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加剧了省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吗?——基于中心—外围视角的测算与经验分析

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和信贷效应加剧经济发展不平衡,但又会促使劳动力从中心城市向外围城市转移,起到缩小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两者的综合效应决定了房价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最终影响.本文基于2002-2012年中国23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鉴中心—外围模型基本思想并采用加权变异系数法测算各省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考察了高房价是否会加剧省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命题.结果显示,房价上涨不仅并未加剧省份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反而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现有不平衡问题,这一结果与公众的普遍预期并不一致.     

高铁开通与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基于中心—外围的分析视角

高速铁路的发展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核心因素之一。基于2003—2019年的面板数据,将城市是否开通高铁作为准自然实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高铁网络,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系统考察了高铁开通对长三角中心与外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加剧了长三角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结论依然保持不变。城市规模异质性研究表明,高铁开通加剧了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对大城市影响不明显;高铁网络中拥有度数中心度越高的地区,越有利于缩小其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影响机制表明,高铁开通加速了劳动力流动进而加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极化效应,且该机制对外围小城市的影响更为明显。同时,高铁开通降低了外围小城市的投资力度,进一步拉大了其与中心城市的发展差距。进一步研究表明,多中心、网络化的高铁网络有利于缓解因高铁开通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此外,高铁开通明显扩大了距离中心城市300-400公里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本研究为从多中心、网络化的中心—外围视角理解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为政府推...     

转型背景下“中心—外围”特征的演变机制与发展趋势——基于江苏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证分析

空间经济学的经典模型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因素会自发形成制造业中心——农业外围的模式,而当运输成本下降到一定水平后又会有所弱化。以江苏区域产业结构的变迁为例,将这一研究拓展到转型背景下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在计划体制下,由于价格剪刀差等因素的影响,经济体也会出现中心外围的特征。进入转型体制后,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心外围的特征还将得到维持甚至强化,并且在原来的基础上形成服务业中心。当要素成本上升到一定阶段导致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后,这种特征可能会演变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中心——普通制造业、农业外围的新模式。     

从“社会矿场”到“社会工厂”——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心—散点”结构

"中心—散点"结构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生产结构,它通常由一个技术型、研发型的核心企业和大量零散分布的边缘经济体共同组成。"中心—散点"结构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核心企业与边缘企业共同组成的外包模式,另一种则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平台—个人"模式。"中心—散点"结构的存在依赖于数字技术打造的"社会矿场",劳工可以利用数字工具在社会范围内获取海量资源。"中心—散点"结构的生产方式则是"社会工厂",劳工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将整个社会变为产品的制作和加工场所。由于"社会矿场"和"社会工厂"的存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企业的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了提高,但剥削性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在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下,"中心—散点"结构中的剥削程度出现了进一步的深化,一种基于"中心—散点"结构的跨国数字资本主义积累体系也开始出现。     

缩小我国国内“数字鸿沟”的对策分析

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较为落后地区之间,以及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群之间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缩小数字鸿沟,需要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大幅度提高公共机构、社区、农村地区的网络普及率,大力发展电子政务,积极发挥企业在缩小“数字鸿沟”上的作用,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开展信息经济的制度建设。     

镇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象：基于“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型视角——以乐清市为例

乐清市是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块状经济和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极大地推动了乐清市镇域经济的发展,也使镇域经济发展出现非均衡现象。以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以＂缪尔达尔—赫希曼＂模式为理论视角,探索、解释乐清市镇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现实表现,寻求县域经济发展由不均衡走向均衡的合适道路。     

中国边疆与中心区域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研究

中国边疆城市相对于中心区域城市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导致其落后的原因较为复杂。本文试图从地缘经济的角度分析其落后的原因,及其与中心区域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以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边缘模型来分析二者差异。结合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地缘环境给出边疆市经济发展的一些建议和展望。     

当代资本主义“数字—金融”复合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随着数字金融化与金融数字化的发展,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数字—金融”复合体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生的资本形态。在金融科技的加持下,“数字—金融”复合体基于大数据构建信用体系,利用数字化服务、智能化工具等进行资本运作,显著提升了货币资本集中的规模与流动效率。但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数字—金融”复合体的形成也强化了对大众的价值榨取和国际资本掠夺,加剧了垄断的形成。为此,应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阈下,深入考察这一新生资本形态对资本运行规律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重要影响。     

