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农地流转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中国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乡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可忽视。为深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基于2000—2020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首先利用超效率EBM模型测度各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后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后参考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农地流转在人口老龄化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从样本期看，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超过5%,其中东部地区的均值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从影响效果看，人口老龄化能够显著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西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的作用较显著；从中介效应看，人口老龄化显著地促进农地流转，且农地流转的中介作用为44.9%。据此从鼓励采纳农业绿色技术、完善农业生产退出保障、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新时代人们科学认识乡村人口老龄化以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参考。     

碳交易试点是否提升了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碳交易试点运行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8年中国30个省市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碳交易试点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上,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过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碳交易试点通过能源结构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与产业结构效应最终提升试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产业结构效应带来的影响最为显著,技术创新次之,能源结构效应的影响较弱;(3)异质性分析发现,碳交易试点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存在,西部地区不显著,而中部地区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抑制作用。     

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5-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测算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门槛模型研究绿色信贷、产业结构优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空间传染”特性,其提升主要源于绿色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绿色信贷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中,高级化和生态化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前者会抑制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后者促进了其增长;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后,绿色信贷对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而对于不同维度,这一作用效果只存在高级化和合理化的门槛特征;空间门槛模型显示,本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高会减小绿色信贷对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     

人工智能提升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吗

当今世界,人工智能已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建设制造强国、推动综合国力提升的新引擎。在对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人工智能创新指标体系,基于2015—202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且存在明显的地区、行业、所有制企业异质性,人工智能通过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精准匹配等中介效应,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资产总额、前五大股东集中度、员工数量等均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积极影响。     

贸易开放、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贸易开放、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内在关联进行探讨。结论显示：贸易开放和技术创新均能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贸易开放能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政策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明显强于自然贸易开放;政策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双重门槛效应,且对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化影响。据此提出加速推进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强化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实施差异化贸易开放政策等针对性建议,以期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城市蔓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底层逻辑研究

本文依据绿色发展理念，在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效率观前提下，基于2001—2019年国内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评估了城市蔓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城市蔓延不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有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不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3)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市蔓延不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西部地区的城市蔓延均不利于提升本地和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比多样化集聚更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中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却均不利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4)进一步研究发现，全国层面的城市蔓延可以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分区域可知，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蔓延比中部地区更有利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数字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数字经济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进而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高行政等级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未能显著提升一般行政等级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公众环境关注度较低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上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进而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绿色经济效应和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R&D投入视角

普惠金融是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值得深入探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和使用SFA-Malmquist效率测度方法,分别测算了中国31个省份2007-2017年的普惠金融指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研发投入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 发现: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研发创新融资约束、释放创新活力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发投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效率这一分解因子上.进一步研究表明,该中介效应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中国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

文章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背景，基于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DF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测度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且创新环境在数字经济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从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本研究有利于探索数字经济的创新价值和绿色价值，有利于发挥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中国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构建工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会密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二者呈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改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收入激励效应；工会通过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替代劳动策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要素替代效应。此外，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高于非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出口企业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随着行业垄断势力增强，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高。因此，建设现代化工会制度、重塑工会角色、强化工会的要素配置作用、推进工会差异化建设，对提升职工收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低碳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低碳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具有“U”型特征，且该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低碳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伴随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由负转正。鉴于此，提出激发数字经济节能减排活力、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效的相关建议，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     

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环境规制的动态门槛效应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内地30个省份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结果发现: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较低,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受环境规制作用的门槛效应。进一步分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门槛效应和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门槛值低于全国其它地区,但创新质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东部地区省份可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以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探索除创新驱动外的其它因素,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碳排放规制、企业减排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自然实验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中国绿色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能否切实对企业形成减排激励备受关注，也是理论研究亟须探究的重要命题。本文通过手工整理中国各试点碳市场的控排企业名录，从企业生产效率视角对上述命题进行了解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显著提升了控排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该市场机制还未产生积极溢出效应，试点地区和同行业非控排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未发生显著变化。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碳市场的初始配额实施部分竞价拍卖、采用基准法核算、非履约主体交易更为活跃，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更高、企业市场定价能力相对更低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会更为明显。此外，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还显著降低了控排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提升了绿色生产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本文从企业生产效率视角揭示了中国碳市场建设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国家统一碳市场建设和绿色发展战略的深化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协同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研究 ——来自中国内地261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以2004-2017年中国内地261个城市数据为例，运用非线性门槛模型与动态空间效应分解模型，分别基于协调、非协调与空间溢出情境，对制造业集聚布局与城市化发展协同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行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虽然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双轮驱动更能助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当城市化水平超过0.424 1、制造业集聚度小于0.706 7或超过1.291 1时，非协调协同驱动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激励机制便会失灵。全样本动态空间效应分解表明，短期内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互动能够为整体地区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创造机遇。但长期来看，地区间要素流动和重组将引致绿色先行城市制造业集聚与城市化协同稳态微妙失衡，从而导致期望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路径中断。异质性城市动态空间效应分解表明，当前绿色极点仍集中在新一线、一线与二线城市，三线、四线与五线城市的绿色极化效应尚不显著，区域间绿色回流与溢出效应尚不明显。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地区与行业差异的视角

采用2000-2014年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得到的主要结论是：第一,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较强的滞后效应,受到前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显著影响。第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基础设施、对外开放也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第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符合“威廉姆森假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仅在中部地区显著。第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促进效应最为显著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金融业;其次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环境规制对中国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从各省份火电行业的面板数据出发,基于SBM方向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我国各省份2003—2017年火电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构建系统SYS-GMM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1)中国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的改进,并呈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2)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滞后效应。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大。(3)投资开放程度对全国范围内火电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仅对东部地区各省份的火电行业有正向作用,对中、西部地区影响效果不显著。     

环境保护税能否促进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贝叶斯时空统计的实证研究

绿色生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环境保护税是促进企业绿色生产的有效手段。以中国环境保护税征收标准改革为自然实验，基于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贝叶斯时空统计方法考察了环境保护税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环境保护税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且在东部地区、工业发达及污染严重的地区作用显著。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环境保护税可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路径影响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环境保护税法提供了实证支持，也为全面构建环境经济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决策依据。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来自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解释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