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型货币政策如何友挥作用:抵押品渠道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基于抵押品的创新型货币政策被各国央行广泛运用,但由于缺乏政策反事实分析,其作用机制和政策效果却一直亟待实证检验。本文利用2018年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和债券市场微观数据,采用三重差分法首次识别了基于抵押品的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政策效果。研究发现,提高新增担保品债券的抵押率(杠杆率)显著降低了这些债券的平均利差,在二级市场达到63—77个基点,在一级市场达到51个基点,这一效应对于小微债的影响尤为显著;由于抵押品稀缺问题的缓解,银行间市场整体的公司信用类债券及金融债券利差也有所下降。这表明央行可以合理运用基于抵押品的货币政策来降低融资成本,调整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优化配置资源,熨平经济周期,辅助实施政策目标,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型货币政策与地方经济增长：隐性债务渠道

地方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积累了大量的隐性债务，释放被隐性债务占用的信贷资源，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提振地方经济。本文借助2018年6月央行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抵押品扩容政策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将符合规定的城投债纳入抵押品范围能够显著促进地方的经济增长，该结论不受变量设定和干扰性因素等影响，并通过了平行趋势与安慰剂检验。进一步研究表明，抵押品扩容通过释放隐性债务占用的信贷资源，能够显著提高地方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能力，促进企业的投融资，提高企业劳动力雇佣数量和员工薪酬，并有助于扩大内需，改善居民的就业、收入和消费。本文的启示在于，抵押品框架下的新型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地方隐性债务渠道，促进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发挥促进经济增长与稳定就业的作用。     

央行担保品政策创新的信贷融资效应研究

货币政策如何更有效地改善企业融资一直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难题。经济新常态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货币政策担保品框架,通过将央行信用与企业信用相挂钩的方式支持企业融资。文章以公司信用类债券被纳入合格担保品范围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央行担保品政策创新的信贷融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将公司信用类债券纳入合格担保品范围这一央行担保品政策创新显著扩大了企业的信贷融资规模,尤其是长期借款融资规模,并降低了企业的信贷融资成本。在货币政策担保品框架下,央行可以通过调整借贷便利操作规模和利率的方式有效影响银行信贷投放,从而起到改善企业信贷融资的作用。文章从企业信贷融资视角为央行担保品政策创新的有效性提供了实证证据,对于更好地实施基于担保品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货币政策、内部控制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

以中国2007-201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货币政策波动和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显著增加,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能有效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但这种效用仅发生在金融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而在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效用不显著;并且在金融发展相对发达地区,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显著地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种效应不显著。     

地方债务治理对银行信贷资金"脱虚向实"的影响——基于国务院"43号文"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考察

国务院"43号文"的实施,为研究地方债务的治理效果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场景.研究发现:地方债务治理对银行金融资产没有产生影响,但会显著增加银行总贷款、个人贷款和企业贷款,有助于银行信贷资金的"脱虚向实";地方债务治理能显著增加银行实体行业贷款,但不能显著增加银行非实体行业贷款和建筑业贷款.机制检验发现,地方债务治理可以通过降低借款人和借款企业的融资成本,间接性地影响银行信贷资金配置.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务院"43号文"实施后,资产质量高的银行倾向于增加企业贷款和实体行业贷款,资产质量低的银行倾向于增加个人贷款;银行规模可以强化地方债务治理对银行贷款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为促进银行信贷资金的"脱虚向实",应提高地方债务治理水平,强化对银行业务的监管与引导,加强风险管理,保障银行资产质量.     

货币政策、内部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基于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6—2014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货币政策、公司内部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装备制造企业获取外部融资,使企业更倾向于增加投资和扩大规模,导致企业投资效率降低;宽松货币政策显著加剧了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而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适当提高股权制衡度、增加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有利于提高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弱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实体经济投资效率

选取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交易成本效应、内部融资效应、科技创新效应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企业与区域异质性,在私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由此,提出优化内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有效调控作用、打造差异化实体经济价值投资机制的对策建议。     

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债务期限选择

关于企业的债务期限选择行为，理论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随着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将供应链金融纳入到企业债务期限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中，以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债务期限选择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实施供应链金融计划的核心企业更愿意缩短债务期限，其影响路径为通过提高盈利水平和盈利稳定性降低利率风险，以及通过改善财务状况降低再融资风险；双向供应链金融和数字供应链金融对债务期限的缩短效应更强。进一步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对债务期限的缩短效应并没有诱发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和非理性短期借款，反而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和提高了投资效率，说明我国企业缩短债务期限的行为并非全是“金融抑制”或信息不对称下的被迫选择，也可能是特定情境下企业权衡风险收益后的主动决策。本文为解释企业的“债务期限选择之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增量证据，为进一步释放供应链金融的实体经济效应，防范债务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学理支持。     

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研究

本文在构建金融发展指数及其结构指数(金融中介发展指数和股票市场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开展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研发投资效率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金融发展能够缓解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效率的提高;但金融中介发展的作用显著高于股票市场发展,且金融发展对国有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和研发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改善我国金融约束政策环境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     

