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同群效应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能够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梳理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机制,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数字化同群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投入,并通过加剧行业竞争实现;企业管理者能力抑制数字化同群效应对相关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效应,而融资约束会放大数字化同群效应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     

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正成为微观经济主体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以2010-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同群效应视角,探讨数字化转型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与地区同群效应,且二者通过不同路径推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其中,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有利于增强制造企业创新能力,而地区同群效应则会加深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竞争度和市场化程度分别对数字化转型行业同群效应、地区同群效应与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关系产生倒U型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逻辑,厘清不同类别数字种群环境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差异,促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业已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以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特征词汇的词频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使得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上升，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债务融资成本的效应存在异质性，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处于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中更为突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政府、市场、企业三个层面提出了推动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化对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驱动了企业协同创新吗?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为企业增添了新的创新动力。本文以我国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协同创新水平，该结论在考虑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创新资源获取”效应和“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两条路径提高企业协同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运营效率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所处地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协同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激励因素。     

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同群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研究我国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存在性、产生机制及其影响因素问题。结果表明,企业服务化转型存在地区同群效应,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学习模仿是企业服务化转型同群效应的产生机制,市场竞争程度是影响服务化转型同群效应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同群效应存在异质性,固定资产比重低或客户集中程度高的企业,开展服务化转型的同群效应更显著。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成长: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北大核心CSSCI

数字化转型关乎企业成长,也关乎中国产业数字化的成败。本文以2007—2018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文本分析技术提取年报中数字化关键词,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成长,并且数字化转型对头部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具体来说,数字化转型对80%分位点企业的影响是20%分位点企业的3.67倍,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证实了上述结论。异质性分析发现:(1)现阶段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企业中的效果优于非国有企业,这可能是得益于国有企业为地方政府承担"政策性负担"而获得了额外的资源倾斜;(2)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同群效应",当同城市同行业内有多家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时,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成长的效果会更好;(3)在制造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长影响显著,而在服务业中则没有捕捉到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劳动效率和降低营业成本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成长的主要中介机制,在总效应中分别占24%和18%。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探索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吗——基于信息披露和信息挖掘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公司主动增加公开信息披露和激励分析师调研挖掘私有信息这两条路径提升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机构持股比例较高、较多明星分析师跟踪的企业以及市场处于牛市行情的样本中。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减少了分析师乐观偏差，且能显著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传导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升级——基于网络效应的分析

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创新的研究多聚焦于线性关系,鲜有研究关注这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存在网络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基于所有权性质进行差异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信息共享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用户规模增加,其促进作用会跳跃性地变大,即存在网络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且仅有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有非线性促进效果,存在网络效应。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和所有权性质差异影响,同时也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区块链技术应用对公司纵向并购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数字化转型时代已经到来,相关新技术应用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基于此背景,本文研究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是否提升了公司纵向并购率,并从区块链技术发展和产业链发展视角提出相关建议。研究表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能够显著推动公司进行更多的纵向并购,提升纵向并购率,这种影响是通过降低信息成本、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及提升产业链资源整合效率三条路径来实现。同时,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引致更大规模的纵向并购能够显著提高相关公司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较低的供应链集中度会强化区块链技术对纵向并购率的影响,公司所处生命周期的差异会显著影响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与纵向并购率之间的关系。本文丰富了区块链在资本市场行为领域的应用研究范畴,也为产业数字化转型下公司高效进行纵向并购提供了理论依据及实践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以2012—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探讨了非效率劳动投资行为的治理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该结论在经过若干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主要通过改善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内部控制质量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要素密集度较高的企业、竞争性行业以及劳动者维权环境较差的地区,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经验证据,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经营效率的关系研究

数字化洪流之下,传统企业纷纷按下"转型"加速键,差异化的商业模式给企业带来新的生机.本文利用江苏省制造业2013-2019年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同时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有促进作用,且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促进商业模式创新来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程度更大.本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     

数字化转型推动衰退企业反转了吗

为廓清新一代信息技术使用能否助推业绩衰退企业重获市场活力的问题,本文选取中国上市公司年报为研究对象,基于机器学习和文本识别方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衡量指标,并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衰退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衰退企业实现业绩反转有积极作用,在采用替换解释变量、重新选取样本区间、考虑时间趋势项、控制更多影响因素等稳健检验方法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地,经营管理者能力提升及客户过度集中风险降低的内外部因素“协同”对数字化转型驱动衰退企业反转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不同的应用情景之下,数字化转型的“业绩反转”效应存在技术维度及企业的异质性。其中,相较于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维度,人工智能及数字化应用的业绩扭转作用更为突出。此外,数字化转型对市场势力较弱、高管具备海外背景的衰退企业的反转效应更为明显。本文为厘清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脱困和发挥企业韧性的独特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论阐释,也为打赢扭亏脱困攻坚战、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了新的政策含义。     

董事网络下企业同群捐赠行为研究

同群行为是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嵌入理论,文章从董事网络嵌入角度研究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同群效应.研究发现:(1)当企业嵌入董事网络时,联结企业之间的慈善捐赠行为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2)受同群效应影响的慈善捐赠为管理层攫取私利提供了便利,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管理层享受到更高的非货币性收益,而民营企业管理层获取了更高的货币性收益.(3)受同群效应影响的慈善捐赠并未带来政府补助的增加,但企业绩效却得到显著提升.因此,企业应理性对待董事网络,选择性地学习和模仿联结企业的慈善捐赠经验,以免得不偿失.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9年数据,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价值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但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的价值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于其中的高科技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渠道机制检验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增强要素配置水平并对风险具有更强的可控力,这些因素的改善,都有助于企业价值水平的增加.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过度负债吗?

以2011—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过度负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一影响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过度负债,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过度负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在高盈利能力、内部治理水平高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扩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企业过度负债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多个大股东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本文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即相较于单一大股东，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概率与数字化转型程度均更高，这一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因素的影响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而公司治理与企业资源是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的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管理层持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在从单一大股东模式变为多个大股东模式以及多个大股东越分散的模式中，企业越可能进行数字化转型。本文研究提供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经验证据，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来自股权结构安排的新视角，也为多个大股东并存的公司治理体系与效应提供了更为充分的证据支撑。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革新了生产要素体系、企业组织架构和生产模式,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助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对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从企业自身属性与外部时空差异角度而言,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企业组别中更为明显。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困境及强化企业内部治理两条路径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特别地,当企业获取政府补助及自身加大研发强度时,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振效果。为进一步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企业管理层应高度保持或提升数字化转型意识,地方政府精准支持数字化转型,培养数字化人才队伍,确保数据安全。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供应链韧性——来自中国上市公司与供应商的证据

提升供应链韧性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着力点。本文基于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与供应商数据,从供应商配置与存货角度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降低供应商集中度,增加企业存货,多元的供应源与充足的存货储备有助于抵御供应链中断的风险,塑造供应链韧性。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企业对外部资源的管控能力和内部资源的整合能力,进而增强了供应链韧性。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与云计算技术的运用对提升供应链韧性的作用最为明显;外部交易成本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对打造供应链韧性的效果更显著;同时,数字化的稳链作用更多体现在面临外部信息约束较高的企业。进一步研究得出,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使进口供应链多元化,分散进口供应链风险。本文的研究为推进数字技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