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家视角的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转变分析

经过20多年市场经济的冲击,村庄的经济分化与社会分化加深,村庄的异质程度提高,需求偏好的差异性越来越大,使农民基于传统联系的合作能力受到损害,而基于现代联系的合作能力尚未形成,并且政府包办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损害了农民的合作能力,造成了村庄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政府失败。基于此,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在我国建立政府与村庄自治体和草根组织合作供给公共产品的方式,即政府提供多数或全部费用,村庄自主决定公共产品的内容,政府与村庄自治体合作提供全部村民需要的公共产品、与合作社及草根组织合作为部分村民提供更多元化的公共产品。     

西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治理二元机制设计——基于村民委员会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视角

不完善的社会治理法律、向下分化的农民阶层、发展滞后的社会组织与不畅的社会参与机制是西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严重阻碍,因此,未来西部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关键是优化其农村社会治理机制,重点在于完善农村社会组织法律法规、强化村民委员会社会治理能力、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治理功能和优化农民社会参与机制,最终构建以村民委员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载体的农村社会治理二元机制。     

村庄里的分化:熟人社会、富人在村与阶层怨恨——对东部地区农村阶层分化的若干理解

东部地区农村民营经济发达,农民阶层分化具有"村庄里的分化"、"高度分化"、"富人在村"和"上层农民规模大"等特点。与城市陌生人社会的分化不同,农民分化首先是"村庄里的分化",村庄熟人社会具有信息对称、互动在场和价值贡献三大特征,它们影响着农民对自身阶层的认知与定位。"高度分化"是对东部农村阶层分化本质属性的概括,说明下层农民与上层农民差距甚大。"富人在村"意味着上层农民要参与村庄的社会性竞争和公共资源分配。而"上层农民规模较大"则使得上层农民在村庄中能够产生规模效应,他们的价值标准上升为村庄的价值标准。这样,下层农民在与上层农民的价值比较中达不到上层农民引领的价值标准,由此产生生存性压力和对上层农民的怨恨情绪。上层农民则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竞选担任村干部,并总体性占有村庄优质资源,构成对下层农民的排斥和剥夺。东部地区农村出现阶层固化的迹象。     

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陕西袁家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推进村庄发展与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文章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乡村旅游业在袁家村迅猛发展,形成了规模宏大且超越村域范围的乡村旅游市场体系,深度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经济结构,极大强化了村庄与外界之间的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袁家村原本以传统农业为特征的共同体属性,村庄的群体成员结构、社会关系格局、社会交往行为、共享价值认同、利益分配原则等多个维度都出现深刻变化,由此催生了村庄市场共同体。正是村庄共同体属性的变化以及复杂多变的市场运作逻辑引发了治理基础的改变,使袁家村此类社区的治理不得不由侧重"内部社会秩序"转向"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内外兼顾的新格局,并不断进行治理创新以应对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从而保障袁家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将袁家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不仅能为旅游型村庄治理提供经验借鉴,还期望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研究贡献一些思考。     

社会转型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与乡村公共空间重塑的几点思路——以绍兴市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为例

村庄社会整合离不开在村落公共空间中发生的各种互动,文化礼堂建设的推进保证了村民强有力的社会互动与关联,村民在这种制度化活动中不断重复着传统社区行动,可强化村落社区的记忆强度和社会关联,加强村民之间的地域和村庄认同意识,使之达到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团结意识,从而推进形成一个新型村落共同体。     

以构建利益共同体推进农村社区治理

正当前,农村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民非农就业渠道增多,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农村原来以血缘地缘为关系纽带的熟人社会受到了严重冲击。在此现实背景下,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出,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对于创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提升农村公共服     

村庄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逻辑与进路——基于3个典型案例的研究

本文选取3个农民自组织作为研究案例,这3个农民自组织分属于治理现代化处于不同阶段的3个村庄,具体分析其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的现实逻辑。基于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分析指出,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逻辑沿着组织及其成员经济利益最大化、村庄治理权力和治理地位的获取、组织公共精神培育及村庄公共价值实现的路径推进。村庄应基于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逻辑及进路,采取选择性激励方法,激励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推进村庄治理现代化。     

资本下乡中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研究——基于一个典型案例的调查与思考

资本下乡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动力的同时,也对乡村治理体系提出挑战。本文通过一个典型案例调查,发现与农民有社会关联的资本下乡进展较为顺利,有助于促进资金、技术、人才和知识的回流,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但由于乡村治理能力弱化,拥有深厚社会基础的资本容易嵌入乡村治理结构内部,形成资本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使农民面临多重风险,不利于资本下乡和村庄发展的可持续性。为了有效发挥资本下乡振兴乡村的作用、实现资本和农民的合作与共赢,应从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民三个主体层面重塑乡村治理体系,构建资本下乡中农民权益保障机制。     

农民的生活伦理与公共精神及其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政策启示——基于5省20村的调查

本文利用5省20村的问卷调查数据,分别从农民的婚恋观、孝道观、生育观、成功评价标准和农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及行为选择等维度进行考察,数据显示了当前农民生活伦理的弱化和公共精神的缺失。而农民生活伦理弱化与公共精神缺失与农村的公共文化生活式微相关联。因此,新农村文化建设应加强以维持乡村社会伦理和培育农民公共精神为价值指向的公共文化建设。     