城市群一体化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了吗

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19大城市群20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了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群一体化不仅提高了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层次化水平,也促进了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城市群一体化通过分类选择效应促进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通过技术升级效应、区域分工效应促进外围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且外围城市主要依靠中心城市的带动而发展,其产业升级路径属于一种“依赖型”路径;城市群一体化的影响效应符合距离衰减规律,与中心城市的地理距离、制度距离和产业结构距离越大的外围城市受到的政策效应越小。     

克鲁格曼真的错了吗?-对《中心-外围模型的错误和再求解》的质疑

我们认为,《中心—外围模型的错误和再求解》一文的作者没有能认识到克鲁格曼CP模型所赖以存在的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模传统和技巧,从而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CP模型的错误质疑;作者采用角点均衡求解方法对CP模型进行再求解值得尝试,但这样处理的后果是使得克鲁格曼CP模型中所刻画的空间经济结构的演化机制变得模糊和不清晰。特别的,作者在很多方面没有能把握住CP模型的本意而产生的误解,以及套用现实情境来对理想化的模型进行吹毛求疵的批评,无论如何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尽管克鲁格曼CP模型确有不尽完善之处,但我们更应看到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贡献,从而沿着正确的方向去丰富和发展新经济地理学。     

基于组态视角的数字经济发展驱动模式研究

以中国31个省份为例,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剖析龙头企业、政策支持、产业结构、经济基础、人力资本和城镇化6个影响因素通过交互作用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归纳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模式,并分析不同因素之间的替代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单一因素不能构成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发展驱动模式可概括为龙头企业引领型、政府主导型、产业推动型、龙头企业引领下的产业推动型、政府主导下的龙头企业引领型、政府主导与龙头企业引领下的产业推动型6种驱动模式;在一定情形下,“经济基础”与“城镇化+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与“城镇化”“经济基础”与“产业结构+城镇化+人力资本”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研究结果为揭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驱动模式和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基于中心——外围模型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测算及其空间分解——兼论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来源及收敛性(1990-2012)

本文借鉴中心—外围模型的研究思想,采用加权变异系数法测算了地区发展不平衡并进行了空间分解,以确定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来源,而后采用差分GMM对其收敛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并非是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而是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内部的发展差异;地区发展不平衡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U型关系,说明在样本考察期内的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水平是趋于发散的。据此,本文提出解决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必须着眼于消除外围中小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的观点与政策主张。     

甘肃省现代服务业“三圈经济群”发展战略探析——基于中心城市集聚视角

通过对甘肃省现代服务业地区发展进行因子分析,得出14市州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综合排名,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将甘肃各市州现代服务业发展归为四类。最后,依据分析结果,结合中心城市集聚视角,将甘肃现代服务业发展构建形成"三圈经济群",分别为"兰白现代服务业经济群""天平现代服务业经济群""酒嘉现代服务业经济群"。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数字经济理论内涵构建中国省际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测度,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发展的分布动态、区域差异及来源,利用变异系数和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的σ收敛和β收敛特征.研究发现:2011—2018年,中国区域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稳步提升;4大板块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空间分布呈非均衡性和渐进演进态势,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除东北部外,全国和其他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且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和东北部具有较高的收敛速度;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存在趋同,但收敛速度不同步.     

“扩大区域差异”与“倒U假说”的比较研究

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与新古典学派在为什么会形成区域收入差异,以及如何缩小区域差异问题上,意见迥然不同。无论是实践还是后来的理论都证明,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导致“倒U假说”所认为的“先扩大,后缩小”结果的,也不可能达到“趋同假说”的“自我修正”的目标。要使区域收入差距缩小或“趋同”,只能靠“看得见的手”,靠政府的干预,靠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选择与实施。     

“走出去”—河北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改革2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一直以“引进来”为主，这种客观现实使得许多人在思想上逐渐形成了一个误区，认为对外开放就是单向地“引进来”。其实，对外开放从来都是双向的，既应“引进来”更应“走出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两方面。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有领导、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国有企业走出去。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又再次重申，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从湖北省来看，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也是全省“十五”计划的重要内容，是提高河北省对外开放水平的一个新的重大战略部署。     

数字经济发展与“双链”融合驱动模式转换

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施路径,现阶段我国亟须从产业链“拉动”创新链转变为创新链“推动”产业链的融合模式,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其提供了新的思路。选取2013—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分别构建衡量数字经济发展和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并建立相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数字经济是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的有效手段,并且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增强创新链“推力”,从而推动我国“双链”融合模式转变;分区域来看,数字经济增强东部地区创新链“推力”和中部地区产业链“拉力”,展现出良好的促进“双链”融合作用,但是在西部地区由于资源挤占问题会产生负面影响。研究有助于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厘清产业演进发展规律,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