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债券对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下,绿色债券成为国家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工具。但“漂绿”风险的存在,使绿色债券是否能够发挥其积极作用、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和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存疑,为此以上市公司发行绿色债券为契机,深入研究公司发行绿色债券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发行绿色债券后,其绿色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绿色债券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信息透明度来提升公司的绿色创新能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外部舆论关注强度大、委托代理问题较严重的公司中,绿色债券提升绿色创新能力的作用更显著;公司发行绿色债券后,其绿色投资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表现都有显著改善。据此建议加快推进绿色债券市场的培育与建设;多渠道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助推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增强国内绿色债券发行主体的信息透明度,提升企业绿色债券信息披露的公信力。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具有绿色治理作用吗?——基于企业“漂绿”行为的考察

推动企业真正履行环境责任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基于2010—2021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可以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而且，机构投资者持股越集中，其退出威胁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越显著。进一步的路径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直接抑制企业管理层与控股股东自利倾向，并引发其他利益相关者监督，从而强化共同治理力度。此外，在企业为非国有性质、审计质量较低、地区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具有更强的绿色治理效应。     

企业股权质押与绿色转型——企业特征与政府行为的调节作用

当前，我国正积极推进经济发展绿色转型，企业作为推动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能否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能够影响公司绿色转型，具体表现为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和绿色治理绩效下降。基于企业层面，企业价值越低或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股权质押行为对绿色转型的影响越显著；基于政府层面，国有股权能够有效缓解股权质押对绿色转型的影响，但地方环境规制力度未能发挥显著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质押下企业绿色转型行为能够降低股权质押期间股价崩盘风险。     

绿色债券的国际创新和中国路径

我国经济正处于向绿色低碳经济的转型期,巨大的绿色投资需要绿色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绿色债券具有清洁、绿色、期限长、成本低等显著特点,可以为绿色低碳经济转型提供巨额资金支持,促进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并为整体金融体系改革提供契机。在借鉴国际债券市场创新的基础上,我国应完善绿色标准的定义并建立审核机制,积极探索绿色债券发行的激励措施,建立信用评级、增级制度,强化绿色债券的信息披露,做好绿色债券的公共示范发行和试点发行。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动力和路径的双重视角

机构投资者有能力和责任对企业施加影响,实现企业绿色转型。本文将机构投资者与ESG、CSR投资的相关研究拓展至绿色创新领域,采用2005—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面板数据,创新性地从动力和路径双重视角实证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机构收益和监管压力是机构投资者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两大动机;缓解融资约束是机构投资者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有效路径,而改善企业治理水平对绿色创新影响不显著;压力抵制型机构持股显著增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但是压力敏感型机构持股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无显著关系;区域绿色创新水平越高,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强;相较于低污染行业,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对高污染行业的绿色创新的影响更大。结合当前绿色金融领域的具体实践,本文认为可以通过完善激励机制体系、提升内部治理效率、优化外部监管环境推动企业绿色创新。     

绿色债券发展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的对策

随着国际市场低碳意识与绿色投资理念的逐渐清晰,募集资金投向环境友好行业、带有政府"绿色信用"背书、符合低碳环保发展趋势的绿色债券自2013年来呈爆发式增长。在资源能源短缺、污染严重的背景下,我国应借鉴国际市场绿色债券发展经验,协调监管,统一绿色项目界定范畴,加快推进绿色认证与信息披露制度,出台激励政策,提升绿色债券吸引力,完善绿色金融制度,积极推进绿色债券发展以助推我国经济结构改革、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和可持续低碳发展。     

IPO发行价溢价异象与投资者情绪研究

以2003—2011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可以发现,IPO发行价与IPO溢价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IPO发行价越低,IPO溢价现象越明显,称之为“发行价溢价异象”。采用受限因变量Tobit模型对投资者结构进行分析又可发现,IPO发行价越低,个人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低．由此表明,正是由于低发行价股票投资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个人投资者易于受到投资者情绪影响,高估股票价值,增加非理性投资需求,寸导致了“发行价溢价异象”产生。     

中国资本市场对绿色投资认可吗?——基于绿色基金的分析

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人们对绿色投资的生态价值已达成共识.而绿色投资能否兼顾环境绩效和财务收益的双重目标,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还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文章以绿色基金的绩效评估为切入点,研究了我国绿色投资的收益与风险.文章首先从环境金融、社会责任投资和金融创新视角系统梳理了绿色投资研究的发展脉络,然后选取22只绿色基金,在选定市场基准和匹配非绿色传统基金对照组的基础上,评价了绿色基金的直接收益和风险以及基于单因素和多因素模型(Carhart四因素模型)的风险调整收益,并进一步分析了基金投资者(绿色投资者)的收益敏感性.基于单因素模型的绩效评价显示,现阶段我国绿色基金的风险调整收益要低于市场基准和传统基金,投资策略差异和成立时间长短对基金收益和风险有影响.基于Carhart四因素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绿色基金的投资表现要显著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市场风险因子、价值因子和动量因子可以较为客观地解释绿色基金的收益.另外,绿色基金投资者的收益敏感性不高.文章为尚有限的我国绿色投资研究提供了新的直接的证据.     

绿色信贷能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吗?

