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并利用系统GMM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分地区而言,东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且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大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收敛作用却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城镇化水平表现为单一门槛效应,消费水平表现为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从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努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和技能、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等角度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数字化发展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研究——以广西为例

本文利用数字乡村建设的阿里县域指数，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乡村数字化发展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实际效应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广西县域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水平相差较大，存在空间集聚现象，显著的HH区为桂西地区，显著的LL区为桂北地区；乡村数字化发展对广西乡村产业振兴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其影响存在空间差异，呈现从北到南依次递减的特征；乡村数字化发展主要通过数字基础设施与经济数字化两方面对乡村产业振兴产生影响，且其更能推动经济欠发达、财政能力薄弱、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地区的乡村产业振兴。     

电商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效应研究

电商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条件改善,显著地提高了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对农民增收也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基于我国2013—2019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电商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剖析地区差异性。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得出结论:电商发展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且对东部地区的增收效果远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从影响机制来看,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和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对该效应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在电商发展和农民收入之间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农民返乡就业的中介变量也显著促进了农民增收。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从提高电商发展水平、完善信息技术等数字基础设施等角度提出促使农民增收的建议对策。     

数字普惠金融、家庭借贷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8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数据库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库统计的数据,选用OLS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以及不同林业收入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户林业收入,关键性影响作用在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为农户带来的移动化、实惠化、信用化和便利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低收入水平农户的林业增收效应不显著,而对中等收入水平农户和高收入水平农户的林业增收效应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家庭借贷约束,提高资金的可获得性,促进农户林业投入,从而提高农户的林业收入。因此,为使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更好地为农村地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应该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宣传普及、完善体系制度以及制定差异化策略。     

就业技能培训对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分析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落实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战略的主要目标,基于欠发达民族地区调研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了就业技能培训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就业技能培训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其中,餐饮服务培训对收入的影响效应最大,然后依次为维修与手工艺培训和种植养殖培训;按照民族类型分组研究发现,就业技能培训对少数民族农户家庭的收入影响效应更大。同时还发现,土地规模、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勤劳能力、学习能力、家庭规模、劳动力状况、人际关系、宗教信仰等均显著作用于农户收入。     

农村三产融合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收入结构与区域差异视角

基于农村三产融合促进农民增收的影响机理分析,利用2009-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测度农村三产融合水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其增收效应与结构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全样本下,农村三产融合能显著促进农民增收,增收效应具有先增后减的持续性特征,现阶段实现增收的路径为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子样本下,农村三产融合增收效应具有结构和地区差异性,高收入水平地区是其促进农民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受益者,中低收入地区是其促进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受益者。为实现农村三产融合持续增收效应最大化,要因地制宜挖掘不同收入增长源,创新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完善政策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对标对表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缩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文章从微观农户视角通过数字乡村整体架构,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乡村建设扩大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数字乡村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Kakwani指数上升0.0010。（2）分维度异质性分析发现,乡村经济数字化使收入差距提高了0.0009,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作用效果最明显。（3）异质性分析还发现,通过数字乡村建设,非林区农户年人均纯收入增加0.0187万元,非林业生产户年人均纯收入增加0.0656万元,两者增收效果更明显。（4）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精英俘获,高学历农户和高社会资本农户年人均纯收入分别提高0.0496万元和0.0267万元,不利于弱势群体分享数字乡村建设红利,带来了严峻的收入分化问题。（5）机制分析显示,数字乡村建设使高收入农户的农业生产发展增加1.5457万元,非农就业的概率增加0.1427,从而扩大了农村收入差距。根据研究结论,持续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健康有序发展,补足乡村...     

乡村数字化转型对耕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及门槛效应研究

研究目的：科学探究乡村数字化转型对耕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为推进乡村数字化转型赋能耕地绿色生产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方法：非期望产出SBM模型,Tobit回归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结果：（1）中国耕地绿色利用率均值由2011年0.628上升至2021年0.845,年均增幅2.17%,空间上呈现“东部、西部、中部”和“粮食主销区、产销平衡区、粮食主产区”依次递减格局;（2）乡村数字化转型水平均值由2011年0.127增长至2021年0.259,年均增幅10.49%,空间上呈现“东部、中部、西部”和“粮食主销区、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依次递减非均衡格局;（3）中国乡村数字化转型对耕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乡村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较西部地区更为显著,粮食主产区和产销平衡区较粮食主销区更为显著;（4）乡村数字化转型水平越过门槛值0.261时,对耕地绿色利用效率促进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单门槛非线性特征。研究结论：区域间应联通数字赋能耕地绿色利用的合作共享网络、扩大数字技术对耕地利用环境污染的缓释效应和衔接耕地利用主体数字化耕种需求,是实现耕地绿色利用的长效驱动路径。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与粮食安全能力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分析

民为国基,粮为民命。促进数字经济和农业融合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2006～2019年长江经济带10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Tobit随机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粮食安全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显著提升粮食安全能力;数字经济对粮食安全能力的影响存在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门槛效应,以城镇化为门槛时,数字经济对粮食安全能力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特征,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时,数字经济对粮食安全能力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粮食安全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长江经济带中游和下游地区、粮食主产区和城市群,数字经济对提高粮食安全能力的促进作用显著,在其他地区作用并不明显。因此,要把握科技变革的机遇,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协同发展;因地制宜制定不同发展战略,加强区域间合作。     

