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存在性检验——来自2005～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提出后,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计算认为中国存在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即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要低。但是测算只是运用了求企业生产率的平均值的方法,这不能反映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整体状况。文章使用2005～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总量法和均值法分行业、分地区计算并比较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从而检验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最后实证检验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规模的相关性,结论显示生产率与企业出口是负相关的,这也是一种检验生产率悖论存在性的方法。     

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与“生产率陷阱”——基于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

在Melitz提出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分析生产率对出口影响以后,国内学者运用实证检验认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存在"生产率悖论"即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未出口企业,也检验得出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陷阱",即出口对企业生产率具有阻碍作用。本文首先提出一个数理模型研究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相互联系,再运用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生产率悖论"与"生产率陷阱",并讨论它们存在的原因,为了使结论更加可靠,本文对出口企业与国内企业分别进行了全国、分行业、分省份的实证检验。最后在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出口制造业企业走出"生产率陷阱"的途径。     

企业异质性、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服务业行业和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以及全球最大的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检验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服务业领域的适用性。结果显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适用于对服务企业的研究,同时不同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不存在"生产率悖论";服务业跨国公司存在与制造业跨国公司相同的特征,企业规模越大,跨国经验越丰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越大。并进一步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对中国服务企业OFDI的借鉴意义。     

中国服务业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出口学习效应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对企业与生产率的"自我选择"及"出口中学"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出口是中国服务业企业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也促进了出口规模的扩大;(2)在分所有制企业的检验中,只有国有企业均支持"自我选择"和"出口中学"假说,而非国有企业只支持"出口中学"假说。中国应该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及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落实反垄断政策。     

中国服务业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出口学习效应

本文采用2011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对企业与生产率的"自我选择"及"出口中学"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出口是中国服务业企业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也促进了出口规模的扩大;(2)在分所有制企业的检验中,只有国有企业均支持"自我选择"和"出口中学"假说,而非国有企业只支持"出口中学"假说。中国应该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及时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落实反垄断政策。     

数字化转型、专业化分工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破解“生产率悖论”之谜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推动下，数字化转型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悖论?首先，从理论上阐释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了专业化分工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其次，采用2011—2019年中国服务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冲击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其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偏向于大型企业以及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服务业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不会因企业性质的不同而发生根本性变化；数字化转型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生产率均存在显著提升效应。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专业化分工是服务业企业突破“生产率悖论”的可行性路径。     

生产率与中国企业国际化模式:来自微观企业的证据

本文从微观角度研究中国企业生产率及国际化模式选择是否符合新新贸易理论。在匹配《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借助一阶随机占优的Kolmogorov-Smirnov非参数检验,发现对外投资企业、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间的生产率关系并不完全符合新新贸易理论,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随后,本文基于多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企业生产率对国际化模式选择的影响,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率有效地促进了企业对外投资,但不利于企业出口,并进一步从出口密度视角为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问题进行解释及验证。     

我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及其解释

本文用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选取近300万家企业,分20个行业检验了我国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结果显示:只供应国内市场的企业生产率反而高于出口企业;并且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呈现负相关关系,即生产率越低的企业出口越多。此结论与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相悖,我们称之为生产率悖论。进一步检验还发现,企业规模是影响出口的主要因素,而出口贸易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笔者认为,导致我国出口企业出现生产率悖论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加工贸易较多,且占据了出口贸易的主体。     

生产率对民营企业出口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与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以制度环境与融资约束二元概念为切入点构建"区域制度环境差异与融资约束假说",选择2011-2012年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制度环境、融资约束、生产率及出口倾向间关系。结果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出口确实存在"生产率悖论",但加工贸易企业的存在并非是导致"生产率悖论"的主要原因;将生产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后,发现"悖论"主要体现为"规模效率悖论";区域制度环境的改善强化生产率对于出口倾向影响;融资约束弱化了生产率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强融资约束是造成中国民营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根本原因。     

中国制造业的市场集中、地理集聚与企业绩效

本文研究我国制造业的市场结构与地理分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大样本数据为基础,采用LP法计算企业生产率,构造市场集中度指标和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两个集聚指标,进行了多方位的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的市场集中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代表专业化水平的地方化经济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度量行业间多样化集聚的城市化经济对企业生产率没有显著的影响.市场集中对出口企业的负面影响不明显,控制市场集中和地理集聚后,出口企业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并不存在.     

