义。     

山西省各地区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综合发展水平的动态比较

基于区域经济学理论,运用改进的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山西省11个地市的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综合发展水平,并分析了其在2000—2008年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2000—2008年期间山西省各地市的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各地市的提高幅度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市的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增长能力差异是导致各地区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综合发展水平差异加大的主要因素。     

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碳排放效应分析——基于省际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碳排放模型框架内,利用测算的全国省际二氧化碳排放数据,通过设定多种模型形式考察了各种因素特别是产业结构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产生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工业化进程直接加剧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产业结构变化是中国碳排放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其影响程度较大;同时,FDI环境效应的合力是负面的,贸易并非国际碳污染转移的主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