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偏好与股票市场反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中国文化中的数字偏好为出发点,考察股票代码尾数为“8”和“4”对股票交易量以及股价涨跌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在选择股票代码时受到数字偏好的影响,股票代码尾数为4的公司数明显小于尾数为8的公司数;股票代码尾数为8对股票交易量的影响是正面的,反映出对数字8的偏好对股票交易量的影响是显著的;股票代码尾数为8能引起股价的上涨,表明中国文化中数字8的偏好对股价涨跌影响显著。     

数字偏好与股票市场反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中国文化中的数字偏好为出发点,考察股票代码尾数为8和4对股票交易量以及股价涨跌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在选择股票代码时受到数字偏好的影响,股票代码尾数为4的公司数明显小于尾数为8的公司数;股票代码尾数为8对股票交易量的影响是正面的,反映出对数字8的偏好对股票交易量的影响是显著的;股票代码尾数为8能引起股价的上涨,表明中国文化中数字8的偏好对股价涨跌影响显著。     

数字通用技术应用与城市就业——来自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移动互联网发展对城市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发展显著促进了城市就业增长,这一关系经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但在不同区域、城市、产业以及就业类型中表现出异质性。非线性影响分析表明,当前中国移动互联网与宽带互联网在促进就业方面正在进行新旧动能交接。移动互联网对城市就业的边际递增影响呈现明显的门槛特征,说明该效应受到“梅特卡夫定律”支配。宽带互联网接入、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特征会制约移动互联网就业效应的发挥,反映其受到技术路径依赖及经济环境的影响。研究结果为数字通用技术对就业的影响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为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推动移动互联网发展以实现更充分的就业提供启示。     

数字金融是否推动了企业去杠杆——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的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迅速壮大.将2011—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数据与北京大学2011—2018年城市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匹配,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数字金融对民营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基于企业异质性特征展开分析,并利用调节效应模型讨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否具有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会显著抑制民营企业杠杆率,有效防范企业债务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大型民企的去杠杆弹性更大,并且在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中,数字金融对企业去杠杆的促进作用更强,即随着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数字金融对企业杠杆率的抑制作用减弱.上述研究为数字金融的发展及民营企业的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     

内部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对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年至2008年数据的分析,检验了高质量的内部审计质量与低水平的盈余管理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内部审计质量与盈余管理抑制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从而为公司治理对财务报告的重要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与企业融资约束——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认识和利用数字金融以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立足数字金融视角,通过理论分析并采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验证数字金融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减轻企业的融资困境,为企业提供更多样化的融资渠道,这一结论在控制稳健性之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可能存在的两条中介传导路径,一是数字金融微观上通过降低融资费用缓解企业融资困境,二是宏观上通过促进要素市场发育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缓解效应在沿海地区和制造行业更加显著。一系列研究结论能丰富现有研究数字金融与企业融资困境的文献,为后续优化金融政策导向进而发挥自由市场竞争优势、多样化融资渠道提供参考。     

企业家精神、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来自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选取2001—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的衡量指标,考察产业政策嵌入对企业家精神作用于企业绩效传导路径的影响,同时运用投资机会敏感性模型进一步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能够从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两方面显著提升企业绩效,企业家的创新创业精神越高,企业博弈能力越强;在产业政策的调节作用下,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外部冲击性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非省会城市的企业受产业政策影响后绩效提升效果更佳,企业所在地的政府干预程度越弱,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作用越明显;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影响逐年减弱。     

暂时性盈利、风险与市盈率——来自中国A股的证据

本文首先考察了中国A股公司市盈率的截面和时间序列的变动行为,并探讨了市盈率与暂时性盈利、风险之间的关系,发现市盈率存在显著的均值回归现象,在长期中市盈率存在着收敛趋势,而这种趋势可以部分地由暂时性盈利的存在来解释。其次,本文发现与CAPM-β相比,Fama-French(1992)模型中的规模、账面/市价比率能更好地解释中国A股市盈率的截面变动。     