数字赋能、技术进步与农村共同富裕

本文在理论阐述数字化发展、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共同富裕三者关系的基础上,以200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测算了农村数字化和共同富裕发展指数,运用系统GMM、中介效应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农村数字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农村数字化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正向作用在不同地区间具有一致性;数字技术还可通过赋能农业生产间接促进共同富裕,即农业技术进步在农村数字化促进共同富裕中具有中介效应,其占比达21.63%;农业技术进步对共同富裕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农村数字化双重门槛效应,随着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逐渐提高,农业技术进步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不断增大;此外,当前农村数字化与农业技术进步间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发展潜力,且二者在不同共同富裕发展层次上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因此,应积极推进农村数字化建设,加快区域间农业技术的创新、转化与扩散,提高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的耦合度,助推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差距：加剧还是缓解

解决好农户收入差距问题,是新时代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匹配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农户收入差距,此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理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涓滴效应”缩小了农户间的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但是,由于“门槛效应”扩大了农户间的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均能缓解农户收入差距;数字信贷在缩小农户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西部地区的农户收入差距,但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     

乡村振兴背景下电商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及门槛效应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我国电商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呈现出递增的趋势。文章基于我国2013—2019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电商发展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表明,电商发展可以显著地促进农民增收,并对周边地区农民收入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电商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电商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效应表明电商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呈现出“边际效应”先递增后递减的非线性变化趋势,而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作为门槛变量的三重门槛效应表明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效果。基于研究结果,文章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电商平台信息化服务体系,加大政府财政投资力度,加强电商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培养等角度提出促使农民增收的建议对策。     

精英俘获、收入门槛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减贫*——一个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文章旨在阐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发展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发挥。分析精英俘获对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为精准减贫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方法](1)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理顺金融减贫出现目标偏离的内在逻辑;(2)采用2009—2016年我国中部地区104个传统农业县的面板数据,构建以农村居民收入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的贫困减缓效应。[结果](1)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出鲜明的双重门槛特征;(2)当农村居民收入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效果显著减弱。[结论]农村金融"嫌贫爱富"及农贷市场"精英俘获"现象是金融减贫效应呈现门槛特征的潜在诱因,而减贫资源更易被农村富裕的精英群体获取导致金融减贫的初衷难以落实,加大了农村贫困内部社会分化;该文建议,应站在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的角度反思金融减贫,建立金融减贫长效机制,以避免农村金融减贫工作陷入"内卷化"的窠臼。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以四川省巴中市为例

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为我国农村金融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为解决“三农”问题与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四川省巴中市三县两区2016—2021年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欠发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对农民的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能显著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根据巴中市数字金融发展的现实情况,本文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建议,涵盖提升数字金融服务质量、加强金融教育普及以及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在该地区的蓬勃发展。     

食物价格变动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2—2007年中国592个国家扶贫重点县所属20个省份的农村数据考察食物价格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分别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农村居民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作为门槛变量,考察在不同区间内,农村居民食物零售价格、农村居民食物消费价格对农村贫困的差异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农村食物价格对农村贫困有重要影响;农村居民食物零售价格对农村贫困的影响随着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提高呈现出近似倒U型的曲线关系;农村居民食物消费价格对农村贫困的影响随着农村居民食物支出占总支出比重的增大呈现出显著的区间效应,但始终呈现正向相关关系。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 ——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调节效应分析

研究目的：基于2006—2020年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方法：多期双重差分方法、三重差分方法与门槛模型。研究结果：（1)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批次异质性，数字经济发展对中部地区和第二批试点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升影响更为显著。（3)当前，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发展和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主要呈负向调节效应，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负向影响最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次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最末。（4)基础设施建设对数字经济发展和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调节效应具有“由边际效益递增到边际效益递减”的单门槛非线性特征。研究结论：促进具有技术嵌入和环境赋能作用的数字经济发展，对提升中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其水平提升和效益转化还有待重视和加强。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与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普惠金融的融合,拓宽了金融服务的广度,为深化金融改革、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章基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角度,对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基本逻辑进行研究。在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中,存在着数字基础建设不完善,覆盖广度不足;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有待提高,金融专业人才短缺;征信体系建设碎片化,信息安全有待提高;监管体系不完善,金融生态环境薄弱等问题。由此,需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征信体系、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建设,加强数字普惠金融教育的投入力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全方位多层面助力乡村振兴。     

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

文章基于CFPS 2018数据,评估互联网使用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存在显著影响,这类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为此,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农村居民信息化能力,重视西部与东北地区互联网建设,持续提升区域数字乡村建设质量和水平。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机理、障碍与路径研究

乡村要振兴,产业振兴是关键。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契机,注入了新动能。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机理主要表现为产业成本的节约效应、产业效率的提升效应、农产品质量的变革效应、产业结构的升级效应和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效应5个方面。目前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主要存在基础较薄弱、产业数字化水平不高、数字化信息技术供给不足、人才资源短缺、发展环境有待改善等问题与障碍。当前要通过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技术研发与创新、加强数字化人才培养培训、优化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等一系列举措,强力推进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振兴的赋能效应。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优化发展研究

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发展，可降低金融机构的成本，增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有效性，满足了乡村振兴进程中对资金的多层次和多样化需求。文章通过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了解到由于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农村居民金融素养较低、村民防范金融风险能力有限、农村信用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制约了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政府和金融机构应从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金融知识宣传力度、加快信用体系建设进度等方面着力改善，全面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应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