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人户”入保对低收入群体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后扶贫时代背景下,将低收入家庭中特殊困难人员以“单人户”的形式纳入低保制度覆盖范围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关键探索。本文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构建了“制度结构—个体差异—治理策略”分析框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建反事实结果,分析了低保制度对低收入群体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低保制度对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备显著的缓解作用;其减贫效应在城乡与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农村大于城市,西部大于东、中部地区。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应逐步扩大低收入群体以“单人户”入保的制度覆盖面,健全对低收入群体的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机制;应将贫困脆弱性纳入到现行低收入家庭贫困预警机制之中,提升对该群体整体致贫风险的动态监测能力;应考虑城乡与区域之间低保制度对低收入群体贫困脆弱性缓解作用的差异性,确保低保制度在城乡与区域之间发挥民生保障安全网均衡兜底的作用。     

新农保与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基于精准扶贫背景和不同贫困标准

为考察新农保在精准扶贫时期能否降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本文利用2014—2018年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2 300元/年和每人每天32美元两类不同贫困标准衡量的贫困脆弱性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缴费参与新农保对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削弱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根据领保状态的分阶段分析发现，缴费参与新农保和缴费参保人数增加对未领保家庭和领保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都具有显著改善作用，但领取新农保和领保人数对贫困脆弱性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改善健康成员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对无储蓄家庭和无借贷家庭的贫困脆弱程度具有显著缓解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缴费参与新农保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减少代际转移，进而缓解家庭贫困脆弱性程度，而领取新农保则通过增加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而加剧家庭贫困脆弱程度。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减贫可持续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双重视角

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并降低贫困脆弱性是保证我国减贫成果可持续的关键。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村庄层面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影响农村家庭轻度和深度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农民信息获取劣势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且深度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居高不下是造成未来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风险；虽然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但整体上农村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和轻度贫困脆弱性，而对深度贫困脆弱性的减缓尚需结合其他手段；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并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金融科技、收入不平等与多维相对贫困脆弱性

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缓解相对贫困是其重要一环。在新一轮技术变革潮流中,金融科技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基于宏观与微观匹配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金融科技发展对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显著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脆弱性,有效防止家庭在未来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状态中。此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经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人口抚养比高、拥有数字工具以及户主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中,金融科技缓解多维相对脆弱性的效应更大。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在缓解家庭多维相对脆弱性方面还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进一步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主要通过缓解区域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而提升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发展型消费以及家庭幸福感,从而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本文研究结果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有效视角。     

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两轮微观调查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期望贫困的脆弱性理论计算出脆弱性,然后使用纠正选择性偏误的倾向值匹配得分倍差方法来检验公共转移支付的效应。结果显示,尽管贫困发生率呈现下降态势,但城乡家庭遭受贫困脆弱性的比例不容忽视;随着贫困线标准的提高,贫困发生率与脆弱性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就业状态、工作性质及地区变量同时同方向地影响到贫困及脆弱性;无论贫困线划在何处,公共转移支付对慢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脆弱性没有任何影响。     

农村家庭动态收入与相对贫困收敛

本文基于中国农村家庭五轮微观面板数据，使用相对贫困线标准，首先以家庭收入与资产进行GLM模型回归得到资产指数(或称为结构性收入),之后借用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增长收敛俱乐部方法分析结构性收入的动态情况，并使用面板分位数自回归方法研究收入冲击的持续性。结果显示：中国农村结构收入两极分化特征显著；贫困收敛俱乐部数量为5个，约11.6%的家庭陷入了贫困陷阱中；对陷入贫困陷阱的家庭而言，暂时性收入较高家庭受到良性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最高，暂时性收入较低家庭受到不良冲击时暂时性收入的持续性较低；使用绝对贫困线标准时，陷入动态结构性贫困家庭的比例远小于相对贫困线下的比例，其他结论基本不变。     

西部山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基于分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分层模型方法对Chaudhuri所提出的贫困脆弱性度量模型进行了改进,在设计村庄和家庭变量的基础上,利用陕西省周至县四个山区乡镇的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即人均消费水平和消费波动的影响因素.本文分析了社区和家庭因素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发现社区因素对调查地人均消费水平和消费波动的影响途径并不相同,最后提出了针对贫困脆弱性的不同表现而采取不同管理措施等相关政策建议.     

