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能否缓解农民工相对贫困——基于城市规模视角

本文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与相关宏观经济数据，运用Logit模型，考察了城市规模视角下数字经济规模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城市规模集聚效应下，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会显著减缓农民工相对贫困。一方面，借助城市规模集聚效应，城市数字经济规模扩大能有效提升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发挥减贫效应；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规模扩大在通过促进农民工非工资收入增长，发挥减贫效应的同时，也带来了区域数字鸿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红利更有助于缓解大城市拥有初中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和高数字素养农民工的相对贫困，并表现出明显的群体数字鸿沟。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就业创业“孵化器”作用，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还应积极引导并鼓励农民工通过学习不断提高互联网技能和数字经济素养。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微观抓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工资议价理论，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综合影响、细分差异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工资收入、福利保障、工作稳定性、工作强度等客观维度就业质量的积极影响更突出。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就业质量分位点的上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人力资本较高的农民工，数字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较低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更明显，呈现出数字经济的包容性特征。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重塑工作特征、促进机会公平进而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本文认为应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在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赋能。     

城市规模、人力资本积累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

本研究运用得分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分析了不同城市规模下人力资本积累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小城市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但是在大城市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而且,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对于中小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具有显著正影响。在运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后,本文运用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QTEs),分析了不同城市融入程度下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城市融入意愿不足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会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决定,而且在大城市这种影响要高于在中小城市。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在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后,如果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中小城市,采取多方人力资本投入机制,增强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     

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效率提升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基于城乡比较视角

缓解相对贫困是未来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尤以农户相对贫困为甚。本文基于分工理论,探讨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河南省2750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对农户相对贫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有利于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同时农机社会化服务采纳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劳动力配置效率和要素交易效率,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可见,构建农户相对贫困的长效治理机制,应充分调动农户参与分工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优化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扶持政策,激励农户由封闭化小农生产转向开放化现代经营,使其获得持续增收的动力,缓解农户相对贫困。     

人力资本、地缘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本文从成本收益分析视角探究人力资本、地缘特征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机理。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构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因素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江西省460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地缘特征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呈正向相关关系。增加人力资本积累越多、提升地缘特征的推拉力越具优势,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越强。应提升农民工、政府承担个人成本、社会成本的能力,从而建立合理分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摊机制。     

依靠教育还是依靠健康:两类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及分化效应

文章基于812份微观调查,对农民工教育和健康两类人力资本回报率进行了测算,并重点考察了这两类人力资本对不同类型农民工收入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1)在控制个体能力的前提下,农民工教育回报率约为2.3%;身体健康的农民工比不健康的高14.6%。(2)相对能力较低的农民工,教育对能力较高的农民工收入促进作用更大,但健康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更小。(3)相对低收入水平的农民工,收入水平高的农民工拥有更高教育回报率,但其健康回报率相对较低。上述结果证实,教育和健康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存在分化效应,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工,需要关注两类人力资本的相对重要性。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贫困减缓——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动态面板模型

文章利用新疆30个贫困县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检验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贫困减缓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新疆30个贫困县的金融发展总体上处于初级阶段,随着金融不断深化,其对贫困减缓会出现先制约后促进的效应;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会显著减缓贫困;但由于金融门槛效应和非均衡发展制约了人力资本投资,弱化了人力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减贫效应。因此,新疆要创新金融扶贫机制,同时加大贫困地区教育投入和职业培训,在此基础上发挥二者对贫困减缓的正向协同效应。     

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影响——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发展的影响已被广泛讨论，但少有研究从生命周期视角探讨留守经历与儿童长期发展的关系。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构建4个维度6个指标的多维测量框架，系统考察了儿童期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新生代农民工收入贫困率很低，但多维贫困率较高，健康和社会保障维度贫困是其陷入多维贫困的主要原因。(2)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状态和多维贫困指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3)留守经历对女性、“90后”、短期流入、省内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影响更大，父母双方均外出型比父母单方外出型留守经历的作用更明显。(4)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留守经历产生多维贫困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的显著负面作用。因此，有必要制定针对性政策提升农村留守儿童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减轻“拆分型”家庭模式对农村儿童长期发展的不利影响。     

乡村数字化何以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

中国已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亟待解决的难题。文章以乡村数字化发展为嵌入点,分析对多维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机理,结合实证方法剖析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影响效果、作用机制、差异表征与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乡村数字化可显著缓解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影响效应为-0.13。（2）乡村数字化可通过提升家庭非农就业水平和社会融入度减轻自身贫困程度,两者的中介效应分别为16%和24%。（3）在未接受政府补助、贫困程度较高以及从事非林业生产的家庭中,数字减贫能发挥较大功效。（4）我国各地区农村贫困程度存在显著的省际空间自相关,乡村数字化发展会缓解本省份和临近省份的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文章从促进就业和融入度两方面揭示数字减贫的内在机理,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乡村数字化减贫的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并从家庭是否进行林业生产活动等角度分析数字减贫的差异表征,丰富现有减贫研究方法与视角,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新思路。文章得出政策启示：培育农户新型职业,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广泛设立农村就业岗位,建设数字化社交平台,强调物质经济援助与激发自主能力并重;积极培育林区...     

