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柔性对企业多元化倾向的影响研究

从资源柔性的角度分析企业多元化选择的倾向,并分析内部治理机制的调节作用。分析结果表明,资源柔性会通过刺激不同多元化动机的产生,同时提高企业相关多元化和无关多元化倾向。CEO持股与股权集中度分别正向调节资源柔性与相关多元化倾向的关系,负向调节资源柔性与无关多元化倾向的关系。这反映出资源柔性与内部治理机制对企业多元化战略选择的复杂影响。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创新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5-2020年国家级专精特新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化转型与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并从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和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两方面探析二者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正向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创新绩效;企业外部治理因素（供应链集中度）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企业内部治理因素（高管研发背景）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进一步地,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呈倒U型;数字化转型与高管研发背景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创新绩效前因研究的理论基础,可为专精特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高创新绩效,从而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和启示。     

中国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财务治理效应研究

以农业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数据为实证基础,研究了农业上市公司的整体现状,并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属性两个方面研究了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的财务治理效应,其中股权集中度选择了第一大和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股权属性则以高管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通过SPSS的相关性分析和曲线估计及回归分析,进而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农业上市公司整体规模较小,对投资者缺乏吸引力;股权集中度较高,没有形成股权相互制衡的机制;高管持股比例较低,股权激励机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从整体上看,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还不完善。二是农业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治理效应呈现倒U型结构,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则呈现正的治理效应。三是高管持股比例在整体上是正向的治理效应,但在不同的区间则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效应。并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股权分散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企业创新为中介变量的实证分析

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会影响公司的决策效率和决策质量,对公司业绩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 0—2020年中国A股市场中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综合构建“股权集中度—企业创新—企业绩效”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的相关关系,企业创新在企业股权分散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企业在决策和管理时,应充分考虑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1 038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3-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与CEO两职兼任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没有对研发投入带来显著的积极作用,机构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薪酬激励、高管持股和在职消费对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延迟效应,对当期和后续绩效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影响。从新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为构建匹配产业创新特征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参考。     

政府治理、关系网络与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利用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连锁任职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治理与关系治理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的政府治理水平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有积极影响,且管理层关系治理确实有助于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政府治理与关系网络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会产生互补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董事、独立董事、监事、经理的关系网络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内部董事和经理呈现出正面效应,而独立董事则呈现出负面效应。因此,企业既可以借助"地利"政府治理,也可以搭建"人和"管理层社会关系网络,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发展,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基于董事会外部网络的调节作用

创新既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企业长期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 董事会作为制定企业战略的核心,通过对创新资源的获取与运用影响企业创新水平。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从董事会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两方面,探析了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董事会外部网络的调节效应。通过 2013—2021 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基于“七同”关系属性形成的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可以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董事会外部网络结构洞与网络中心性均可正向调节董事会内部非正式网络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论不仅回应了学术界关于人口统计学特征与中国本土情景相结合的呼吁,而且揭示了董事会内部与外部网络的互动性,深化了对中国本土企业社会网络治理机制的认识。     

多个大股东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优化股权结构安排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多个大股东并存产生的经济后果备受学术界关注。采用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股东信息和财务数据,研究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多个大股东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在经过了多种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多个大股东会通过降低企业经营杠杆和提升企业经营能力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良好的财务状况和有效的内部控制是企业多个大股东发挥积极治理作用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优化股权结构、提升经营治理水平以及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工业互联网、企业成长性与价值创造

工业互联网是推动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物质载体,是促进制造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驱动要素。本文基于非均衡增长理论模型,利用2015—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工业互联网、企业成长性与制造企业价值创造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首先,工业互联网对企业成长性与企业价值创造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其次,企业成长性在工业互联网与企业价值间具有中介效应;再次,调节机制检验进一步表明,工业互联网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在公司治理较好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结论有效充实了工业互联网的经济后效,也深化了信息特质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机理。因此,提出了促进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企业深度融合的参考性建议：应强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对制造企业数智化建设的推动作用,增进企业成长性对制造企业价值创造的正向影响,根据企业成长性发展情况采取差异化的工业互联网实施策略,更好地发挥企业治理机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股权集中度、社会责任与公司价值之关系初探——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我国公司股权集中度过高,不利于公司价值的发展。本文依据2007-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有关数据,一体化研究股权集中度、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实证表明,股权结构不仅会对企业价值产生直接影响,亦会通过影响社会责任的履行而影响企业价值,产生传导机制;适当的股权集中度有利于社会责任的履行,从而进一步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政府透明度的调节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在股权多元化带来资源优势的同时也会诱发异质性资本冲突，以2014-2019年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为样本，基于研发投入视角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①国企混改带来的股权多元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②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债务期限，进而强化债务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作用；③政府透明度有利于强化股权多元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股权多元化的资源效应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期限与研发投入期限匹配度，且政府透明度越高，投融资期限匹配效果越好。该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府透明度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存在互补效应，通过股权多元化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就因地施策而言，当前应重点推进政府透明度较低地区国企混改。     

