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技术创新

本文利用30个省市1999-2008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就全国层面而言,单独的FDI并未对我国专利申请量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的分区域的检验表明,FDI对专利申请量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即FDI对东部地区技术创新无显著影响,却能显著促进中部地区技术创新,对西部地区则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本文还发现非国有化程度、城市化程度和对外开放度等制度因素对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有直接促进作用,同时制度因素通过增强FDI的吸收能力间接提高了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我们的研究警示,引资政策应充分考虑中国区域的异质性,不可盲目引资。同时强调制度因素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吸收能力的实证研究

文字利用2003-2008年度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吸收能力对OFDI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存在OFDI反向技术溢出效应,但该效应均较小;二是东部地区制约OFDI反向技术吸收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三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制约OFDI反向技术吸收能力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开放度和金融发展水平。     

OFDI反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研究

利用2004-2010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研发资本溢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能否消化吸收OFDI的溢出。实证结果得出,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是吸收OFDI溢出的关键因素,而且东中西部的吸收能力水平存在差异,东部的吸收能力明显的高于中西部。为了利用OFDI对自主创新的推动作用,需要政府实施一系列的政策来提高区域的吸收能力。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母国吸收能力——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检验我国OFDI是否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产生的条件,运用我国2004²010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和"国际R&D溢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现阶段OFDI渠道获得的国际R&D并未显著提升我国的TFP。然后考察了6个衡量母国吸收能力的指标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存量和经济发展水平没有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经济开放度和研发强度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没有起作用;技术差距和金融发展水平促进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     

国际技术溢出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的实证分析

文章通过2003-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建立动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FDI、OFDI等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知识产权保护门限效应。结果表明,对外贸易、FDI、OFDI对国内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显著存在知识产权保护门限效应。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未跨过某一特定门槛值时,对外贸易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FDI、OFDI未能对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跨过门槛值后,对外贸易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大,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通过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正向作用。研究还表明我国大部分省份未跨过门槛值,处于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区域内。这意味着我国整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还较低,制约了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     

OFDI逆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文献评述

吸收能力是近年来OFDI逆向技术溢出研究中出现的最重要的构思之一。本文以吸收能力的概念为切入点,对我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评述,总结关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研究成果。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是否促进了绿色发展——基于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双重视角,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母国绿色发展效应。结果表明,从制度环境视角看,政府参与度和资源配置条件下,OFDI对绿色发展呈现出“双重门槛”特征,环境规制条件下呈现“单一门槛”特征。政府资源配置能力门槛下,OFDI对绿色发展的边际效应呈递增规律,OFDI对绿色发展的正向溢出效应在环境规制跨过特定门槛值后变得显著。从吸收能力视角看,人力资本条件下,OFDI对绿色发展呈现出“三重门槛”特征,产业集聚呈现出“单一门槛”特征,金融发展呈现出“双重门槛”特征。只有当人力资本、金融发展跨过特定门槛值后,OFDI才能显著推动绿色发展;产业集聚门槛下,OFDI对绿色发展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规律。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3-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借助GMM估计法,分析了我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现阶段积极的逆向溢出效应尚未显现。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检验了表征吸收能力的各因素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内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金融发展规模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分区域检验时则表现出明显差异,东部地区的国内研发投入、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规模促进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中部地区能够促进产生逆向溢出效应的因素则限于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规模;而西部地区只有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使其获得了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OFDI是否提升了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从OFDI的动机视角入手,系统梳理了OFDI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的理论机制。实证方面利用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和贸易微观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OFDI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净效应为正,其通过技术反馈效应、市场深化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均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产业升级效应则产生了抑制作用,上述结论在控制了OFDI的内生性等问题之后依然稳健;分位数估计发现OFDI对中国低、高、中技术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存在依次递增趋势;系统GMM估计表明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持续性特征,当期产品的技术层次易受前期积累的影响。除此之外,门槛检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均对OFDI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产生正向影响,但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微观企业为分析视角

本文基于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成的全新数据集,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分析了母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企业的新产品研发能力、融资约束程度、出口强度、员工福利水平以及所有制类型等因素外,母国制度环境也是影响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首先,中国OFDI对母国制度环境具有显著的依赖性,母国制度环境是促进中国OFDI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其次,国内地区间制度环境的差异是影响地区间OFDI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东部地区的制度环境对OFDI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