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背景下,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不仅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而且对农民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为此,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实证检验了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机械应用程度越高,农民主观幸福感越强;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总收入、生活用水质量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使广大农民有更强的获得感和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一方面,政府部门应继续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另一方面,鼓励拥有机械的农户提供农业机械化服务,提高农机服务可获得性。     

社会资本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江西的调查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是衡量我国乡村振兴建设成效的重要方面。文章基于2021年江西农村入户调查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微信朋友数量越多,邻里关系越好的农户,其主观幸福感越高。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在老年群体、低收入群体中更加显著,线上通讯与线下交流具有互补效应。文章将就此结论提出增进农民主观幸福感的相应建议。     

家庭资产、社会互动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

目的 通过探究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方法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OLS估计和有序Probit模型考察了家庭资产和社会互动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结果 随着家庭资产中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是正向显著影响。并且,较高程度的社会互动不仅能显著提高住房资产、非住房资产、非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还能有效缓解风险金融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作用,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结论 除风险金融资产,其他家庭资产的增加和社会互动程度的提升,均能提升农村居民感觉“非常幸福”的概率;社会互动在家庭资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中起到正向显著的调节作用;东部地区或西部地区、家庭年收入中等和老一代农村居民,家庭资产的增加更容易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由此,保障农村居民的住房资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并支持农村居民创业等是提高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脱贫农户收入不平等研究——基于陕西省周至县的数据

脱贫群体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对后脱贫时代的减贫政策制定和共同富裕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周至县为例,基于2016—2020年全县农村建档立卡家庭收入数据,运用基尼系数和收入流动等指标从收入结构视角对脱贫农户的收入不平等变化状况进行系统分析。结果显示,脱贫农户与一般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存在明显差异,工资性收入在脱贫农户的总收入和对总收入基尼系数的贡献率上都占据主导地位。不同时期都有不同来源的收入分别发挥带动增收和平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其中分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是影响总收入基尼系数的决定性因素。2020年仅有转移性收入的增加能显著降低脱贫农户的总收入基尼系数。在脱贫攻坚时期的政策作用下,脱贫农户自生能力有显著提升,收入有序流动,总收入不平等状况呈减缓趋势,在疫情背景下也并未表现出“危机下更加不平等”的现象。鉴于此,本文认为应通过延续现行减贫政策、注重精准再识别并分类施策、提高脱贫农户财产性收入等方式带动农村脱贫群体实现共同富裕。     

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农户调查数据分析

让老人生活幸福、安享晚年是各项老龄政策的最终目标。本文基于山东省、河南省和陕西省111名农村老人的福利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较强,但同时存在着群体性差异。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较高并不能掩饰其客观生活质量较差的事实,多子也不一定意味着多福。基于此,本文从居住空间、代际关系、医疗保障、社会保障、文化服务等几个方面为改善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提高其主观幸福感提出了建议。     

住房状况、社会地位与农民工的城市身份认同——基于社会融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开展的社会融合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自有住房对农民工形成城市身份认同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纠正可能的选择性偏误后,所得结果依然稳健。(2)政策性住房对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显著。合理的解释是,当前以公租房为核心的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未能发挥有效作用。(3)作用机制的分析结果显示,主观社会地位认知是住房状况影响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的中间机制之一,即住房状况的差距使得农民工主观社会地位认知产生分化,进而导致其城市身份认同存在差异。     

收入波动中的中国农户就业决策——基于湖北省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农户收入增长对就业决策内在影响的角度解释中国农户的就业决策行为,从农户家庭层面考察农户就业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并运用湖北省农户跟踪调查数据对农户收入变动对就业决策的动态影响进行了检验。本研究发现:农户的收入水平及其变动显著影响农户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上的时间配置;农户在就业决策的动态考量中最关注的因素是收入状况和对收入波动及其风险的判断;理性农户会根据自身的收入状况适时地调整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的时间分配,进而形成家庭就业的合理决策。由此,笔者进一步从政策层面提出解决当前农户就业问题的思路和对策。     

社会资本与贫困地区农户收入——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检验

本文利用宁夏西海固贫困地区农户调查资料,通过门槛自回归模型检验社会资本与农户收入之间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影响农户收入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当社会资本低于门槛值时,社会资本对增加农户收入效果不显著;当社会资本高于门槛值时,社会资本能显著促进农户收入提高,同时,社会资本发挥作用需要人力资本配合。政府应针对不同特征农户采取差异化的反贫困政策:对特困农户需要建立完善的政府救助制度解决其生存问题;对"低社会资本—高人力资本组"农户需不断壮大现代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群体,从内生性方面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对"高社会资本—高人力资本组"农户应通过项目带动或帮扶活动提高贫困户的收入实现能力。     

农户创业、村庄社会地位与农户幸福感——基于中国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户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创业不仅关系着自身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也对农业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本文以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中国千村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农户创业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和作用机制,构建了"农户创业—村庄社会地位—农户幸福感"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村庄社会地位在农户创业影响农户幸福感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农户是否创业对农户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创业农户比非创业农户的幸福感更强;农户创业正向提高农户村庄社会地位;村庄社会经济地位和村庄社会计量地位对农户幸福感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在农户是否创业影响农户幸福感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婚姻成本会影响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当前农村普遍高涨的男性婚姻成本给个体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并引发系列社会问题。文章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估计方法对婚姻成本如何影响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婚姻成本与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呈倒"U"形关系,在临界值前后,婚姻成本的增加会分别提升和降低主观幸福感;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总收入和成员关系对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区域层面上离乡镇距离、山区地形对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据此,促进已婚男性农民主观幸福感提升,政府应从乡村治理层面入手,推行传统婚俗改革;健全农村婚姻市场,将婚姻成本引导在合理区间内。     

