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居民完全金融排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笔者基于我国贫困地区10个县1682个样本使用金融服务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完全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居民就业、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完全金融排斥有重要的影响,其他的影响因素还有区域、年龄、房产权和家庭规模。研究结果还表明性别、婚姻、健康、民族、社会阶层对完全金融排斥的影响不明显。本文认为贫困地区居民金融排斥问题的解决需要有关方面采取措施提高居民的收入、改善金融服务的结构、提高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增加贫困地区居民家庭财产的累积。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推动乡村振兴是二十大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用分位回归方法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家庭财富,有助于缩小家庭财富差距。随着家庭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不同财富家庭总资产的正向影响由大到小。由于不同财富家庭的负债结构差异较大,随着财富由低到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净资产的影响则由小到大。夏普里值分解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财富差距的贡献度近三分之一。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低收入家庭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的正向作用更强,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特别是低财富家庭的创业行为,而创业对于最低财富组家庭资产的正向刺激作用最强;受流动性约束可能性越大的低财富家庭,越能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获益。因而进一步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农村家庭财富差距。本文的研究说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探索农民致富路径和推进乡村振兴有积极作用。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1978—2008年我国时间序列数据和省级面板数据,文章利用ADF检验、Johanson协整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检验后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则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文章在分地区分析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的地域差异时发现金融发展规模仅仅在东部地区表现出同城乡收入显著的正向关系;金融效率的提高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但这一作用随着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降低而降低。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生活压力与幸福感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较为显著正向影响.与高收入(中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男性、高教育水平)群体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低收入(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女性、低教育水平)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相对更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生活压力(体现在经济压力和制度排斥压力方面)的路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居民幸福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普惠体系.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问题:金融服务覆盖不均衡,结构性排斥有待全面化解;民间借贷与信用借贷并存,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有待根除;输血型借贷主导而造血型借贷不足,金融供给侧导向有待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存在短板,普惠金融服务可得性有待增强;吸储多于放贷,逆向资金流动有待扭转;普惠金融目标群体意识不强,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有待健全。破解这些难题需要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一是突出重点群体,提高普惠金融的精准度。二是突出基础性建设,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三是突出金融创新,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辐射度。四是突出政策导向,构建有效的普惠金融激励机制。五是突出金融知识教育,提高广大受众的主动意识。六是突出风险防控,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     

金融可得性与农村家庭创业 ——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CHARLS调查数据中806个农户样本对金融可得性与农户创业选择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农村家庭的创业选择行为与其家庭金融资源可得性、拥有的资产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对我国的农村家庭而言,金融约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非农领域的创业活动,提高家庭金融可得性对于提高创业概率有显著的正向边际效应。此外,农村社区层面金融资源可得性对于社区内部家庭创业水平也存在重要影响。因此,未来促进农村地区家庭创业水平提高的政策重点是进一步降低农村金融准入门槛,增加乡镇尤其是农村社区层面的正规金融供给。     

我国金融排斥程度研究——基于金融排斥指数的构建与测算

金融排斥问题是当前世界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要解决金融排斥问题首先必须对金融排斥的程度进行科学测算。文章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构建了金融排斥指数的测度模型,确定了衡量金融排斥程度的金融服务的深度、金融服务的可得度、金融服务的使用度、金融服务的可负担度等四个维度和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省际数据和确定的金融排斥指数测度模型,对我国各省份的金融排斥程度进行了具体测度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区金融排斥程度普遍较重而且存在巨大差异。     

金融排斥对中国县域经济影响研究:实现路径与动态特征

文章基于2006-2010年2 578个县(市)的大样本数据,从区域角度对我国金融排斥状况进行了全景式考察,分析了金融排斥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效应及实现路径.研究发现:(1)东部地区金融排斥呈下降趋势,中西部则呈上升趋势,金融资源使用效用性的非均衡发展是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2)金融排斥对县域经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金融排斥并非随当地经济增长而必然减少;(3)我国金融排斥逐渐呈现出由"设施缺乏指向"转为"机制缺乏指向"、由"个体特征指向"转为"区域禀赋指向"以及农业产业链前端受金融排斥加重三大特征.文章不仅提供了来自大样本的"中国证据",而且为决策部门综合动态把握金融排斥情况,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可靠参考.     

家庭风险态度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

本文首次研究了家庭风险态度对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会提高家庭风险厌恶程度;而家庭风险态度对房地产财富效应产生了显著影响,住房财富对消费的影响随着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大而减弱,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显著削弱了正向的房地产财富效应.这一结论可以为房地产财富效应与微观主体行为特征间的关系研究提供更多依据,并且预示着提高各项政策的持续性以降低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可以有效提升房地产正向财富效应,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影响.     

