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大七"人格与幸福感的结构模型研究

探讨大学生大七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关系模型.方法.抽取南昌大学334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大学生人格量表>和<综合幸福问卷>进行调查,使用SPSS 13.0、LISREL8.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结构方程表明,在"大七"人格的各个维度中,随和、重情、和利他这三个特质能有效地预测幸福感.结论:在大学生群体中,"大七"人格是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有力预测指标,随和是影响幸福感的核心人格特质.     

大学生“大七”人格与幸福感的结构模型研究

探讨大学生大七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关系模型。方法：抽取南昌大学334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大学生人格量表》和《综合幸福问卷》进行调查，使用SPSS13．0、LISREL8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结构方程表明，在“大七”人格的各个维度中，随和、重情、和利他这三个特质能有效地预测幸福感。结论：在大学生群体中，“大七”人格是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有力预测指标，随和是影响幸福感的核心人格特质。     

大五人格特质对职场冲突解决策略的影响

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主要研究在职场中大五人格特质对冲突解决策略的影响,以及对比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不同环境下,大五人格对冲突解决策略影响的不同。研究表明不同人格特质的人会倾向选择不同的冲突解决策略,或者不倾向选择某种冲突解决策略。本研究的现实意义是帮助企业更好的理解人们人格对冲突解决策略之间内部的影响,为企业处理冲突的方式起到诊断,同时丰富了大五人格对冲突解决策略选择影响的理论。     

大学生人格特征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本文主要论述了关于大学生人格特征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的关系是外向性人格维度与幸福感及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消极情感有显著的负相关.通过本文的论述,可以更加清楚了解大学生这个群体他们的人格特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人格测验在人员选拔中的应用

本文主要以MBTI测验和大五人格测验为例,分析了在人员选拔工作中采用人格测验可以有效地实现人职的最佳匹配,更好地预测员工的未来工作绩效,为团队的发展与建设提供参考.     

价值观趋同有益吗？——大五人格对周边绩效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82名企业管理人员为样本,基于班杜拉的交互决定论视角,引入考量价值观是否趋同的人—组织匹配作为调节变量,检验了大五人格对周边绩效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宜人性和尽责性能较好预测周边绩效的人际促进维度;开放性、外向性与尽责性维度可以较好地解释工作奉献维度。人—组织匹配分别对神经质与人际促进、宜人性与工作奉献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大五人格与科研人员工作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本文对大五人格与科研人员工作绩效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分析了研究不足,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人格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是如今行为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它对于国家科学衡量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现状,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简述了主观幸福感的概念及意义,选择人格因素作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的原因及人格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进展,最后提出了现阶段条件下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展望.     

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受施者人格特征研究

文章旨在探讨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受施者大五人格的特征。研究者由以往文献推断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受施者的人格特征为低宜人性、高神经质及低外向性。具体来说,宜人性与无礼行为存在负相关关系,神经质与无礼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外向性与无礼行为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这些关系是通过挑衅性行为这一中介变量来驱使。结论表明,受施者人格特征是影响无礼行为的重要因素,组织管理者在着眼于减少无礼行为产生的后果的同时,也应考虑到人格特征对无礼行为的影响。     

人格特质与微博使用行为差异研究

本研究选取了419名被试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王孟成编制的中国大五人格问卷和微博基本信息调查袁对被试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大五人格与微博行为的关系.采用spss17.0软件录入数据,管理数据,进行了T检验、皮尔逊相关、回归等统计分析,得到以下结论:个人信息数量、照片数量和原创微博数量在神经质高低分组上呈显著性差异;微博的关注人数在外倾性高低分组上呈显著性差异;转发微博数量在开放性高低分组上呈显著性差异.回归结果显示:严谨性能够负向预测微博关注人数和粉丝数量;外倾性能够正向预测关注人数;宜人性能够正向预测粉丝人数;神经质能够负向预测关注人数,正向预测个人信息数量、照片数量和原创微博数量;开放性能够预测转发微博数量.     