数字化治理与企业绩效：来自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政府治理方式变革是中国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目标之一。本文基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和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库,使用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指标,尝试分析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的经济影响和理论机制。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治理显著促进了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报酬率,该影响在数字技术使用和传统治理的数字化等维度都显著存在。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而言,数字化治理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数字化治理能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的不足。机制分析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是数字化治理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主要影响渠道。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重点发挥数字化治理水平对企业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考虑这一促进作用因企业特征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产生的差异,精准施策。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经贸摩擦及其引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引发了对中国出口转型升级的担忧。利用2000—2013年企业-产品层面微观数据和1999—2019年行业层面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的企业出口升级,且对沿海地区企业、中小微型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正向促进作用。基于影响机制的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可通过鼓励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进一步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还可以通过下游产业关联显著促进本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上升,对于劳动、资本密集型行业及高、低市场集中度行业均是如此。但对于高市场集中度行业,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上游产业关联抑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低市场集中度行业的影响则与之相反。     

紧缩性货币政策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及其经济后果

本文基于质押比例、私利侵占与违规行为视角,考察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压力增大时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受到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条件下,股权质押企业会削减质押比例,使得控股股东私利侵占行为有所减少,同时对违规行为起到显著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二级市场股票流动性对货币政策的治理效应产生影响:在股票流动性低的组别,其对质押企业私利侵占的治理效应更强;在股票流动性高的组别,紧缩货币政策对质押率的负向影响更大,对质押企业违规行为的正向治理效应更强。本文还证实了在紧缩货币政策背景下,货币政策的正向治理效应最终能够显著提升质押企业业绩。     

董事会断裂带与企业研发操纵

基于人口统计断层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董事会治理角度研究董事会断裂带对研发操纵的影响。结果发现：董事会断裂带与研发操纵呈显著U型关系；内部控制正向调节董事会断裂带与研发操纵的U型关系；市场化程度正向调节董事会断裂带与研发操纵的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会断裂带与研发操纵的U型关系在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较高、盈利和经营业绩较好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结论可为优化企业董事会结构、提升公司内部治理能力以及强化政府监管职能提供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影响渠道

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能够深刻重塑并赋能经济,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载体,在数智时代下发挥何种微观效应?以企业风险承担作为切入点,剖析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内在作用机制。通过理论剖析与大样本实证检验,揭示微观主体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具体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维持自身财务稳定性。基于产权属性相异的横截面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智赋能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数智赋能对于财务稳定性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未表现出属性上的差异。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性,而对非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两类企业财务稳定性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前述影响效应通过提升微观主体内部控制水平、降低环境不确定性提升企业经营获利能力,从而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     

基于内外生关系理论的企业专业化成长机制

根据企业内生与外生成长理论,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投资环境的调查数据,利用OLS与分位数回归重点研究市场集中度、融资成本和研发投入对企业专业成长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的差异性.融资成本对企业专业成长有显著负向作用,研发投入则正向促进企业专业成长,而市场集中度与企业专业成长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特征:市场集中度对企业专业化成长的作用存在一个最优的临界水平;在该水平前,市场集中度对企业专业成长有显著正向效应;在该水平后,市场集中度的提升反而不利于企业专业化成长.     

企业ESG表现与商业信用获取

近年来,企业ESG表现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基于2008-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ESG表现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促进了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ESG表现能够通过强化产品市场竞争优势、加强外部监督、提高企业声誉和抗风险能力促进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从时间维度上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ESG表现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更强,这与整个社会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相关。异质性检验发现,ESG表现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在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以及信贷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ESG表现所带来的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效果提升了企业的实体经济投资,表现为创新投入的显著增加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显著提升,进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揭示了ESG表现服务实体经济的具体效应和途径,为我国持续推进ESG建设和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与异质性分析——基于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本文采用熵值法测度了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从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视角检验了绿色金融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和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信息化程度高的地区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大。据此，提出要完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发挥绿色金融在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正向作用，通过协调区域发展、提升消费水平和提高信息化程度增强绿色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推进国家数字经济战略发展的重要举措,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检验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风险承担行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在盈利能力较弱、民营产权性质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强。(3)渠道机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战略差异度、促进战略激进度来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4)企业数字化转型效用的发挥需要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支撑,合适的公司治理安排和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能够有效促进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作用。文章从微观视角剖析了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为上市公司如何更好地推动数字化转型以促进风险承担行为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