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预算法》,2015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我国财政制度建设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新《预算法》作出了"各级政府应当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这一具有创新性的明确要求,为地方财政的变革开启了新的篇章.但是,由于各地方政府存在的问题,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的建立面临着诸多困难.本文就地方财政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所面临的障碍做出分析,并提出了应对措施.     

中期财政规划管理与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推进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主要任务。阐述中期财政规划的概念和特点,分析当前财政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重点论述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中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重要意义。     

辽宁省财政困窘下的“PPP+”机遇

2015年1月24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意见》,属于中期预算的过渡形式,强调在科学预判的基础上,重点研究财政收支政策,做到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坚持统筹当前长远、坚持问题导向、实施滚动调整、强化约束机制的四条基本原则。分析了现行财政收支政策下面临的三大问题:1、财政收支制度存在问题2、财政支出政策存在问题3、债务风险问题。为了解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地方政府性债务危机等突出问题,制定了有关PPP政府新型融资模式在内的财政收支政策改革方案。在政府跨年度预算约束力趋紧的前提下,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政策基础,有助于地方政府解决日益突出的财政收支缺口问题。     

区域财政平衡的制度反思与优化进路——以直辖市功能区建设为背景

财政平衡是推进协调发展、弥补区际差异、实现分区治理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财治国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重要产物。然而,当前财政平衡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很多还停留在直接干预和政策驱动阶段,存在法律工具和政策工具的结构性失衡,容易导致政策与法律、政府与市场等关系的错位。解决问题的思路应当是立足现代财政制度的法治逻辑,一方面提高手段措施的法定性,将区域财政平衡从功能区建设的政策性规范统筹到直辖市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的法律性规范中,明确共同事权和委托事权的划分模式,改变转移支付与事权配置脱节的情况;另一方面需要理顺收入层面的税收分享和支出层面的责任分配,改变收益分配与支出责任划分脱节的情况,提升财政治理中数据算法的应用。通过收支改革为手段的平衡机制寻求功能区建设的法治进路,提升权利保障的实效性品质。     

契约精神、国家治理与政府预算——从“善政”到“善治”的嬗变

本文在阐述契约精神、国家治理与政府预算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上,着眼于实现国家治理从"善政"到"善治"转变,重点剖析了现代政府预算制度构建几个关键环节:(1)推进预算公开;(2)加快《预算法》修订进程;(3)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4)创新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制度路径。     

我国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机制研究

基于校准于我国季度数据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本文经验检验了我国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渠道机制,并进行典型特征事实刻画.具体地,理论模型中融合名义刚性、资本积累和有限期界特征,使得探测跨代财富效应这一影响总消费动态学的微观经济传导机制成为可能.货币政策实证估计为非线性货币政策规则形式,财政政策识别为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以及允许暂时赤字的平衡预算规则两种形式.本文的动态随机模拟发现:财富效应是存在的,但在税收规则和平衡预算规则下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基于债务的税收规则下,正产出效应虽然也相对较短,但能比平衡预算规则维持更长时期,而就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缺口稳定效应而言,平衡预算规则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关于政策规则惯性以及政策规则参数的反事实分析,本文也给出调整我国政府支出模式以及财政货币政策操作方式的政策建议,从而表明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分析的重要性.     

我国出口退税负担机制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针对出口退税新政仍然面临出口欠税隐患仍然存在、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抵制等一系列困境,本文从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利益关系的角度,分析指出目前“双肩挑”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必然导致政府间的财政利益不平衡。因此,必须要从产生政府间财政利益的不平衡的根源——“坐地分成”的增值税体制着手,通过近期和远期两种方案的配合运用,才能构建稳定而有效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     

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

本文从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两个角度构建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影响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理论分析框架,将“撤县设区”作为影响财政收入的外生冲击,使用PSM-多时点DID和夏普利值分解法验证了两个效应的存在,并对其进行定量分解,明晰了财政收入影响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作用机制,扩展了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减少时,收入的变动将直接导致财政科技支出预算金额下降（收入效应）,且经济建设支出和基本民生支出会对财政科技支出预算产生替代,造成财政科技支出预算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下降（替代效应）;进一步地,替代效应在研究期间内随时间下降,且在经济水平较低、发展不平衡程度较高的城市中发挥主导作用,收入效应与之相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将稳增长和保民生作为财政科技支出预算的落脚点是保障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重要基础。     

分税制下的地方财政收入——以陕西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以及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建立了较为规范的预算管理体制和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分税制改革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陕西省为例,对1994-2006年陕西省财政收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依据分析结论评价分税制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是:分税制改革促进了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但财政集中程度不高;地方财政收入和财政集中程度差异明显;财政收入在各级政府间分配不平均,转移支付政策调节作用不显著.     

