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型中小企业信任协调机制博弈分析——基于协同创新视角

信任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本文分析了影响合作主体之间信任的因素,在KMRW声誉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第三方信任监督机构,从参与主体不同理性角度出发进行多阶段的动态博弈。研究发现:科技型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想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须与合作方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可以利用第三方信任监督机构规范参与主体的行为,弥补因信息缺失带来的风险。最后,建议从企业内因、环境外因、信息、信誉四个方面来完善参与主体的信任机制,促使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与合作方保持长期合作信任关系。     

组态视角下智能制造商业模式影响因素探究——产品主导还是服务主导

智能制造企业数字化与服务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商业模式选择困难、价值难以实现等难题，分析智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的前因组态及其绩效极为迫切。本文从数字化、服务化角度讨论智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的概念内涵，按服务化程度将智能制造企业商业模式划分成产品主导型、服务主导型两类。通过遴选智能制造企业名录与A股制造企业进行匹配获得312个样本，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检验形成两类商业模式的前因组态，并通过OLS分析不同组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形成高产品主导型商业模式的组态包括基础设施驱动型（两种）、基础设施与组织能力协同驱动型、数字化驱动型四种，形成高服务主导型商业模式的组态包括组织能力驱动型、战略与组织能力协同驱动型、高行业集中度下基础设施驱动型三种；在高产品主导型商业模式的前因组态中，数字化驱动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在高服务主导型商业模式的前因组态中，战略与组织能力协同驱动型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     

参股企业治理组态效应对混改国企绩效的影响——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

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着引入何种非国有参股企业才能与国企达成“融合共生，价值共创”的难题，学术界将其总结概括为“和谁混”问题。基于组态思维视角，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以参股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27家非国有上市企业为例，研究其治理组态效应对于混改国企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存在“高股权集中度下独立董事监督—CEO推进型”“高股权集中度下行业协同型”以及“高股权集中度下董事派遣型”三种导致高绩效的类型；而非高绩效存在四条组态路径，归纳为两种导致非高绩效的类型，分别为“低行业相关度—独立董事弱化型”和“低股权集中度下高CEO权力型”。     

营商环境视角下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论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2015—2017年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科技型中小上市企业为样本，对比研究了政治关联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不同营商环境下该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科技型中小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相较于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意愿更高，且政治关联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且，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政务环境的优化，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减弱。研究基于我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现实情境，为政治关联、营商环境和企业创新的内在关系提供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也为我国构建亲清型政商关系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支持。     

科技型企业高管团队学习导向与创新绩效：行为整合的中介与冲突规范的调节

按照观念-行为-效果的研究路径,探讨科技型企业高管团队学习导向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实证检验行为整合的中介作用与冲突规范的调节作用。通过对69个科技型企业高管团队的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发现,学习导向对科技型企业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及创新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行为整合在学习导向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认知冲突规范和情感冲突规范在学习导向与行为整合的关系之间均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利益冲突规范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数据检验的支持。建议科技型企业提升创新绩效应建设高管团队学习文化,加强对学习观念的一致认同;建立知行合一学习机制,促进高管团队形成新知识和新能力;健全高管团队内部冲突管理,培育形成良好学习氛围。     

党组织参与治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加强企业党组建设是当前公司治理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文章以2013-2020年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党组织参与董事会、高管层治理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规制负向调节两者之间关系；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性。研究提出如下管理启示：健全党组织建设，提高领导层政策执行力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完善党组织参与治理机制，引导企业树立绿色创新价值观，降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委托代理风险；正视党组织参与治理局限性，发挥党组织嵌入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治理效应。     

顾客价值主张对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顾客参与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服务主导逻辑,探讨顾客价值主张对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顾客参与的中介效应,以明晰顾客价值主张影响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利用236份样本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顾客价值主张的四个维度（经济型、功能型、情感型和符号型）均对服务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功能型价值主张是顾客价值主张中最重要的部分;顾客价值主张对顾客参与的两个维度信息提供和共同生产均有正向影响;顾客参与在顾客价值主张对服务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顾客参与、顾客类型和新产品开发绩效:一项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出顾客参与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的框架模型,对我国制造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以验证假设。结果表明:顾客参与对新产品开发创新绩效、时间绩效、竞争绩效和财务绩效有显著积极影响且受到顾客类型的调节。顾客参与可以通过新产品开发创新绩效和时间绩效的部分中介效应对竞争绩效产生积极影响,通过新产品开发创新绩效的部分中介效应对财务绩效产生积极影响。新产品开发时间绩效在顾客参与影响财务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可以通过开展顾客互动、培育文化氛围、加强研发机构建设、优化创新平台布局及共享科技资源等手段强化基于顾客参与的企业新产品开发活动,注重满足领先顾客的参与需求,以最终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     

科技型企业协同创新模式与创新绩效——基于政府制度调节作用的实证研究

协同创新已成为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基于相关文献,本文整合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研究框架,分析了战略协同、组织协同和技术协同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财政投入、税收优惠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协同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中的调节作用。通过对108家科技型企业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回归法发现:战略协同、组织协同和技术协同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组织协同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因此,政府应强化知识产权的立法和执法,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同时,科技型企业应加强与关联各方的协同,明确利益分配机制及合作方式,通过资源互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中治理机制对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中治理机制已经受到产品创新文献的关注,然而相关研究无法对治理机制与创新绩效关系提供一致性的解释.本文探讨在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中,制造企业对外部供应商的治理如何影响其创新绩效.构建概念模型并提出理论假设,检验权威治理、契约治理和规范治理这三种治理机制以及规范治理对权威治理和契约治理的交互作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通过对388家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检验研究假设.实证结果表明,权威治理和契约治理对创新绩效呈现倒U型的相关关系,规范治理增强契约治理对创新绩效的作用.研究结论分析实证结果背后的理论意义和管理启示,帮助制造企业更好地管理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实践.     