资管新规的防风险和促实体效应：风险分担视角

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资管新规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考察了风险分担这一资本市场重要功能的完善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支持实体经济融资两方面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金融部门风险防范上,资管新规带来的风险承担者切换让资产管理部门更加迎合终端投资者的需求并增加抛售高风险债券,从而大大缓释了金融部门承担的风险。而在实体部门的融资效应上,资管新规后民营企业的债券融资显著减少,这导致其动用现金储备来维持投资的稳定,综合融资成本增加,经营业绩则显著下降。这些发现表明,投资者风险分担程度的上升在防风险和促实体两个方面具有异质性影响,如何兼顾防风险和促实体是未来金融政策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地方公共债务与资源配置效率:企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分布差异的视角

地方公共债务是中国宏观政策的重要工具，高企的债务规模也成为解释资源配置效率不可或缺的政策环境。本文借助微观数据考察了地方公共债务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级市公共债务负债率每提升10个百分点，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标准差提高1.28个百分点，表明地方公共债务增长显著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宏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地方公共债务抑制资源配置效率的机制在于集约边际和外延边际两个维度：一方面在要素市场挤占金融资源，对产品市场产生非对称性冲击，带来企业“融资贵”的难题，更重要地是扩大了企业间融资成本和市场势力的差异；另一方面影响企业进入、退出市场，降低行业竞争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公共债务的抑制效果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财政透明度更低的地区更显著，对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影响更大。本文直接回答了地方公共债务如何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这一重要问题，并重新审视了地方公共债务导致的效率风险，有助于理顺政府—市场关系，寻找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宏观货币政策和企业金融生态环境优化——基于企业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2-2010年期间深沪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基础,从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性的视角考察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和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据此评估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功能。文章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企业扩张投资,通过降低企业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性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了企业金融生态环境。(2)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3)非国有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对宏观货币政策的弹性更显著;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能够更大程度地缓解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更有效地改善非国有企业的金融生态环境。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金融环境优化功能提供了企业投融资层面的微观证据。     

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资管新规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企业半年度数据为样本,检验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金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投资显著增加,表明强化金融监管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从而支持监管有效观。进一步检验发现,资管新规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高管有金融背景的企业及民间金融发展水平和影子银行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压缩金融投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是资管新规发挥这种效应的两个作用机制。此外,资管新规对持有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都发挥了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但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较多的企业。本文为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初步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为进一步释放金融监管的制度改革红利,进而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2015年金融运行回顾及2016年展望

本报告从金融效率、金融稳定和金融负外部性等三个维度回顾了2015年金融运行情况,展望了2016年运行态势,并提出了相关建议.2015年,从融资成本和资金配置结构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并未得到显著改善;金融风险持续暴露,集中表现为不良贷款率持续反弹和杠杆率快速上升,但风险仍处于可控水平;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加剧,金融负外部性进一步增强.2016年,金融效率方面,名义及实际融资成本均有望下降,不过资源配置结构仍难显著改善;金融风险方面,风险将持续暴露,但仍将处于可控范围;金融负外部性方面,金融与实体经济再平衡进程有望启动.要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资金配置结构,维护金融稳定以及启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再平衡,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支持.     

金融错配与企业金融化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错配理论上会通过企业投资组合选择促进企业增加金融投资。基于我国2007—201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金融错配主要促进了长期金融资产和类金融资产投资,前者在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中更突出,后者仅在盈利能力弱和国有企业中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通过提高融资约束和扩大金融与实体收益差促进企业金融化,并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表现出动机异质性。如受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投资,是出于缓解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获取高额金融回报的主动逐利动机,而增加类金融资产配置仅是迫于主业投资收益率下降的被动逐利动机。进一步检验揭示,利率管制放松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弱化金融错配作用下的企业金融化,但主要是弱化类金融资产配置。未来,相关部门有必要深层次地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需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多层次全链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服务精准落地,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探讨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能够促使企业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且该现象在盈利的公司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缓解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信贷融资和投资效率的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加强货币政策的平稳性与一致性对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同时,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能够显著增强企业抵御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不良影响。     

房地产融资难施“多面手”

11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在发布的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金融机构应引导房地产企业发展直接融资,促进住房价格的基本稳定和房地产行业的建康发展。房地产“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一旦出现市场风险,将给银行带来巨大损失”——1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越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和降低企业财务风险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在中小型企业和竞争性行业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对微观经济主体影响方面的研究,为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实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差异化支持政策提供了参考。     

中国企业债务的期限结构:一些典型事实

企业的长期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既导致企业"短钱长用",从而增加金融风险,又不利于企业通过长期投资进行转型升级.文章使用中国2000～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更合理的指标,分析企业债务的期限结构问题.对典型事实的梳理显示,中国企业的长期负债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长期贷款主要流向大型企业;长期负债率因企业所有制、行业特征而存在明显差异.实证分析表明,需求侧特征与供给侧特征均影响企业债务的期限结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现实状况,从而为"增加企业中长期融资"的政策目标提供具体施策方向.     

房地产价格波动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及异质性分析

本文系统梳理了房地产价格波动对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渠道,并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显示,房地产价格与企业债务风险呈正相关关系,房价上涨主要通过抵押约束渠道作用于企业债务风险,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成立.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检验表明,房价上涨不会明显影响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债务风险,但会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贷款杠杆率.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渠道检验显示,房价上涨引致的抵押品价值上升可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的渠道增加企业杠杆率.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深入理解房价波动对实体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渠道,为宏观模型构建房地产"抵押约束"机制奠定了微观实证基础;另一方面能够为合理解决企业高杠杆、防范和化解债务违约风险等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