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分配的科学内涵、理论逻辑与时代价值

第三次分配作为新发展阶段下助力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需要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现实需要,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实现形式、价值功能、参与主体、作用领域,拓展其科学内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次分配。同时,要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发挥社会财富的本质功能、促进劳动人民各阶层的大团结和大联合的理论逻辑上理解中国第三次分配的价值基础、实践动因、目标指向,还要站在第三次分配助力重构新发展阶段经济秩序、分配秩序、社会秩序、道德秩序的高度上审视其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意义和时代价值。这样有助于全社会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行动形成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发挥其促进共同富裕作用的共识。     

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生成逻辑、作用机理及显著优势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不懈追求。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从生成逻辑上看,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对马克思主义财富观的继承、是对“先富后富”理论的有效衔接,并成为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力量。从作用机理上看,两者之间的内在耦合性表现在中国特色第三次在弥补分配不足中推动全民共富,在涵养向善文化中促进全面共富,在吸纳社会成员参与中助力共建共富,在不断促进社会公平中实现全程共富。从显著优势上看,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的主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是以人民为中心,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

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呈现出条理清晰的逻辑理路：立足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致力于解决新发展阶段贫富差距等新矛盾新问题，是其逻辑起点；以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为理论基石，丰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富裕思想，体现了其逻辑传承；从共同富裕“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办”三个方面展开架构，是其逻辑展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其逻辑主线。     

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

中国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不仅是新发展阶段的一个愿景,而且被确立为一个远景目标。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本文首先阐述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目标。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但不是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推进共同富裕不能采取激进的分配方式。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中国当前的发展基础,认为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面临发展水平不高、收入和财产差距过大、中等收入人群比重偏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高等一系列挑战。为实现共同富裕,一方面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速度。最后本文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路径的建议,应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方面着手,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     

中国式现代化下经济法第三次分配功能的法治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而经济法与其目标的高度一致性决定了经济法在共同富裕实现道路上的重要性。经济法在分配领域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分配功能的明晰化亦是法治关键。经济法不仅具有初次分配功能和再分配功能,还具有第三次分配功能,该功能的确定与落实更是当前经济法治建设与共同富裕目标同步推进的关键。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经济法在分配领域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通过分析我国经济法治建设发展过程中的第三次分配功能的体现,厘清第三次分配的经济法内涵,并通过健全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和市场规制法律制度进行第三次分配功能的顶层制度设计,以此充分落实和保障经济法的第三次分配功能,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在分别构建省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和涵盖富裕、共享维度的共同富裕指标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解决增长和分配问题显著推进了共同富裕,在考虑内生性与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中等共同富裕水平地区更为显著;且上述影响效应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扩大公共服务投入的机制来实现。进一步拓展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对临近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还会促进低收入家庭向中等收入家庭流动,进而有利于“扩中提低”的实现。上述结论对新发展阶段我国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新时代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逻辑建构

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应坚持历史逻辑、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制度逻辑和文化逻辑相统一。历史逻辑是“总逻辑”,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即：从“党史”中汲取共同富裕的政治经验;从“新中国史”中汲取共同富裕的制度经验;从“改革开放史”中汲取共同富裕的经济经验;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汲取共同富裕的文化经验。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深入探究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其他四重“子逻辑”,即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制度逻辑和文化逻辑。牢牢坚持以上逻辑的一体化推进,方能推动新时代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走深走实。     

从益贫式增长到共同富裕的逻辑建构与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益贫式增长机制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也是重要途径。在新发展阶段，需要深入研究从益贫式增长到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本文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分析了益贫式增长和共同富裕在目标、主体、内容和方式上的逻辑关系。并沿着“改革开放前-涓滴型增长-益贫式增长-共富型增长”这一历史线索，梳理了我国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结合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约束因素，从解决相对贫困、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在全体人民共建共享中实现物质精神共同富裕等角度提出了我国从益贫式增长转向共同富裕的现实逻辑。最后，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统筹全面均衡发展、以数字经济落实共建共享等视角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     

以“三新”发展观引领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当前的国内外实际而作出的论断、提出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三新”发展观,“三新”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践行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均具有重大作用,如以“三新”发展观引领共同富裕是遵循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年中形成的经济发展观、财富共享观和政治经济学创新的人民观等理论逻辑,这就决定了其实践必然能够助力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而且其也具有引领共同富裕的优势,如其具有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优势、新发展理念的思想引领优势和新发展格局的任务引领优势。基于此,应在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的基础上,提出实践方案：以新发展阶段的方位优势促进共同富裕;以新发展理念的思想引领优势促进共同富裕;以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任务优势促进共同富裕。     

金融赋能共同富裕：理论逻辑、经验事实与路径依赖

从金融赋能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角度揭示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内在理论关系,文章提出通过社会主义条件下金融功能属性发挥以及金融本源思想指引实现金融的正向分配效应,从而支持与促进共同富裕实现。根据金融赋能共同富裕的经验事实与浙江各地区的具体创新实践,启示经济高质量发展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先决条件,推进共同富裕要通过有效举措“藏富于民”才能熨平城乡差距与收入差距。按照金融赋能共同富裕的路径依赖,明确了坚持“党管金融”主基调是金融赋能共同富裕的基本行为准则,启示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金融赋能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中同样适用,并将起着主导作用。     

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若干理论问题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目标.当前我国提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同于过去的"先富带后富"策略,而是具有新的内涵:一是提出共同富裕发展要求的出发点不同,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不同,三是共同富裕目标所蕴含的物质内容不同,四是衡量共同富裕的标准不同.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不仅要构建收入分配的橄榄型格局,也要注重财产分配的合理化和相对均等化,还要注重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同步提升.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正确看待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区分主从关系、原生和衍生因素间的关系;要正确看待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确立政府在分配公平中的重要调节地位,在完善所有制结构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进一步促进公平分配.     

