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排斥还是融合?

企业绿色创新是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这种影响主要源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能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更进一步,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驱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其影响在高管不具备金融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不具备高新技术认证的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金融科技“赋能”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信贷配置与监督的视角

金融科技是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导向下,金融科技对企业绿色创新有何影响？文章利用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金融科技“赋能”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主要表现为绿色专利数量的显著增加,这一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既能在“事前”提高绿色信贷配置效率,促进绿色信贷供给,又能在“事后”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提升绿色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和金融机构数量较多的地区、高污染行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金融科技对绿色金融“赋能”,激发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力,对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发展支持省域绿色科技创新效率研究

选取2008—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相关指标数据,从金融发展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维度,通过因子分析法计算金融发展水平,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最后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区域绿色科技创新支撑效应和中介效应。结果得出：我国绿色科技创新效率和金融发展水平逐年上升,呈东部>东北部>西部>中部阶梯状排布。金融发展有效支持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且东部地区支撑效应更为显著。金融规模的扩大能够通过资金融通机制发挥主要作用,此外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通过风险分散、信息传递和市场监管机制促进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对此从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层面提出政策建议,为绿色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建立协同的金融发展环境。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

作为一种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金融工具,绿色金融在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立足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研究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并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分专利类型后发现,现阶段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没有显著影响,对绿色非发明专利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还处在初期,欠缺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这一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和地区存在差异,绿色专利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文章厘清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及其路径,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CEO学术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环境注意力配置与产学研合作赋能双重视角

从高阶理论出发,结合注意力基础观和资源基础观,围绕CEO学术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效应及其具体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与不具备学术经历的CEO相比,具备学术经历的CEO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当CEO在学术经历中取得较高职称、具有工科背景、任职于高层次学术机构时,这种效应更加显著;公司所在地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儒家文化氛围能够增强CEO学术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效应。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具有学术经历的CEO能够在企业绿色创新中发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双重作用,并通过提高环境注意力,促进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结论可为企业从高管选聘视角提高绿色创新水平提供参考。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视角,以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究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特征以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进行了绿色专利类型、企业行业类型与所有制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绿色创新,即存在促进效应,同时研发投入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企业异质性分析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倒逼效应和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更倾向于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类型,同时在重污染行业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统筹市场调节机制,进行差异化管理,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动力和路径的双重视角

机构投资者有能力和责任对企业施加影响,实现企业绿色转型。本文将机构投资者与ESG、CSR投资的相关研究拓展至绿色创新领域,采用2005—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面板数据,创新性地从动力和路径双重视角实证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机构收益和监管压力是机构投资者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两大动机;缓解融资约束是机构投资者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路径,而改善企业治理水平对绿色创新影响不显著;压力抵制型机构持股显著增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但是压力敏感型机构持股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无显著关系;区域绿色创新水平越高,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强;相较于低污染行业,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对高污染行业的绿色创新的影响更大。结合当前绿色金融领域的具体实践,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完善激励机制体系、提升内部治理效率、优化外部监管环境推动企业绿色创新。     

政府治理、环境管制与绿色工艺创新

环境管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主题.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政府,能否有效执行国家环境政策和激励辖区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直接关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环境治理效果.文章基于环境管制理论与技术创新理论,使用我国30个省级地区2000-2013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治理在环境管制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治理与环境管制显著影响着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地方政府的综合治理质量与知识产权保护和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水平,在环境管制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影响中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面对我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客观现实,并举地方政府治理质量提升与环境管制政策制定,对促进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绿色创新是企业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ESG表现可以促进绿色创新。(2)数字化转型、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制度环境在ESG表现和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声誉和权益融资成本在企业ESG表现与绿色创新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位于我国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丰富了企业ESG相关研究,对企业绿色创新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国际化扩张促进跨国企业绿色创新了吗——环境规制与行业规范的调节作用

国际化扩张对企业创新转型具有重要影响,聚焦跨国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组织学习理论与制度理论,考察国际化扩张对跨国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国际化扩张能够为跨国企业带来创新红利,有效促进跨国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强化两者间的正向关系,行业规范则在两者间起替代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重污染行业企业和国有跨国企业绿色创新效果更加显著,绿色环保政策对跨国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激励作用,能够引导跨国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与企业创新:促进还是抑制

