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财政改革与财政转移支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虽然对财政深化改革做了顶层设计,明确了改革内容,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没有厘清,包括如何正确认识财政,财政改革目的是什么,财政改革进路和次序选择,等等.而这些问题要比武断式确定改什么更为重要,因为这些问题决定着改革方向和改革影响.本文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管理的比较,分析了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理应扮演的角色和实现的功能,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功能实现需要的财政改革逻辑,最后基于我国现实,讨论了财政改革为何将转移支付作为其切入口.     

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入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安排下,财政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财政与市场、财政与社会、财政与民众各个层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财税预算制度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中国财政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期间,尽管经过了1994年税制与分税制的大规模改革,但离现代财政制度相距甚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而且也必须从深化财政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体系,增强财政治理能力入手。     

唐朝财政制度演变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

唐朝财政制度以"安史之乱"为界,分别形成前期租庸调为主的财政制度和后期两税法为主的财政制度.本文将唐朝不同时期的财政制度进一步细化为赋役制度、征收管理制度、财政体制、预算制度、财政监督等,并分析不同制度安排下国家治理能力的演变,反思历史给现实以借鉴.     

财政安全与中国国家治理实践

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我们既要注重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也要注重财政安全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财政安全主要表现为政府职能的有效实行和财政制度的可持续性。文章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财政安全影响国家发展的基本特征,包括隐蔽性、传染性、综合性以及辩证统一性;并分析了财政安全影响国家发展的基本机制——财政安全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物质基础、治理支柱和制度保障的功能。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实践,讨论了财政安全与中国国家治理之间的运行逻辑。结论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提升困境与改革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政职能的新定位,将财政职能由经济延伸至社会、政治等方面,中国的财政改革由以经济改革为中心逐渐演变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对完善财政改革和明确现代财政治理方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涵义,这种改革定位的历史性突破也将引起财政改革逻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本文在对地方财政治理能力内涵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对建国以来地方财政治理体系构建与发展历程的梳理,分析了地方财政治理能力提升面临的主要困境,从树立地方财政善治理念、探索建设地方"大财政"发展格局、促进地方财政治理法治化、建立科学的地方财政治理评估体系等途径入手,提出提升地方政府财政治理能力的改革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财政改革

市场型政府、公平竞争型市场和合作型社会三者互为基础、密切联系,共同构成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三维"目标体系。财政配置公共资源体现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公共资源取得的数量和方式,以及配置的方向和结构,都会对市场和社会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深化财政改革,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高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为此,本文研究了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财政改革方向。     

国家治理能力:一种思想史维度的考察

国家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福山对国家治理能力及衡量标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维度,王绍光、胡鞍钢等中国学者对中国国家能力的界定及研究引起巨大反响。通过梳理学者对国家治理能力及相关概念的阐述,力求展示当前学界总体研究进展,为当前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     

国家治理的逻辑、模式与实现路径——基于财政视角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对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国家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不应仅单纯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多重稳定均衡,从而实现善治的治理目标。本文以国家治理的概念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国家治理的逻辑和模式论证了现阶段我国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财政学的视角提出了我国实现有效国家治理的路径。     

基于国家治理的财政改革新思维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未来改革的基本思路和目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特别对于财政而言,《决定》将其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不仅对财政的职能作用进行了重新认识,对财政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而且围绕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等内容提出了新的改革举措。     

国家财政能力与金融深化关系研究

国家财政能力和金融深化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并且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影响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依靠对金融体系强有力的控制弥补了财政能力的下降,但同时也造成了金融压抑.因此,为了推进金融改革,加快金融深化,必须增强国家财政能力.     

疫情背景下我国国家财政治理研究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我国财政治理理念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新冠疫情时期的国家财政内部治理逻辑体系,梳理新冠疫情时期的国家财政治理措施,并将其与我国财政日常治理以及非典时期的财政管理工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我国财政工作相较于日常及非典时期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效果均有所提升,显著减轻了新冠疫情对国民经济的冲击和影响,有效缓解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国家经济平稳运行的压力。财政治理呈现三重逻辑:疫情爆发期间的专项财政资金投入遏制疫情蔓延、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提振市场信心、疫情危机后的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财政治理理念内化。新冠疫情后的国家财政治理需进一步明确国家治理核心支撑的战略定位,持续推进现代财税制度改革,厘清财政治理体系关联主体的权责边界。     

“小金库”专项治理收官之后:经济学分析与财政治理建议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如何让财政真正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能够实质性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些应该发挥却未能发挥财政作用的国家治理领Ⅱ不应该被忽视,"小金库"治理就是其一。我国于2009年拉开序幕的"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并未动摇"小金库"问题的根本。为了避免在专项治理工作收官之后"小金库"问题以新的面目重新抬头,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视角,深挖"小金库"形成的原因,将财政独有的优势引入"小金库"治理,巩固和扩大专项治理成果,让本届政府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决心落到实处。     

现代国家治理与责任型分级财政体制

现代国家治理是当前国家的重大课题.其本意是一国的整体治理,首要的是建设责任型政府,它需要由包括财政体制等若干基本制度体系来支撑.而责任型分级财政体制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制度.在建设责任型分级财政体制的观念上,必须做到“三破三立”:破权力论,立责任论;破属地管理论,立公共委托代理论;破央地关系论,立三级体制论.在建设责任型分级财政体制的路径上,必须做好两个方面:一是以事务为对象,以三级政府为依据,适度上划事权;二是改革预算管理,形成四种转移支付.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应有之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结合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全面认识和把握自身建设规律,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再认识与再深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是顺应社会进步趋势的必然之举,也是符合社会文明规律的具体之为。国家治理能力寓于党的执政能力之中,是党的执政能力在国家治理层面的综合体现。     

治理型财政:中国财政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在财政理论界的话语体系中,我国的财政类型经历了从“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迁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现代财政制度”属于什么财政类型,与“建设财政”、“公共财政”又是什么联系？立足国家治理演化的三维视阈,通过对中外财政现代化进程的比较分析,可见我国正进入财政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建设的是治理型财政.治理型财政具有主体多元性、公共参与性、公益性与回应性、绩效性、法治性特征.我国建设治理型财政,需要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循序增加财政参与度,提高公共部门信息公开化程度,推进财政治理法治化,积极汲取发达国家治理型财政建设的经验教训.     

西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述评

总结西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我们发现一些基本共识和共性问题,就共同观点而言,都强调现代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国家治理方式的合作性、国家治理过程的互动性和国家治理工具的多样化;就共性问题而言,主要包括间接民主的内在困难、后官僚制的内在困难和合作共识的内在困难等问题.     

论公共财政与国家财政

本文认为,国家财政和公共财政都是财政模式。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模式,我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