医疗保险、农业信贷与精准扶贫

医疗保险与农业信贷是农村地区消除绝对贫困和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手段。本文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参加医疗保险能显著降低陷贫概率;单独农业信贷只能降低临界资本水平附近家庭的陷贫概率;相较于单独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农业信贷”模式对刚脱离贫困陷阱的家庭减贫效果更为显著。实证研究发现,医疗保险能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但单独农业信贷、“医疗保险+农业信贷”模式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因其独特的低成本和普惠性优势，能够给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家庭低水平贫困脆弱性和高水平贫困脆弱性，而且对缓解高水平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显著减缓城市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却对农村家庭与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增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推动创新创业以及拓宽投资增收渠道，对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多维相对贫困及空间效应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7—2019年数据,建立了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测算了我国微观家庭层面与宏观地区层面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状况。并使用离散选择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宏微观结合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收敛性、空间相关性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多维相对贫困消减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性与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在微观家庭层面上帮助减贫,还有助于在宏观地区层面上降低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在助力减贫的过程中对公平性问题的处理也相对较好,避免了“精英俘获”现象所导致的减贫效率低下与资源错配;数字普惠金融的多维减贫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家庭收入、就业、消费结构、主观感知与信息获取状况的改善。     

我国相对贫困标准研究——基于2018年CFPS数据库的测算

立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基本国情,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基于收入中位数比例法,将样本分城乡、东中西、南北不同区域,探讨未来我国相对贫困标准的设定。研究发现,在全样本中,相对贫困集中于农村、西部和北方地区,其中城乡收入差距最大。划分样本后,相对贫困规模变小,贫困家庭分布更加合理,且东部和南方样本的相对贫困率较高。因此,建议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基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分城乡设定相对贫困标准,将总的相对贫困人口维持在我国总人口的15%—20%,并引入“贫困差距”等指标衡量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     

中国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与贫困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和2009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检验各因素对经济脆弱性和贫困的相对影响力。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高于贫困;户主特征和家庭变量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经济脆弱性及贫困,代际间向上流动的私人转移支付对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和贫困没有作用;超过24%的非贫困家庭是经济脆弱性家庭;期望效用的脆弱性(VEU)方法表明,不平等虽然减少了脆弱性,但其影响经济脆弱性的力量最小,不可解释的风险是最重要的因素,异质性风险和协同性风险的力量居中。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脆弱性研究

终结贫穷是人类的一个梦想.在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摆脱贫困、解决温饱、提高生活质量一直是人类奋斗的目标,也是贯穿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主题.据研究,目前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其中云南省农村贫困人口居全国前列.本文旨在分析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由于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特殊性,西部少数民族的农户行为有别于中国其它地区的农户.因此,运用其他国家或者是其他省市脱贫的理论和经验以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会经常遇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本文利用发展模型对云南省红河州各个县市的脆弱性做出了精确的计算,从而掌握整个地区的贫困程度和地区差异,由此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作出初步的分析和探索.     