数字经济、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效率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着重要意义。通过构建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文章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人力资本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效率有显著提升作用，与东北与西部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在东部与中部地区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在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效率关系之间存在正向的调节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全面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加快数字经济人才培育、加速缩小“数字鸿沟”、健全数字经济治理与监管体系，以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需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推进了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吗——来自黄河流域地级市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黄河流域10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借助熵权法和EBM-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厘清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绿色集约化影响理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非线性中介效应模型、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多维度实证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绿色集约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绿色集约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绿色集约化呈显著的正U型非线性影响,且当前黄河流域大部分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跨越促进农业绿色集约化发展的拐点,对这一结果进行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缓解农业资源错配三重非线性机制赋能农业绿色集约化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仅在黄河流域中游地区对农业绿色集约化有显著的正U型影响,对上游和下游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在高水平的农业绿色科技创新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周边地级市的农业绿色集约化存在倒U型的空间溢出效应;长期效...     

农业机械化选择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来自2014—2018年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我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如今进入相对贫困治理时期。本文在理论分析农业机械化选择与农户相对贫困关系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2018年3期面板数据,基于面板Logit随机效应模型、扩展回归模型(ERM)、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手段实证检验农业机械化选择的多维减贫效应。以传统农耕为参照组的研究结果显示:(1)部分机械化的减贫效应约为5.6%,全部机械化的减贫效应约为7.4%,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支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2)中介效应模型证实农业机械化会通过人力资本培育的中间路径缓解相对贫困,具体包括增加兼职经历、激励培训参与和提升健康水平;(3)依据不同机械获取方式而言,购买农机服务的机械化减贫效应更强,自购农机方式下机械化不存在减贫效应。本文有助于理解农业机械化减贫效应的理论机制,可为农业机械化进程中相对贫困治理工作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数字素养是农民工融入数字社会,提升就业质量,享受数字红利的关键。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问卷数据（CFPS）,考察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深入分析不同维度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技能学习类”数字素养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社交娱乐类”数字素养。（3）数字素养对新生代农民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更明显。（4）数字素养能够显著促进人岗匹配、维护和拓展社会资本,进而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应将数字素养纳入农民工职业能力培育体系、实现数字素养培育的群体适配性、规范数字就业平台以保障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进城农民工家庭永久性迁移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

基于推拉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进城农民工家庭永久性迁移意愿和行为的分析框架,利用2017年课题组在广东和湖北两地950户农民工家庭调查数据,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研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家庭永久性迁移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家庭永久性迁移具有促进作用,相比个人,家庭综合人力资本更显著;永久性迁移行为更依赖于家庭因素,处于子女抚养期的家庭做出永久性迁移的倾向更高,该作用机制在老一代农民工家庭更显著。随着城镇化率和人口密度的增大,农民工家庭永久性迁移的意愿和行为会弱化,但合理的住房支付能力反而起到强化作用。     

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基于生产资源优化配置视角

研究目的：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因果影响、作用机制及异质性,为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实证依据和有益启示。研究方法：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了多维相对贫困评价指标体系,通过BP神经网络赋权模型和双界限法测度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然后使用工具变量法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1）土地流转显著减轻了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且土地流出对5个子维度的相对贫困均存在稳健的减贫作用,而土地流入的减贫效应主要集中于家庭可行能力、发展机会、社会保险3个维度。（2）土地流转主要通过优化农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实现多维度的减贫效应。（3）土地流转对西部地区和农业产值较低县域的农户,以及家庭劳动力年龄较低和土地价值较低的农户的减贫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土地流转有助于提升相对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培育自我发展的长效机制,其福利效应可以缩小地区间和人群间差异。基于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统一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促进土地规范有序流转。     

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机制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减缓相对贫困的机制,提出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直接减缓相对贫困,以及通过促进居民就业创业、缓解信贷约束、互联网保险、储蓄效应等间接减缓相对贫困。     

教育人力资本、互联网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

本文基于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将职业选择划分为职业类型和就业身份两个指标,分析教育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途径。研究发现:第一,较高的教育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能力,这些职业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及商业和服务人员;第二,不同教育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身份影响存在差异,表现在初中教育程度对自营劳动者身份具有显著影响,高中学历对雇主身份的影响概率更大,而专科及以上学历则对受雇职业身份具有显著影响;第三,进一步探讨发现,互联网使用是教育人力资本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作用途径,即教育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互联网使用率来增加其选择更高层次职业的机会。     

医疗保障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测量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并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实证检验了医疗保障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医疗保障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该效应对于不同禀赋以及不同区域的家庭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暂时性贫困以及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可以通过医疗保障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但是对于慢性贫困和不贫困家庭以及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而言效果则并不显著。此外,医疗保障政策主要通过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等渠道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以上研究发现在稳健性检验和采用其他回归方法后依然成立。据此,本文认为,医疗保障是降低我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贫困家庭医保投入力度和政策保障。     

社会资本能否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基于生计策略转型视角

农村相对贫困的治理事关全国共同富裕目标能否如期实现。文章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2020年数据,使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方法测算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社会资本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2020年较2018年农户相对贫困发生率下降了1.13个百分点,务农型农户的相对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两类农户,分别提高了5.83个百分点、7.43个百分点;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多以暂时贫困为主,占比20.24%,远高于长期贫困的12.83%。（2）社会资本对缓解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具有正向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资本在农户生计策略转型中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尤其对务农型农户的缓解效果最为显著。（3）个人及家庭特征、村庄等因素对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脆弱性理论,文章结合农户生计风险及外部环境冲击,构建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分析框架,并采用基于预期贫困脆弱性方法识别农户相对贫困,按照不同生计策略进行分类,探索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     

公共服务满意度、城市归属感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基于福建省厦门、泉州两地的调查分析

本文基于2017年福建省厦门、泉州两地的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系统考察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明显的维度差异。从作用机制来看,城市归属感是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一个重要机制,并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