科技型中小企业财务冗余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新,需要大量的企业资源的支持,财务冗余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财务冗余是企业冗余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财务冗余这一新的视角分析冗余资源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绩效的影影响,研究发现在科技型中小企业特有的结构中财务冗余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可以作为缓冲剂降低企业在不确定风险下的损失,另一方面可以为企业创新提供资金保障,维持企业较高绩效水平平。     

关系强度、知识转移与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

已有研究显示,中小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关系嵌入程度会影响其创新绩效。本文基于知识基础理论和网络嵌入理论,构建网络关系嵌入特征核心维度关系强度、知识(隐性和显性)转移和中小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理论模型,并以282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发现,关系强度对创新网络中的隐性知识转移具有正向影响,对显性知识转移具有负向影响;关系强度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路径,但关系强度通过促进合作网络中的隐性知识转移进而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管理启示:中小企业应该与网络伙伴构建强弱紧密程度不同的差序格局关系,以获取不同的知识资源,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     

企业选择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前因组态及绩效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作为一个复杂因果问题在诸多因素的联合作用下，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重要影响。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8～2020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揭示我国企业选择跨国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前因组态，并基于组态视角分析不同并购类型下的经营绩效问题。研究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呈现“殊途同归”的特点；企业所有制、大型对外直接投资经验、企业生产率、文化距离、东道国制度环境及增长机会均不是企业选择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必要性条件；我国企业选择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的组态路径有七条，根据其特征被分类为高生产率主导型、机会追赶型、经验驱动型、外部环境引领型与资源追求型五种；运用财务指标法计算不同并购类型的绩效改善率，并基于组态和样本特征分析各并购类型的绩效问题。     

津冀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对比研究

本文对河北省和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来源、学习模式和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仅靠购买或仅靠独立自主研发两种技术获取方式，均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技术来源与学习模式相适应的企业创新绩效比均值高。津冀两地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存在差距，说明地域对技术来源及研发力量有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绩效。     

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组态对创新企业绩效的影响

在纷繁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商业模式变革与技术创新已成为企业绩效提升的关键因素。以新三板创新层企业为样本,从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两个层面综合考虑,利用QCA方法与组态思维探讨技术创新以及商业模式的条件组合对创新企业绩效的复杂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若干组态都可能对绩效产生相同的效果,并且影响创新企业绩效的条件因素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其中:价值创造主导型、投入与人员结合型、技术与模式联动型三种组合导致了高企业绩效;非高企业绩效存在四条差异化路径,与高绩效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本研究结论可为创新企业改善绩效、避开绩效误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管理层过度自信对集群企业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

近年来,关于管理层过度自信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本文重点研究管理层过度自信、多重网络嵌入与集群企业协同创新绩效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基于312份集群企业调查问卷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对集群企业协同创新绩效存在复杂影响机制,过度估计和过高定位负向影响协同创新绩效;过度估计通过关系嵌入和知识嵌入影响协同创新绩效,过高定位则通过结构嵌入和知识嵌入影响协同创新绩效;企业动态能力负向调节关系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的关系,正向调节结构嵌入和知识嵌入与协同创新绩效的关系。因此,在设计集群企业协同创新机制时,应充分考虑管理层过度自信的非理性影响,引入过度自信评估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提升管理层在协同创新网络中的位置和动态能力建设,从而制约管理层过度自信的潜在风险。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行为因素研究

企业的创新活动总会体现在一定的举措和行为中.在对1162家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调查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在实证上研究了企业创新绩效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R＆D投入水平、技术开发机构完善程度以及营销能力的强弱是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绩效最重要的行为要素.     

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来自“排污权交易”的微观证据

充分发挥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的作用，激发企业主体自主减排潜力，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健全国家环境治理体系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改革的制度解析为基础，从价值链的新视角讨论市场型环境规制下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机制，在理论上提出微观主体向下游延展的服务优化效应与向上游攀升的创新激励效应。在经验研究方面，将中国企业污染数据库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匹配获得微观样本，运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检验了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路径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在发挥二氧化硫减排作用的基础上，推动了制造企业以延展价值链为导向的服务转型，表现为创造嵌入式服务和挤出混入式服务的优化效应，但没能倒逼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意味着市场型环境规制下制造企业并没有选择创新升级；排污权交易通过提高客户集中度和固定资产投入，降低流动资产及营销支出，达到制造企业服务优化的效果；面对市场型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制造企业没有增加研发投资，而是优先实施末端污染治理实现减排目标。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环境治理协同机制、助力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分析师预测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分析师预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分析师预测对企业创新产出有促进作用，对企业创新质量有抑制作用，进而使分析师预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非线性“U”型特征，且这一效应在信息环境质量较好的企业中影响更为明显；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造成管理层短视是分析师预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机制；进一步分析发现，分析师预测会提高非国有企业、成熟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产出，但会抑制非国有企业、成熟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质量，且分析师预测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非线性“U”型特征在非国有企业、成熟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凸显。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组态分析——基于TOE框架的fsQCA研究

绿色创新作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选择,在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模式下呈现出不同的绿色创新绩效。文章以中国A股医药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TOE框架选取技术、组织和环境三个维度以及6个具有代表性的前因条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组态视角探讨了不同数字化转型条件下企业获得高绿色创新绩效的条件组合。研究发现,高绿色创新绩效可归纳为雄狮型（数字技术应用驱动型）和群狼型（数字转型战略-数字合作环境共同驱动型）两种模式;数字技术应用与数字技术人才两个条件变量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企业应充分认识到不同条件组态的殊途同归效应,主动适应所在地的数字环境条件,注重数字组织与数字环境的适配,从而有效开展绿色创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