贫困脆弱性研究文献综述

贫困脆弱性在20世纪末后逐渐成为贫困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国内外对贫困脆弱性的研究也不断增多,脆弱性一般被认为与风险密切相关,将风险或冲击与家庭的福利水平联系在一起。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贫困的脆弱性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脆弱性的评价、贫困脆弱性的测量以及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分析等方面。本在对国内外贫困脆弱性方面相关研究做以梳理及评述,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贫困治理挑战及减贫合作启示北大核心

“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面临较为严峻的减贫挑战。基于“消除一切形式贫困”和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经验,构建多维贫困分析框架,从贫、困两方面分析沿线国家的极端贫困、中度贫困和多维贫困状况,并从政局稳定、经济和社会制度角度解析贫困治理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沿线国家消除极端贫困取得明显成效,但极端贫困问题依然严峻;中度贫困发生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度贫困人口数量占全球贫困人口总数比重趋于上升;沿线国家农村面临严峻的多维贫困挑战;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贫困人口最多,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次之。建议针对“一带一路”沿线重点贫困国家和经济走廊,与中国合作建立利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多维度精准扶贫的减贫机制,共建“减贫之路”和“增长之路”。     

数字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

信息技术变革推动了我国数字金融领域的快速发展,这一新型金融模式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待于更深入研究.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度量了"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标,结合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究了数字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有助于巩固我国脱贫攻坚成果.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优化资产配置、提高金融素养和强化信任机制来缓释风险冲击而实现,其中货币基金和投资业务发挥关键作用.这一效应对于中部地区、物质禀赋更高、抚养比更低的家庭作用更为明显,因此也要着力关注部分群体面临的"数字劣势"问题,加强普及教育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本文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得出的结论对于理解数字金融的发展效应以及减贫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政策启示.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家庭相对贫困治理

农村产业融合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创新发展理念，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引擎，研究其与家庭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关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制度背景进行梳理，在地级市层面上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并结合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分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降低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在变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变更估计方法和剔除直辖市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非农经济比重高、所在村庄道路状况良好、高农业收入占比和高受教育水平的家庭更容易通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摆脱家庭相对贫困。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显著提高家庭农业生产效率和非农参与，同时助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并推进互联网普及，符合“经济增长、发展能力和社会保障”的相对贫困“三支柱”治理策略。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加快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和缓解家庭相对贫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     

我国农户贫困动态演变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HNS家庭微观数据的研究

动态贫困研究是从中长期考察家庭贫困状态,关注家庭贫困状态的脆弱性与发展演变。采用CHNS家庭微观数据,通过对我国农户动态贫困的研究发现:男性户主、年轻户主、人口规模较大、低人力资本、人均使用耕地面积越多的家庭,在一段时间内多次贫困发生概率较大;此外,我国农户动态贫困还表现出较强的区位特性。减贫政策应该从以下四方面改进:一是细分农村贫困人口类型,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二是建立贫困家庭教育技能补贴制度;三是帮扶贫困地区开展非农或高附加值农业经济;四是建立有区域特征的扶贫开发机制。     

基本公共服务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吗?——来自CSS 2019数据的证据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扎实稳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所在。采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借助期望贫困脆弱性(VEP)概念，利用Logit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为基准，未来农户返贫的平均概率为9.7%;基本公共服务显著抑制了农户贫困脆弱性，有效发挥了防贫作用；基本公共服务通过提高家庭受教育程度和降低家庭健康风险两条路径起到防贫作用。因此，新发展阶段应重视农村防返贫问题，构建贫困脆弱性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完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多元化保障措施，以积累提升个人及家庭人力资本，规避返贫风险，进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从劳动力再生产视角看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

贫困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下个人和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无法正常进行,相对贫困下个人和家庭劳动力虽然可以维持再生产,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受到严格限制。消除贫困必须在增加社会剩余的基础上,建立促使更多社会剩余劳动转化为必要劳动的社会制度。从劳动力再生产视角看,中国特色反贫困实践是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为剩余劳动的转化提供制度保障,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为剩余劳动的转化提供物质基础,通过精准扶贫促进剩余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坚持党对扶贫事业的统一领导,塑造贫困人口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主义模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促进贫困人口的劳动力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和有序演进;坚持扶贫开发与精准扶贫相结合,丰富和发展贫困人口劳动力再生产补偿方式;坚持扶贫与“扶志”和“扶智”相结合,培育贫困人口劳动力再生产的非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