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本文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解释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虽然基准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能够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基于欧拉方程分解和中介变量法的验证发现,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对工资水平产生正向溢出并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即表现出“盈利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企业金融化却会抑制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客观上造成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上升进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即表现出“技术抑制”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获益幅度小于普通员工(私营企业中更明显),说明经典的“委托-代理”框架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与此同时,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金融市场收益率具有强相关性,表明企业金融化的动力来自金融市场的收益激励。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是企业在金融市场超额收益时期的“理性选择”,伴随金融市场回归并运行在合理区间,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持续损害,借助趋利性的企业金融化来获得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无异于“饮鸩止渴”。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提供有益参考。     

企业并购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吗？

本文基于2007—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并购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并购显著促进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并购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融资成本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作用。进一步研究得出,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并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更为强烈。拓展性分析发现,并购显著提升了雇员的劳动收入水平,且使得公司高管与雇员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缩小。本研究为并购服务实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路径的构建提供了借鉴,对于如何通过并购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的目标提供了有益启示。     

客户集中度能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吗

客户是企业经济利益的主要来源,对企业的经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视角,探究了客户集中度对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2007-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研究表明,客户集中度主要通过抑制创新需求、增加债务融资成本以及提高真实盈余管理削弱了资源在劳动要素中的分配。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对于企业劳动资源的侵占效应主要体现在员工层面,且当企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越小、产品独特性越强以及企业经营效率越低时,客户集中度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越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补充了客户集中度的经济后果及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影响因素,另一方面也为提升企业效率,调整客户结构提供了一定参考。     

集团共同审计能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吗？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集团的内部要素配置效率一直是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要议题。基于外部信息治理视角,本文探析了共同审计对集团劳动要素分配的提升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集团上市公司共用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且在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更小、多元化程度更高以及共用会计师事务所为“四大”时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集团共同审计能够改善公司治理、优化投资效率并促进劳动力升级,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员工而非高管层面。本研究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共同审计师的“外溢效应”,以期为提升集团效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参考。     

去杠杆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吗?

2016年,中国去杠杆政策实施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同时期发生,是巧合或是必然?造成劳动者福利损失了吗?本文将2016年去杠杆政策作为一次自然试验,基于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去杠杆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去杠杆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检验表明,去杠杆产生的融资约束和偿债压力并没有带来企业降薪或裁员行为,相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更多表现在企业经营成本与财务成本降低、投资效率提高等方面,没有出现“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该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坏杠杆企业和过度投资企业中更加明显,一定程度抑制了资本过度投入和无序扩张的问题。本文研究为2016年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下降的现象提供了微观解释,为明确我国去杠杆政策的积极意义提供了经验证据。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分阶段推行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负面清单制度对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该制度通过优化企业要素组成和提高劳动要素分配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以及处于进入壁垒较低、营商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最终还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绩效和投资效率。本文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视角验证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政策效应,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构调整抑或财政效应?

本文利用1993～2006年中国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财政收支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间接而持续的双重挤压作用;而整体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不具有显著的作用。这证实包含政府部门的内生增长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受到财政收入和支出行为的间接负面影响,财政收入的资本依赖和扩张性支出的资本偏向有利于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扩张产出规模,同时提高了资本的产出效率和回报份额,间接地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衡量企业收入分配的指标,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在非国企、服务业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产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市场垄断效应以及内部控制强化效应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需优化再分配机制,避免因经济绩效的改善而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随着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将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采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基于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在高内部治理水平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中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探析艺术品金融化：份额化交易模式

艺术品金融化是艺术品投资不可逆转的趋势,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模式是我国在艺术品金融化道路上的一项创新。该模式在理论上能够促进艺术品投资市场提高流动性,但从实际运作情况看还远不能达到预期效果,需要继续修正和完善。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原因的研究述评

近年来,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不仅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公平,而且还制约着消费水平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基于此,本文主要从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与收入分配、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和矫正劳动收入占比的政策建议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综合性的述评,并从两个方面提出了今后研究的重点。     

艺术品金融化创新探析——份额化交易模式

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模式是我国在艺术品金融化道路上的一种探索形式。本文详细介绍了天津文交所艺术品份额化交易的推行主体、上市流程和主要交易规则,就其运营以来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艺术品金融化提出几点建议。     

融资约束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吗?——基于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考察了融资约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首先基于文献提出了一个假说,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通过信贷获得流动资本的能力受到限制,它们倾向于减少劳动雇用或降低工资水平,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面影响。通过对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数据进行系统GMM估计和稳健性分析,我们找到了这一命题的支持性证据:私人企业的负债资产比(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而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则没有类似的结论。出现这一差异的关键原因是,在中国,只有私人企业面临着融资约束的困扰。     

企业金融化研究综述

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三期叠加"作用下实业发展相对萎靡,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步由生产领域转向金融领域,企业作为经济的基础部门,将大量的资金用于配置金融资产。金融资产配置一方面增加了短期资本回报率和资本流动性,另一方面导致实业发展的空心化和虚拟化。在此背景下,企业金融化问题引起了学者的高度关注,围绕企业金融化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本文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从五个方面对企业金融化进行归纳和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和治理"脱实向虚"问题提供参考性意见和启示。     

金融抑制、经济结构扭曲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思考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倾向于采用金融抑制政策以扶持工业部门、压制服务业部门,造成经济结构工业化的扭曲,而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偏低,这种结构扭曲致使其劳动收入份额不断走低。使用理论模型与基于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样本期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模型预测值,且缺口趋于扩大;中国严重的金融抑制与经济结构扭曲状况可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约1/3的下偏。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考察

本文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是其主要作用机制;政策实施后,试点企业相应增加了员工雇佣人数并提高了平均薪酬;此外,政策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为进一步释放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红利,建议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适用范围,提升政策覆盖面;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门槛;试行分类管理,进一步优化退税流程,更大程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政府补助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的模型与实证

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内在要求。本文构建包含政府补助的扩展型CES生产函数模型,基于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倒U型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显著增加了劳动收入份额,但存在一个临界值,当政府补助低于临界值时,政府补助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但当政府补助高于临界值时,情况则相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助引致的融资约束改善和营业利润增加是其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途径。随着政府补助规模增大,促进效应逐渐减弱,而过高的政府补助引发企业寻租成本上升等抑制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效应却随之增强,这是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倒U型影响的重要原因。本文不仅从微观角度阐释了政府补助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机理提供了模型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新时代深化现代财税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艺术品金融化创新：份额化交易模式探析

艺术品金融化是艺术品投资不可逆转的趋势,艺术品份额化交易模式是我国在艺术品金融化道路上的一项创新。本文详细介绍了天津文交所艺术品份额化交易的推行主体、上市流程和主要交易规则,就其运营数月以来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艺术品投资和金融化提出几点建议。     

经济金融化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吗？

本文运用我国数据构建经济金融化指数,以此衡量我国经济金融化的态势及波动。研究表明,经济金融化指数能够较好反映我国经济金融化情况,1996年以来我国经济金融化稳步上升,兼具阶段性波动,这与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趋势以及宏观政策紧密联系。本文还运用所构建的经济金融化指数、银行微观数据以及其他宏观数据,进一步研究了经济金融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金融化对银行风险承担存在U型影响机制,即经济金融化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过度经济金融化则会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同时经济金融化对全国性银行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比较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