贫困治理视域下小农集体行动的现实需求、困境与培育

扶贫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扶贫开发的过程正是向贫困地区提供不同的公共产品,扶贫态势的新变化对贫困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培育小农集体行动能力有助于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提升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改善乡村治理结构,对新时期贫困治理有重要意义。尽管农村社会的巨大变迁以及长期由政府主导的扶贫体系促使农民集体行动能力不断弱化,但我国传统社会的经验和城乡要素的良性互动仍然为小农集体行动提供了可能。因此,各方主体应在扶贫过程中重视小农的集体行动,从制度建设和强化社区内生发展能力促进小农集体行动能力的培育。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研究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农民阶级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阶级实现了多元分化,形成当前的多阶层格局。农民阶层分化是形成合理社会结构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当前,中国农民阶层分化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双重境地。因此,需要通过加强农村教育培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优化城镇化建设、加速第三产业发展和破除制度性障碍以疏通农民的阶层分化渠道等政策措施助推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进程。     

宅基地确权的社会经济效应：基于全国50035个村庄的经验证据

研究目的：基于产权理论评估宅基地确权的社会经济效应，以期准确把握宅基地确权的现实价值，加快推进农村宅基地确权工作，释放制度红利。研究方法：理论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广义精确匹配法和回归分析法。研究结果：宅基地确权有助于保障农民居住权益、壮大村集体经济，充分彰显宅基地的社会价值，同时能够促进宅基地流转和经营性利用，释放宅基地的经济价值。具体而言，每100个村庄中，宅基地确权使存在应分未分农户的村庄下降2.8个，村集体获得宅基地增值收益的村庄增加3.8个，有宅基地流转的村庄增加4.9个，有宅基地经营性利用的村庄增加2个。区位条件对宅基地确权的社会效应无显著影响，但会弱化其经济效应。研究结论：宅基地确权是释放宅基地多重功能的前提和基础，未来各级政府还需强化对农村宅基地确权的宣传和支持力度，为有效落实户有所居、发挥集体经济优势、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提供制度保障。     

多元主体乡村治理中角色重塑问题探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然而,在"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并没有形成互动双赢的良性格局,乡镇政府的权力只是在形式上被弱化,实际上由于村委会的角色错位导致村民自治功能受到极大的抑制和削弱,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重塑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契机,有助于构建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社会组织参与和市场运作的网格化治理格局。     

村庄合作对乡村治理具有重要价值

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如何通过改革创新促进村庄之间的合作、化解村庄间的矛盾、减少村庄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乡村善治面临的主要难题。我国行政村的形成不仅有历史原因,更有地缘、人缘、血缘、宗族、文化、环境等各种因素。村庄之间虽然相距不远,但也存在不少"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村支书基本上是从本村选出,按照本村的规则来行事,难免会出现本位主义现象;个别村干部凭借家庭和宗派势力当选后,往往会对自己本族或一个"宗派"的人多加"照     

村庄特征对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研究——基于集体行动理论

本文在集体行动理论基础上建立理论框架解释村庄特征影响村民形成集体行动,进而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内在机制;利用CGSS村级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假说.研究表明,村庄规模显著负向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村庄密度显著正向影响村民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而基于宗族结构的传统社会关联影响并不显著.     

农民阶层分化及各阶层市民化困境研究——基于土地资源视角

在农村农民内部各阶层拥有土地情况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导致了农民阶层分化为不同的农业阶层.流转障碍使得分散在不同农业阶层间的土地资源难以向强势农业阶层转移,同时城镇以农民非农民化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使得非强势农业阶层掌握的土地资源被固化,从而限制了农民各阶层的市民化进程.     

一个移民村落的社会关联与合作行动研究

社会关联定义了一个村庄的性质和结构,对在其中开展生产,生活和娱乐活动的村民行为提供了现实的制度约束,深刻地影响了村民的行为选择.移民村落由于其历史形成的特殊性,因而具有独特的社会关联形态,从而在合作行为的展开和农民合作社的生成选择上也有其相应的特点.本文以西北地区的一个移民村落M村为例,分析了该村落社区记忆,经济分化的特点,研究M村社会关联与农民合作行动的关系,解释M村农民合作社的路径选择以及合作社发展陷入困境的原因.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的“涣散”及凝聚力提升

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当前作为治理主要主体的村民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上存在难以形成一致集体行动的“涣散”现象，表现为经常性缺席民主管理活动、对公共事务治理缺乏心理认同以及没有行之有效的组织保障。这主要是村民与集体之间利益联系弱、集体经济未能份额化到个人以及村民之间存在多个关系网络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提升村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凝聚力需要有政治力量作为组织行动保障、有完善的集体行动规则和程序制度、内部利益需要类型化和份额化以及规范村庄内部的关系网络等。     

农民合作社村庄整合的实践与反思——基于闽赣浙湘豫土地股份合作社案例的分析

在当前农村秩序失范的背景下,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村庄整合的重要功能。合作社的产生主要是出于推动农业产业化的经济目的,但成员共同利益和关系格局的形成促使内部整合的实现。在此基础上,合作社通过与村两委及基层政府、本村非社员村民和外村村民之间的博弈、互动进行外部整合。从村庄治理的角度而言,合作社村庄整合是构建村庄善治图景的有效路径。然而,由于合作社社会效应的外部性,村庄整合实践中还存在整合功能附属性、合作社地位弱势和实体经营不足等制约因素,需从多方入手完善合作社市场主体地位和促进合作社向综合主体的转型,以保障村庄整合的有序性及整合结果作为治理资源的效用发挥。     

村民自发合作：农村公共物品提供的第三条途径

本文主要依据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结合山东省邹平县张高村村民自发合作修路成功的典型案例,对村民自发合作提供小规模公共物品的行为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通过分析得出:在共同利益需求下,村庄的社会结构、社会资本对自发合作的发生起到基础性的作用;而在相同的村庄社会基础上,村庄精英则成为自发合作能否成功的关键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