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绿色转型的词频数来刻画企业绿色转型程度,探究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融资成本与绿色代理成本是绿色信贷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三条路径,且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作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和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不显著,绿色信贷主要通过增加融资成本倒逼企业绿色转型,以及通过降低绿色代理成本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地区金融监管强度更高、金融发展水平更低和商业信誉更高的企业中,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大。     

中间品外资进入自由化如何影响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中间投入品作为物化型技术溢出，是制造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从行业间投入产出关联的视角出发，以历年外资准入政策为事实依据，结合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与上游中间品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指标，并探讨了其对下游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中间品绿色技术溢出导致的有偏技术进步和企业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是最重要的影响途径，且中间品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提高对绿色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低技术行业和低生产率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外资中间品的绿色技术溢出对内部治污能力弱和外部减排成本低的下游企业作用更大。鉴于此，我国应进一步调整并优化外资引进策略，积极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加强上游中间品生产商绿色技术与下游行业低碳生产之间的衔接与互动，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绿色开放式基金绩效与资金流量关系研究

绿色开放式基金作为促进绿色产业与低碳经济发展的专项投资基金,既是新的融资工具,也是管理服务模式的创新,在树立投资者成熟投资理念、优化资本市场价值发现和传导机制等方面有巨大潜力。本文借鉴传统基金绩效与资金流量关系的理论与方法,以2015—2018年18只绿色基金为样本,采用三因素模型对绿色基金绩效进行评价,并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绿色基金绩效、投资者关注与资金流量的关系。研究发现,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能很好地解释绿色基金的绩效表现,绿色基金绩效弱于传统基金和市场组合;绿色基金绩效的改善和投资者关注的增加都可增加其资金净流入,且投资者偏好小规模、存续期较短的绿色基金。为促进绿色基金的发展,应充分发挥政府、绿色基金公司、标的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合力。     

“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了信号传递效应吗?——来自企业绿色治理的证据

“环保费改税”政策作为政府税收系统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导向信号,是落实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本文基于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企业数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探究“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否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影响企业绿色治理。研究发现：“环保费改税”政策能够发挥“污染管制”信号和“减排激励”信号推动企业绿色治理。机制检验表明,“环保费改税”政策发挥信号传递效应吸引市场投资者关注企业环境信息,为企业获得绿色基金投资和绿色信贷支持,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治理;也能发挥信号传递效应激发管理层环保认知,降低企业绿色代理成本,进而对企业绿色治理产生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成本转嫁企业、公众环保意识较强的地区以及非国有企业中,“环保费改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治理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基于信号传递视角拓展了“环保费改税”政策的经济后果研究,为环境政策如何有效结合市场理论解决企业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探索环境治理变革之路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影响商业银行次级债券风险溢价因素的回归分析

通过时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中银行次级债券风险溢价因素的实证,结果显示,评级机构给予的级别与商业银行次级债券的风险溢价显著相关,债券级别越高,风险溢价越低.另一方面,市场似乎认为评级机构并未充分考虑不同债权优先级别的债券在违约情况下的损失程度的不同,混合资本债的级别并未与次级债和金融债的级别合理拉开.实证还发现当债券以浮动利率发行时,债券的风险溢价能显著降低;当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上升时,债券需要向投资者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     

影响商业银行次级债券风险溢价因素的回归分析

通过对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中银行次级债券风险溢价因素的实证，结果显示。评级机构给予的级别与商业银行次级债券的风险溢价显著相关，债券级别越高，风险溢价越低。另一方面，市场似乎认为评级机构并未充分考虑不同债权优先级别的债券在违约情况下的损失程度的不同，混合资本债的级别并未与次级债和金融债的级别合理拉开。实证还发现当债券以浮动利率发行时，债券的风险溢价能显著降低；当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上升时，债券需要向投资者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     

企业漂绿行为分析

随着绿色产品的畅销,市场上的漂绿行为也日益严重。本文揭示了企业漂绿行为的虚假宣传、夸大宣传、含糊其辞、偷换概念和误导消费五种表现形式,并从经济利益、行政、经济学和认知四个方面深刻分析了造成漂绿行为的原因,并对我国当前存在的漂绿问题提出了初步的解决对策。     

中国绿色金融中的"漂绿"现象研究

工业化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同时也伴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在此背景下,绿色金融理论应用而生.绿色金融是通过引导资金流向绿色环保领域从而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可持续金融.对我国经济循环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然而,在实践中,部分企业为获得绿色金融的融资政策支持,将"非绿"项目通过包装、加工"漂绿...     

国际交通运输通道与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基于中欧班列开通的准自然实验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双碳”目标战略背景下，本文将中欧班列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国际交通运输通道对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班列开通能够有效促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中欧班列开通对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且绿色低碳发展效应在东部地区、老工业和资源型城市、科教资源水平较高与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中更加显著。区域创新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能源效率提升是中欧班列开通影响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渠道。中欧班列开通均能促进邻近非开通与开通城市绿色低碳转型，且影响效果在邻近开通城市中更明显。本研究能够为中国完善国际交通运输通道建设以及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实质性转型还是策略性回应——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绿色并购是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转型还是沦为策略性回应的工具?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采用内容分析法手工收集重污染企业2007-2019年的绿色并购数据，运用多时点PSM-DID方法检验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并购有效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熵平衡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虽然绿色并购会消耗企业资源，但企业可以通过从内部挤出其它技术创新和从外部享受更多绿色创新补助两种途径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资源支持。此外，绿色并购还具有改善媒体评价、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和提振投资者信心等溢出效应。上述证据表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并非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可以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和绿色印象管理的“双赢”局面。拓展性分析发现，在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强和媒体监督较为健全的地区，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并购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同时，可为碳中和背景下重污染企业如何通过绿色并购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大势所趋，环境规制作为实现环境效益的重要手段，其如何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值得探讨。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使用2005—2017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于EBM-GML模型计算得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进而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限度后能直接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则不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的影响则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大势所趋，环境规制作为实现环境效益的重要手段，其如何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值得探讨。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使用2005—2017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于EBM-GML模型计算得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进而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限度后能直接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则不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的影响则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