在绿色发展背景下,基于环保部公布的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企业名录,实证检验环责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投保环责险能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其在企业创新治理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环责险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环责险对非国有企业创新水平促进效果更显著;环责险与环境规制不能发挥协同作用。结论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以及环责险经济后果的理论研究,对深化绿色保险改革、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环境规制、短期失败容忍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绿色信贷政策实践的证据

已有文献大多支持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论断。本文基于中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践,发现当绿色信贷政策缺乏短期失败容忍时,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将对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当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缺乏足够容忍时,政策的实施不仅未能激励污染企业增加绿色创新,反而导致了创新抑制效应,且政策短期失败容忍越低,对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抑制作用则越强。值得注意的是,提高专利保护执法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此外,环境规制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会对企业的环境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对不同影响机制的作用产生影响。由于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不足,中国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挤出”效应和资源约束效应抑制了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投入。研究结果表明,对企业短期创新失败的容忍是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条件。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和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

文章以2010—2021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的提高会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而动态能力的提升又会使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环境规制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当环境规制力度增强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也会增强。因此,制造业企业应当提升自身的数字化水平,以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新型政商关系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量质齐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建立以“亲近”和“清白”为特点的新型政商关系旨在为企业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但鲜有研究关注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2017—2019年中国A股2 089家上市公司共5 490个样本数据,从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实证检验新型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新型政商关系不仅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增加,而且可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高,这一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更加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新型政商关系通过帮助企业获取政府创新补贴和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两个渠道,促进绿色创新“量质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型政商关系有助于强化政府环境规制措施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结论可为地方政府通过积极建设新型政商关系,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研究

以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提升,并且数字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现金流较为缺乏的企业、环境管制力度较大地区,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应持续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完善数字金融配套体系建设,实行差异化数字金融支持政策,引导和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从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绿色关注与企业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导向下数字商业模式场景研究

高质量发展要求企业在转型升级中兼顾绿色和智能,如何在数字商业模式场景下推进企业绿色创新,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刺激—有机体—反应(SOR)理论、商业模式理论为基础,构建基于数字商业模式的绿色创新战略实施概念模型,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2015—2020年29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探究绿色创新驱动机理,检验数字商业模式的调节作用,并采用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技术探究不同主体绿色关注的交互协同效应。结果表明：消费者绿色关注和零售商绿色关注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而供应商绿色关注的影响不显著。数字商业模式能够正向调节绿色关注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具体地,个性化定制水平正向调节消费者绿色关注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网络化协同水平正向调节零售商绿色关注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而对供应商绿色关注和绿色创新没有显著调节作用。消费者绿色关注和零售商绿色关注具有交互协同效应,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创新。平衡状态下,当二者处于双高水平时,企业绿色创新表现更好;非平衡状态下,二者孰高孰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无差异。结论可丰富绿色创新驱动相关研究,有助于全面揭示数字商业模式下企业绿色创新机制,为企业绿...     

金融科技能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强调绿色发展、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协调并进,是判断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技术进步指数显著提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金融科技能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增加环保投资以及激发创业活力提升城市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包容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加快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双重红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境监管日益加强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企业的环境信息。本文通过切入绿色创新的研究视角,以2008—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这一促进效应综合体现在绿色创新质量、绿色创新数量和绿色创新总量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环境信息披露通过外部资源效应和外部压力效应进而作用于绿色创新。结合市场调控型环境规制工具研究发现,在促进绿色创新的过程中,环境信息披露与事前引导类环境规制工具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呈现互补效应、与事后惩罚类环境规制工具排污收费呈现替代效应。最后,基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中西部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产品市场竞争较弱的行业、重点污染监控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环境信息披露的绿色创新激励效应更显著。     

科技金融政策如何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来自“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证据

借助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显著促进绿色创新发展，且随着试点政策的不断推进，这种促进作用呈现持续增强的动态演化规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通过拓展公共科技金融资源和市场科技金融资源得以实现。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创新资源投入越丰富、创新能力越强的城市，这种促进作用越显著。试点政策不仅有助于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还有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可为试点政策的进一步推广提供有效支撑，并为城市绿色发展提供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