中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动态研究

随着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企业积极申报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已成为提高产品附加值、反击侵权行为的有利武器。本文研究了中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对本国企业出口状态、出口退出和出口强度的影响,并检验了出口"生产率悖论"问题。研究结论表明企业申请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有效地维持了企业持续出口状态,降低了企业出口退出风险,提升了企业出口强度。然而,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却降低了企业出口强度,出现了出口"生产率悖论"问题。对此,即使企业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申报知识产权保护也不能得以解决。这反映出申报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企业数量过少,企业对申请知识产权海关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不足,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在促进出口上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对此应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企业申请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的意识和主动性。     

异质性生产率、货款回收与中国企业出口

采用2005-2008年东三省持续存在的8 932家企业面板数据,本文检验了生产率和货款回收因素在出口中的作用,发现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货款回收率都高于非出口企业,这说明该地区并不存在出口"生产率悖论;"高生产率和规避国内账款回收困难是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通过对应收账款的内生性分析发现这一结果是稳健的;企业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也会促进出口,而利润和企业成立年限对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提升企业效率、改善企业运行机制、健全社会信用制度是我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电子商务与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基于世界银行微观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的分析表明,电子商务提高了企业参与出口的可能性和企业出口密集度,即促进了企业出口扩展边际以及集约边际出口增长,而电子商务的贸易促进作用与企业生产效率正相关。本文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利用Probit以及Fractional Probit计量方法对理论模型推出的相关命题进行了检验,并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M)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加以控制。经验研究结果支持了相关命题,即电子商务在出口可能性与出口密集度两个维度上,对贸易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本文的结论也支持低效率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现象,但发现电子商务在边际上缓解了这种悖论。分不同规模和所有制样本的经验研究比较发现,电子商务的发展对大规模企业促进作用大于小规模企业、外资企业大于内资企业、民营企业大于国有企业。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文章基于2014～2022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在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初期,存在“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表明,在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初期,企业运营低效率和供应链配置多元化是产生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中“生产率悖论”的重要原因;企业承担风险能力和ESG水平的提升会帮助制造业企业尽早摆脱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中“生产率悖论”区间。文章对于破解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中“生产率悖论”之谜,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变化中的“生产率悖论”——汇率视角下基于1999年-2008年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把汇率因素引入Melitz异质性企业模型,确定汇率对出口企业利润和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建立汇率和企业生产率的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实证确定汇率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情况,最后根据1999年-2008年全国工业企业数据,验证汇率变化能否导致具有"生产率悖论"现象的行业数量发生变化。结论认为:我国表现出"生产率悖论"现象的行业数量每年都在变化,这一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民币汇率变化造成的。汇率变化与出口企业生产率负相关,即人民币升值,企业生产率降低,同时会使具有"生产率悖论"现象的行业数量增加。     

出口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经验的再思考

出口到底给中国企业生产率带来何种作用效应,既有文献的结论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在着重考虑已有文献并未考虑到的企业TFP测算方法、企业进口以及出口贸易方式这3个方面因素的基础上,本文重新检验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效应,结果发现:除了纯加工贸易类型企业外,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仍呈现自我选择效应;从新进入出口市场企业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的出口活动中存在显著的"出口中学习"效应,这为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所具有的促进效应提供了支持证据;从出口密集度的角度来看,企业的出口活动中存在"生产率损失"或"生产率抑制"效应,这又反映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可能具有的负面效应。本文的检验结果及其解释,为理解出口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效应、判断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效应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微观经验证据。     

中国纺织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基于上市公司 2001～2010年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中国纺织类上市公司2001～2010年数据,对新新贸易理论关于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的两个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生产率,出口高参与度企业比低参与度企业具有更高生产率;(2)样本企业存在自选择,即生产率差异是决定企业是否参与出口的原因,且出口高参与度企业此关系更趋明显;(3)就所有样本企业而言,不存在"出口中学",但出口高参与度企业的单独检验显示存在此效应。本文认为,采用过去10～15年数据对中国企业的检验,除了已关注到的贸易方式、所有制等特殊问题外,企业特定贸易壁垒等因素也有待进一步考察。     

政府治理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边际

本文在考虑以环境成本和贪腐成本为代表的非期望产出情况下,核算了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结合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从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出口市场和出口价格4个维度研究了政府治理对中国企业出口边际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治理虽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却也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扩展边际,政府治理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带动更多体现在"量"而非"质"上;这一结论在考虑企业资本密集度、所有制属性和贸易方式后呈现出显著的差别化特征;政府治理能力和企业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纳入政企间的交互影响后,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并不存在。     

贸易摩擦与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基于山东省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将贸易摩擦纳入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研究企业在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发现山东省的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悖论1"是生产率越高的企业选择出口的概率越大,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小;"悖论2"是贸易摩擦强度越大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平均生产率越高。贸易摩擦使企业选择出口的概率下降,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上升,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悖论1"。     

产业集聚与中国企业出口:基于创新要素流动视角

本文运用扩展的异质性贸易模型,构建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机制,并以创新要素流动的视角重塑产业集聚溢出效应建立理论假说。基于2000—2008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计量验证,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产业集聚通过R&D资本流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并不凸显,而R&D人员流动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占总效应的90%。采用工具变量法和Heckman二元选择模型,解决联立方程和选择偏误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从创新要素流动的视角,企业生产率对扩展边际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而对集约边际不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调整地区产业专业化集聚和释放创新要素流动的制度结构,是提升质量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