酒店员工人格特质对工作家庭平衡感知的影响研究——基于大五人格理论

本文采用大五人格量表(NEO-FFI)和自编的工作家庭平衡感知问卷,对广州的丽兹、香格里拉、云峰3家高星级酒店的员工进行了调查,探索酒店员工人格特质及工作家庭平衡感知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企业员工人格特征与主管承诺关系研究

由于主管承诺的研究刚刚起步,对于主管承诺的前因变量探索不够,仅仅停留在"环境性"因素的层面如文化因素、主管支持感、领导-成员交换等的探索,缺乏对主管承诺研究的深层次影响因素—人格因素的研究。本研究应用问卷调查法采集数据,用spss11.0软件对数据进行了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探讨了不同的人口学变量对主管承诺及主管承诺各维度的影响作用;企业员工的人格特征与主管承诺及其各维度之间的复杂关系。     

不同人格特质的大学生对社交软件个性化功能的态度的实证研究

以大学生为例,用大五人格测试量表测试个体每种人格维度的得分,依据弗里德曼的态度三要素说设计量表测试大学生对五种能相应地明显反映其五维人格特质的社交软件功能的态度,通过比较同一个体的五维人格得分排名与其对社交软件个性化功能的态度量化的得分排名吻合度,分析大学生的不同人格特质与其对社交软件功能的态度是否具有一致性。结果表明,上述所指的吻合度是相当高的,可以较有力地说明不同人格特质的大学生对能够与其人格特质吻合的社交软件功能的态度较好,这一结论即可以提醒大学生慎重选择社交软件,也能指导社交软件开发商的行为。     

高师女大学生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以某师范大学的200名女生为被试,采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和"总体幸福感量表"对她们进行测试,目的是为了探讨高师女大学生的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①高师女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的负相关,与人交谈方面的相关性最高。②人际关系困扰中的与人交谈方面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率达到17.8%,对主观幸福感有很高的预测力。     

核心自我评价在我国的研究进展

核心自我评价是人们对自己的价值、能力、才干的最基本估计,西方人格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对此已做了一些探讨。本文对国内近几年核心自我评价的研究进展情况进行综述,探讨了核心自我评价的基本结构,研究方法,以及核心自我评价与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组织管理、主观幸福感等的关系,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与方向。     

工作时间压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倒U型影响——基本心理需求满足的中介作用

基于激活理论和基本心理需求理论,本研究从工作领域内的时间压力出发,探讨工作时间压力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以广州地区企业员工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得出如下结论:(1)工作时间压力对个体主观幸福感存在倒U型曲线作用,即存在最佳工作时间压力水平,此时个体主观幸福感达到最高值,低于或者高于最佳工作时间压力水平,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都远离最佳主观幸福感水平;(2)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在工作时间压力与个体主观幸福感倒U型曲线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跨文化视域下个体文化取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分析

本文以跨文化的视角,就跨文化视域下个体文化取向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意义进行了论述;分别对个体文化取向以及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构成、实质等进行了简单的概述;分析与探讨了文化取向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建成环境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地理视角下的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鲜有研究系统分析各类建成环境要素的影响及其异质性作用。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全国抽样数据,采用多层定序逻辑模型检验了社区与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相关变量后,社区及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会提高个体主观幸福感降低的可能性,住所距最近公共交通站点越远,个体主观幸福感降低的概率越大,而城市每万人公交拥有量的增加对于提高个体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进一步异质性研究发现,建成环境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的不断加快,老年人的福祉问题走进人们的视野.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依据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的调查数据,考察分析我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并探究其可能的影响因素.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受到个人收入的影响,同时,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其婚姻状况对其主观幸福感也有显著影响.而在其他研究中得出的宗教信仰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关系的结论,在本研究中得到两者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     

自由时间、收入与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对时间、收入与幸福感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中国家庭时间、收入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使用生活满意度法估计时间自由的货币价值，结果表明：对于全部家庭来讲，自由时间、收入的增加均能够增加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且这种正向影响的显著程度比较强；自由时间每增加1个百分点带来的主观幸福感的增加相当于个体当月总收入增加5.89个百分点。这一结论蕴含的政策含义是：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目的的经济发展既要着眼于提高个体收入，又要通过改革来增加自由时间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