共同富裕目标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改革：基于广义国民收入的分析

在强调市场作用和政府再分配政策背景下,国民收入差距程度反映了一个社会分配制度的效率、公平与正义。从党的十三大首次提出“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到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以增进民生福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然而,仅仅采用传统货币收入指标很难准确衡量实际收入分配差距,也不可能据此衡量共同富裕。本文在系统厘清和评价公共服务与国民收入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构建广义国民收入理论分析框架,将基本公共服务纳入国民收入分配体系,赋予国民收入新的内涵;实证论证基本公共服务对广义国民收入的影响路径及其程度,以此证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差异是影响国民收入水平差异的直接因素;在分析现行财政体制难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向均等化收敛的基础上,聚焦对广义国民收入影响突出的义务教育和医疗卫生两大基本公共服务,突破现行事权划分和公共服务的财政供给制度限制,提出一套完整的制度性改革方案,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向均等收敛,缩小国民收入差距,客观评价共同富裕。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实现共同富裕的财税改革探析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体现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要求,是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统一体。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和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财税制度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托政治经济学视角系统梳理了财税体制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机制及现实难点,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未来推动共同富裕的财税体制改革路径,指出延续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优化税制结构,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纵深发展,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助力社会第三次分配,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分配公平,推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     

发挥社会力量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思考 ——基于"光彩事业"模式的视角

共同富裕,是全社会富裕、整体富裕、全面富裕,是差别富裕,是做大蛋糕基础上分好蛋糕."共同"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从手段而言,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中, 应发挥多方力量,通过多元协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具体而言,推进共同富裕的伟大事业,离不开政府、市场和社会各方的作用.第三次分配是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的补充和完善,对缩小社会差距、实现公平意义重大.这种补充和完善主要靠精神力量、社会风尚和道德原则实现, 需要发挥全社会的积极性.因此,社会组织的有效参与、充分参与,对驱动第三次分配落地生根,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构建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对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启示与意义

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产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制度保障,在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充分认识我国收入分配现状和制度演进规律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完善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发展现代普惠金融制度和推动包容性技术进步等机制,推动要素市场改革完善初次分配、财税金融制度改革等再分配措施,以及鼓励慈善事业发展第三次分配,来实现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发展阶段的目标,构建现代财税金融体制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重点方向在于:实现财税制度和金融制度的有机融合,充分发挥金融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优化税制结构、健全直接税体系,并通过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等方式促进机会公平.     

共同富裕视阈下协调配套的分配制度体系——思想渊源、演进历程与实践进路

本文基于历史时序视角，系统回顾了协调配套的分配制度体系的思想渊源，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思想和分配制度的演化过程，并提出了新时代协调配套的分配制度体系构建的逻辑路径。分配思想经历了从马克思“按劳分配”原则、“市场配置资源”学说的萌芽初生阶段，到结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公平正义”观、邓小平“有效分配”理念的继承发展阶段，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分配思想的全面创新发展阶段。分配制度经历了由劳动要素为主的收入分配制度向完善全要素收入分配制度迈进,以及由单一结构的收入分配制度向多元结构的收入分配制度迈进的双线演进历程。构建协调配套的分配制度体系应把握资金配比和注重功能互补两大协调配套，同时需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高质量发展中完善各次分配内部的功能机制，实现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三轮驱动、协同发力，促进共同富裕。     

数字经济、凯恩斯“世纪预言”与共同富裕

凯恩斯在1928年的演讲中预言百年内后辈将摆脱“经济问题”的困扰。在预言中凯恩斯将未来的美好前景寄托于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的同时忽视了分配问题。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背景下形成的数字经济方兴未艾、影响持续深化。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共同富裕思想的辨析,数字经济本身并不能扮演“经济问题”的终结者,无法自发促成共同富裕的实现。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发展应坚持更有效率与更加公平相统一的基本原则。为此应强调发挥更加“有为”的“无形之手”的调控作用;应引导和鼓励数字经济助力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坚持“做大蛋糕”;应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形态下初次分配的合法性、正义性与公平性;积极建立和完善数据要素市场,规范和引导互联网资本健康发展;发挥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在再分配中的积极作用“,分好蛋糕”。     

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在“富裕”上要求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在“共同”上蕴含着全民性和共享性。新时代共同富裕行动凸显了生产与分配、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体现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共同作用。乡村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乡村振兴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具有关键性作用。从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关系矩阵来看,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价值导向和长远目标,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又统一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中。共同富裕目标下的乡村振兴需要解决好内生性、外援性、保障性三个基本问题。     

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促进共同富裕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支撑的理论优势、发挥好党的领导的独特优势、彰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越性的显著优势和凸显市场经济效能的实践优势。应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治理体系，坚持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更好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统一，加快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构建高水平的市场经济新体制，建立凸显共同富裕导向的市场制度新体系，完善三次分配共促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契机加快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形成各类市场主体促进共同富裕的合力，加快凝聚各类市场主体促进共同富裕的共识，拓宽和创新公有制企业促进共同富裕的渠道和路径，充分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     

共同富裕与四次分配：国际比较及其启示（下）

<正>三次分配“三次分配”这个概念是由中国学者厉以宁教授最早提出的。1991年,在“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厉教授使用了“影响收入分配的第三种力量—道德力量”这种提法。（1）次年,他在《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第三次分配”概念,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上都存在三次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