财政超收条件下的预算政策研究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在我国财政收入能力稳步提高的同时,财政超预算收入由个别年度的偶然现象逐渐向常态化发展。现行预算管理体制下,超收资金的不规范使用可能对政府行为、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以及财政整体健全性产生消极影响。应从长短期结合角度推进政策完善和体制改革:短期,应着力通过规范财政收入管理,提高预算效率,减少超收。中长期,应重点推进构建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分离制衡机制;建立与经济景气调节相适应、与中长期规划相衔接的中长期预算制度;统筹中央预算与地方预算,树立长期国家预算观念。     

全口径预算的基本框架与配套措施

正全口径预算改革最终应以统筹安排全部政府收支为目标,以有利于支出和政策审核为导向,形成由一般预算和各专门预算构成的综合预算报告体系。将现行公共财政预算改造为一般预算,作为政府综合预算报告的主体,其主要职能有两个:一是列示预算年度的全部政府收支安排和各项收支之间的关系并对跨年度预算平衡和中期支出框架进行详细说明;二是以年度经常性支出为     

和谐发展模式下财政支出制度分析

单一增长目标和在此发展模式下的国家政策的长期累积，产生了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配置政府资源、落实公共财政职能的财政支出制度的改革目标是必须使和谐发展模式下的国家大政方针在逐渐变迁形成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和公共预算支出制度中予以集中体现。     

增值税留抵退税的财政分担机制改革研究

增值税的留抵退税额之所以需要各级政府分担，其根源在于增值税税负跨地区转移使得纳税人的退税地与征税地不一致，进而使得收取税款和负担退税的政府不一致。如果各级政府不分担留抵退税额，将加剧政府间财政不平衡。当前中国留抵退税分担的总原则是各级政府分担比例与增值税收入分享比例相一致，但在政策推行中却产生诸多问题。解决增值税跨地区转移而产生的收益分配问题，事关留抵退税改革的成败。从财政分权、财政平衡、财税法定、分配正义理论出发，有助于厘清各级政府分担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内在逻辑，借鉴中国出口退税分担机制改革的经验，以省以下政府留抵退税分担改革为突破点，通过体系化、法治化的改革举措，有助于形成科学规范的留抵退税分担机制。     

政府间预算：转移支付分配的本质与挑战

优化政府间财政关系和建立科学规范的预算制度是深化财政改革的两个重要方面。对传统预算的分析表明：分级预算的概念容易导致转移支付分配和预算过程的脱嵌,从而引发重复预算、预算碎片化、预算软约束等一系列问题,而“政府间预算”作为一种跨层级的预算概念有助于实现二者之间的耦合。理论分析表明：“政府间预算”具有双重预算主体、两个预算维度,预算流程上下交互,被援助方收入不确定,支出软约束的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领域的改革已经在上述五个方面作了很多改善,但“政府间预算”仍需优化。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预算参与主体的职能分工、细化专项转移支付分配、在“自上而下”的预算流程中吸纳“自下而上”需求、提高被援助方收入确定性、平衡支出控制与弹性、共享政府间预算信息,从而不断提高政府间预算的有效性。     

中国地方政府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观察与解释

本文考察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本文认为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是中国式的分权治理模式与缺乏良好制度约束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利用中国28个地区的1994—2004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和Probit模型方法验证了这个假说。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要使地方政府执行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除需要良好的制度基础设施之外,最根本的还是要将中国式分权治理模式中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调整为以经济稳定优先并兼顾民意的政府考核机制。     

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

本文分析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内在联系,对2004-2012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估算,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等因素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中央税收攫取是造成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主要因素;城镇化、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和2008年中央4万亿元投资计划也对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起到一定作用;剔除财政分权、中央税收攫取、城镇化和地方人均GDP相对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债务增长更为迅速.鉴于此,本文从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官员考核机制、中期预算平衡和营改增后地方税体系构建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中国地方政府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观察与解释

本文考察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本文认为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是中国式的分权治理模式与缺乏良好制度约束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利用中国28个地区的1994--2004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和Probit模型方法验证了这个假说。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要使地方政府执行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除需要良好的制度基础设施之外,最根本的还是要将中国式分权治理模式中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调整为以经济稳定优先并兼顾民意的政府考核机制。     

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财政乘数非线性变动与新时代财政工具选择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正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型,货币政策的变动会影响到财政乘数。本文在新凯恩斯框架下构建DSGE模型,建立权重可调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考察货币政策调控框架渐进转型过程中政府投资、政府消费、投资补贴、消费税、资本收益税和劳动税等六类结构性财政工具调控效果的变动情况。研究表明,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会显著影响财政乘数,且财政乘数随转型进程非线性变动,其机理在于货币政策转型会影响财政冲击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效应强度。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需要构建高效协同的宏观调控框架,财政政策应密切关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进程,以保证调控力度恰当、效果合意;对财政工具的选择应更加重视结构性减税与投资补贴,以改善民生福祉、激发经济活力;财政调控应有增有减,以维持预算平衡、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与改革出路

由于金融体系缺乏硬预算约束、财政体制的不完善、缺乏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和控制机制、政府债务动态变化的“内牵制”和政府间财政竞争等原因,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有失控的危险。本文认为应以立法形式限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从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努力构建政府债务管理的良性循环机制、培植地方财源等方面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     

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与土地财政——来自中部欠发达地区J省的经验证据

现行的财政支出式分权导致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状况日益严重,而地方政府在收入自主能力受约束的条件下,只能依赖土地财政来缓解地方财政赤字压力。现行的政绩考评体系、预算制度不完善是造成土地财政的重要根源。本文以中部欠发达地区J省为例,验证了地方财政赤字对土地财政的正向影响效应,建议通过完善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的归一性,同时构建以人为本、促进科学发展的政绩考评机制来根治土地财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