金融发展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1990—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 GMM）对金融发展与二氧化碳（ CO2）排放关系进行经验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人均CO2排放的整体影响并不显著,而这是不同发展特征的省市产生不同作用互相抵消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均会影响金融发展对CO2排放的作用,收入水平由低到中的提升会强化正向影响,达到高收入水平则会变为负向影响;随着经济开放度提升,金融发展会降低CO2排放。     

金融借贷的伪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增长:城乡与区域差异

金融借贷不仅能通过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刺激消费,而且通过心理预期的伪财富效应也能影响消费。研究在对金融借贷的伪财富效应进行量化的基础上,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考察金融借贷伪财富效应对消费影响的城乡和区域差异。研究表明,金融借贷产生的伪财富效应显著增加了居民消费,但农村居民借贷伪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相较于城市居民更明显,中部和西部区域伪财富效应的影响也相较于东部地区更为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城乡和不同区域的居民借贷可得性及成本差异造成。进一步区分正规金融渠道和非正规金融渠道伪财富效应进行检验,发现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正规金融发展、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地级市层面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

在理论剖析正规金融发展、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基础上,基于2000—2013年中国22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别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和OLS回归方法对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正规金融发展和非正规金融发展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就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等也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在不同的分位点,正规金融发展、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而就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等的影响未发生变化。     

普惠金融下居民金融服务参与度及满足感的影响因素

居民年龄、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与金融普惠度显著正相关,金融普惠度、居民金融服务参与度和家庭金融需求满足感在不同性别以及地域层次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我国应扩大金融服务的地域广度,在充分发展大城市等发达区域经济的同时,重点扶持不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发展.还应当考虑到我国居民不同层次的文化水平及收入水平,在设计金融服务与产品时,也要把文化水平不高以及收入较低的人群纳入到考虑范围.此外,在金融服务的硬件设施到位后,要鼓励居民积极享受金融服务带来的便利,以此提高居民家庭金融需求的满足感.     

数字金融能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2011～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系统矩估计(SYS-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推动技术进步从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存在差异,就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力度而言,使用深度最强,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并且,数字金融对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也存在差异,东、中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创新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在数字金融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中介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将为提升经济质量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城乡金融发展会通过影响城乡居民收入、消费预期、降低流动性约束和城乡金融中介成本等来间接作用于城乡居民消费。在控制城乡收入差距、人口负担比、居民人均医疗支出、居民人均教育支出、通货膨胀率、利息率等的前提下,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化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显著正相关。要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仅需要有效破解城乡金融发展的非均衡化,还需要加快城乡经济的发展,强化社会保障工作,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建立VAR计量模型,通过1978—2009年间经济数据考察了金融发展的规模、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金融发展的效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城乡的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则会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间差距;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只存在单向的长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无相互作用。     

财政赤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本文在概括性描述我国金融发展的典型事实并重新构造度量指标的基础上,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我国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证实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对我国金融发展有显著的作用,其中财政赤字对经济货币化指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重新构造的金融相关比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以股票资产交易额衡量的资本市场发展指标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而金融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显著,政府的扩张性支出行为驱动的金融发展即通过提高资本积累而不是资本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的可持续性是不容乐观的。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和创新公共融资模式。     

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人均收入、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

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是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而金融发展作为消费环境的重要内容对居民消费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及人均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作用机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总体上显著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机制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通过人均收入的正向促进作用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且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在金融发展促进居民消费的作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金融发展通过减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提高了居民消费，该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的消费促进作用表现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而东部地区的中介效应最小；且人均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在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中更为明显。     

县域金融发展、财政支出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分层差异研究

基于中国西部地区11省814个县的数据,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就金融发展、政府财政支出、城镇化等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分层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县域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能显著降低收入差距,财政支出的增加会扩大收入差距,但各因素的影响效果存在明显的分层差异。因此,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需要高度重视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差异化金融与财政配合政策,以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进程。     

金融知识、财富积累和家庭资产结构

本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知识通过优化家庭资产组合显著促进了家庭财富积累,这表现为具有较高金融知识水平的家庭会将资产更多地配置到金融资产上,尤其是风险金融资产上;同时会降低其在非金融资产上的配置,但会提高生产经营性资产的配置.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低资产家庭财富积累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农村地区、高年龄组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积累的边际影响更大.此外,基于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4和2015年最新季度数据的分析发现,金融知识会显著促进家庭财富增长,这进一步证实了金融知识对财富积累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