贸易结构与就业结构:基于中国工业部门的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贸易结构不断变动,对就业水平和就业结构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系统研究了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结构变动的就业效应:首先建立了一个简明的理论框架,探讨贸易结构变动对就业结构的影响;然后运用投入产出法和偏差分解法对我国1993～2007年工业制成品贸易结构变化的就业效应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内偏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结构变动不利于就业,并导致我国的就业结构偏向熟练劳动。     

数字经济发展的就业效应——基于三次产业的异质性分析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推动就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时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产业数字化过程中,三次产业的特性及其与数字经济发展的适配度决定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就业决策和就业流向。本文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抑制了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促进了劳动力从事包括第二、三产业在内的非农工作。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对第二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制造业,而对第三产业就业的促进作用同时体现在传统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2)第二产业数字化具有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特征,倾向于吸纳高技能劳动力;(3)第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发挥降门槛和稳就业的关键性作用,能够同时吸纳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进入;(4)数字经济发展主要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以及年轻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拓展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赋能农户增收,且有助于提升非农就业质量。因此,持续深挖数字就业红利,对于新时期促进就业增长、保障就业质量、优化就业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贸易崩溃、出口多样化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构建一个多产品多市场的理论模型,本文重点研究出口多样化对企业盈利和生产率的影响,并借助2009年全球贸易崩溃这一自然实验对理论模型的推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贸易崩溃期间,进口国需求萎缩会降低中国上市出口公司的盈利和生产率,而出口目的国和出口产品种类较多的企业的盈利和生产率降幅较小。这意味着,提升企业的出口多样化水平,有利于降低负向需求冲击对出口企业绩效的不利影响。     

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会计稳健性——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高级管理层激励主要有两种形式: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两种激励模式按照现有理论会对会计稳健性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以盈余—股价模型为会计稳健性的计量方法以2007年至2009年全部A股公司为样本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高管人员薪酬和持股比例均提高了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高管激励达到了利益趋同的目的,同时还对独立董事持股和薪酬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进行了检验,发现独立董事持股和薪酬均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稳健性,说明独立董事和上市公司出现了利益背离。     

物流业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关系的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对物流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检验。从董事会特征（董事会独立性和两职兼任）和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两个方面展开研究。经理论分析结合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物流业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两职兼任的公司,这种积极影响越大;董事会独立性越高,股权集中度越高,则会对CSR与企业绩效之间产生负向调节作用;股权制衡度的高低则对CSR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无明显影响。     

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市场反应——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本文以新旧会计准则过渡期为背景,以长期资产减值转回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投资者对制造业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市场反应,研究发现:就整体而言,投资者无法判断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是盈余管理还是未来价值的增加;但就大额样本而言,投资者则认为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是由于盈余管理。     

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市场反应——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本文以新旧会计准则过渡期为背景,以长期资产减值转回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投资者对制造业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市场反应,研究发现：就整体而言,投资者无法判断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是盈余管理还是未来价值的增加;但就大额样本而言,投资者则认为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是由于盈余管理。     

企业特征与董事责任保险需求——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1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公司的数据为样本,从企业规模、最终控制人类型、是否海外上市等方面研究企业特征对董事责任保险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规模及股权结构的国际化对董事责任保险需求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企业的盈利能力、是否国有控股等特征对董事责任保险需求没有显著的影响。     

省域数字经济环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通过收集整理不同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指标,发现不同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巨大差异。用LP法测度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了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如何通过协调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来有效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各省区市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存在不平衡情况,其中东北地区更需要政府加大对数字产业化建设的扶持力度,东部沿海地区数字产业化产出水平明显优于内陆地区。第二,资本密集型企业更有潜力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第三,通过增加数字信息技术产业就业人口可以有效提高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会计稳健陛——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高级管理层激励主要有两种形式：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两种激励模式按照现有理论会对会计稳健性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以盈余一股价模型为会计稳健性的计量方法以2007年至2009年全部A股公司为样本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高管人员薪酬和持股比例均提高了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高管激励达到了利益趋同的目的,同时还对独立董事持股和薪酬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进行了检验,发现独立董事持股和薪酬均降低了上市公司的稳健性,说明独立董事和上市公司出现了利益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