农业职业教育对养殖农户收入增加影响的研究———基于陕西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农业职业教育与农户收入增加的影响关系,依据2009年陕西省养殖农户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考察基本变量对农户参与养殖的行为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状况是决定养殖户获得养殖收益的关键因素,个体特征对于农户收益的影响有限。在接受教育程度、有过接受培训经历及技能水平等方面具有优势的农户,其养殖收益比较高。尤其是获得过职业技术培训,取得一定技能的养殖农户,在收益提高方面成效明显。年龄偏大的农户,其获得收入的渠道与数量稳定性相对较好,年龄与其收入水平之间呈现出一种持续上升的关系。健康状况指标与农户收入指标之间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对应关系,这可能与参与调查的农户身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好有关。基于此,提出通过文化教育促进农户综合素质提升;改进政府服务功能,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培训;完善农业职业教育长效机制,促使农业职业教育落到实处;加大投入力度,改善农村医疗保健服务设施等建议。     

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农民工调查

文章采用随机街访、定向抽查和逻辑回归计量模型分析方法对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190户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分析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年平均收入、自尊和社会支持、受教育程度和人格特征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收入质量及其对农户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鲁、豫、陕、甘4省1373份农户调查数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视角界定了收入质量内涵,试图突破以往收入引致经济活动效果研究中因过度强调收入的数量属性而产生的解析局限性,并分别从"低水平"、"中等水平"、"高水平"三个层次和"收入的充足性"、"收入的结构性"、"收入的成长性"、"收入的成本性"、"收入的知识性"五个不同维度论证与估计收入质量对农户"不创业"、"计划创业"、"正在创业"决策的影响。在对收入质量测度和农户创业决策状态识别基础上,本文运用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模型对来自鲁、豫、陕、甘四省1373份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发现:相较于低水平收入质量,中等水平收入质量对农户计划创业决策促进作用显著,而高水平收入质量对农户正在创业行为促进作用显著;收入的充足性和收入的知识性水平越高,收入的成长性和收入的成本性越低,越有利于农户作出实施创业的决策;收入的充足性越低和收入的知识性越高,越有助于农户作出计划创业的决策;收入的结构性对农户创业决策影响不显著。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户工资性收入——来自扬州的实证

本文以2005年扬州市500户农民的随机抽样调研数据为样本,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实证分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共同对农户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各县市农民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均衡投资的现状,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投资决策的政策建议。     

精准扶贫提高了贫困户的幸福感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精准扶贫是中国新时期农村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在帮助贫困人口脱贫增收等客观福利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尚不明晰。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和2016年两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评估了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精准扶贫政策总体上提高了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2)通过进一步细分扶贫政策类型得出,瞄准人力资本改善的能力培育型扶贫政策能够显著提高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但直接给予经济物质支持的扶贫政策并未对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3)相较于年轻和深度贫困户,精准扶贫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在老年贫困户和一般贫困群体中更加显著。(4)从精准扶贫对贫困户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分析发现,精准扶贫能够直接帮助贫困户增加经济收入,间接提升其主观社会地位并增强其村庄归属感,进而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就业质量、社会认知与农民工幸福感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统计年鉴2014》数据,应用有序Logit模型和OLS模型探讨了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进一步地,为了克服主观变量间双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是否熟悉居委会历史"和"是否有投票经历"作为工具变量,采用2SLS模型进行了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显著,其中,劳动报酬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高,而工作时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低;第二,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较高的经济地位感知和积极的情绪状态可以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积极的情绪状态还能有效缓解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效应;第三,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工作类型和劳动报酬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显著高于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而劳动合同签订状况、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则呈现相反的情况。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玉溪325户农村居民为例

本文以玉溪325户农村居民为样本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定量分析了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普遍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个人特征、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相对于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影响更为显著,性别、婚姻、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影响为负;绝对收入的影响为负,贫富差距满意度的影响为正;农村居民个人生存环境变量的影响主要为正。     

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了农户社会资本吗？——基于云南省506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等方面的经济功能,已经受到农民和各级政府普遍认可,但其社会功能尚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为了增强合作社的社会认同感,全面挖掘和揭示合作社的社会功能,本文基于云南省7县(市、区)506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利用ESR模型实证研究合作社能否提升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农户社会资本。结果表明:加入合作社确实能够提升农户社会资本。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户加入不同级别合作社后社会资本的提升效果存在差异性,其中,加入示范社对农户社会资本提升效果更明显。具体而言,加入非示范社可以使农户社会资本提升6.63%,而加入示范社可以使农户社会资本提升21.44%。研究还表明,合作社对老一代农民和有外出务工经历农户的社会资本提升更多。因此,应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合作社的功能和作用;加强合作社规范化建设,以规范化建设促进农户社会资本提升;围绕合作社的社会资本效应等社会价值,全面挖掘合作社的社会功能,以此推动合作社有效参与乡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