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宏观经济和价值链结构的影响

本文将2014年OECD国际投入产出表结构嵌入全球贸易分析数据库GTAP10,通过对全球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进口品的来源及在国内的流向进行划分,实现与WWYZ模型的连接。在此基础上,将就业、消费、通关时间和投资等四个因素作为冲击变量,模拟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宏观经济和产业格局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宏观层面,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在长短期内差异显著,短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GDP和进出口总量明显下滑,在经历短暂反弹后,长期内全球经济将逐步回归到基准情景下的增长水平。产业层面,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服务业和农业产出在短期内降幅较大,长期则会逐渐恢复;制造业产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相对有限,但在长期内,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新冠肺炎疫情将促使中国加速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并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供需的核心,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最后,本文就促进经济增长、转型升级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全球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态势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但随着疫苗接种速度加快,全球经济正在逐步恢复.应对疫情的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救助政策在短期内会推高经济增速,但未改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总趋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有所恶化.随着救助政策效力下降和逐步退出,全球经济增长中枢可能下移.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改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性增强、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框架调整、流动性向实体经济传导效率提高等因素的影响,疫情后全球通胀水平将高于疫情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安全网持续强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金融动荡进一步增强了各国危机应对能力.然而,疫情后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背离程度加大,风险进一步累积.全球将处于金融风险与危机应对能力均上升的脆弱平衡状态.在金融安全网保障能力不均衡、危机应对工具不足和疫情后发达经济体经济政策转向的影响下,新兴市场将面临更大金融风险防控压力.     

疫情冲击下的财政政策选择——基于非线性NK-DSGE模型分析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冲击，我国进入疫情防控新阶段，此背景下财政政策合理选择对稳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包含异质性家庭和企业的非线性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NK-DSGE)模型中引入服务消费效用冲击，量化新冠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对比疫情冲击下各项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乘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一方面作用于服务部门影响企业的进入与退出，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引起失业率上升导致家庭借贷违约率提升，进而加剧了金融风险与经济衰退。积极财政政策在应对疫情冲击过程中起到逆周期调节作用，有效地缓解了经济衰退。通过对比增加政府购买、减免税收及政府转移支付政策的调控效果发现，在稳定家庭收入和促进消费增长方面，减税政策应对疫情冲击最有效，而在促进产出和就业方面，增加政府购买支出的财政政策更有效。研究结论为疫情防控的财政干预提供理论参考。     

新冠肺炎对上海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及对应策略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经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较大.除了政府政策和企业采取自救的各种措施外,金融机构的支持——尤其是以银行业为主的融资支持对于中小企业尤为重要.本文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这个“黑天鹅”背景,从商业银行角度(经验与数据)分析中小企业受新冠肺炎的融资经营影响,总结出政...     

新冠肺炎疫情与中国物价

2019年末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分析此次疫情对中国物价的冲击.本文利用2018—2020年中国主要消费品和工业品的微观价格数据,借鉴Chen等的做法,将武汉封城作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间点,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疫情暴发对中国物价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中国物价产生了负向冲击,但整体冲击幅度不大.武汉市作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集中暴发城市,其整体物价下降幅度显著高于中国其他城市.中国其他城市物价受到的负向冲击没有因新冠疫情严重程度不同而产生显著差异,也没有因其离武汉市距离的增加而减小.收入差距较大的省份城市,其整体物价和食品零售价格受疫情负向冲击更大;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城市,其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受到的负向冲击更大;及时发放消费券的城市,其食品零售价格的恢复速度快于其他城市.本文以物价为切入点,从一个较新的视角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深入探究物价变化背后蕴含的深层经济机理,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支撑.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对需求端与供给端都造成巨大的冲击,评估此次疫情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及机制分析变得重要.基于统计比较和使用DID模型,我们研究表明:(1)新冠疫情爆发前,我国总体失业率基本稳定,地区间失业差异趋于缩小;2020年疫情爆发后,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出现明显上升,但其影响在下半年趋于缓解.(2)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对我国就业市场产生显著不利的冲击,但对我国31个大城市就业的不利冲击要相对小于总体城镇.新冠疫情导致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总体上升0.31个百分点,导致全国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总体上升0.218个百分点.新冠疫情爆发4个月后我国就业受到的不利影响开始减小.(3)新冠疫情对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经济活动均造成不利冲击,进而对我国就业造成显著不利的影响,且对我国服务业经济活动产生的不利冲击更大.据此,需要严格防控国内疫情反弹,提升一流的营商环境,对受疫情不利影响的企业和劳动者提供优惠政策支持,出台人力资本政策支持建立国家高端人力资本储备池,拓展数字贸易、数字平台等就业创业.     

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发生、发展与未来

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从短期看是迅速扩大的公共开支,从长期看是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从根源看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公共债务危机不仅进一步加重经济复苏的难度,而且对世界政治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对我国来说,不仅要应对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冲击和影响,更要分析债务危机形成的原因,防范公共债务危机的发生,以保证中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运用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后疫情时代的经济特征研究

<正>即将进入2023年,全球经济复苏遭遇到持续冲击,俄乌因素导致的通胀,美联储持续大幅加息更是让经济考验增加,后疫情时代经济如何走？如何解决诸多问题,今儿做一个研判,试图寻找一些方向。通胀与高债务的难题破解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已经累计拨付了逾1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6%）的财政资金,而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规模总共扩大了近8万亿美元。过去40年中,世界各国的债务无论从规模、     

重大疫情与上市公司信息环境——基于2003年SARS疫情的实证检验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扩散蔓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亦不容小觑.由于数据的不可得性,现无法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中长期经济后果进行实证分析.因此,本文利用2003年SARS疫情的爆发作为外生冲击,采用疫情前后三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探讨重大疫情爆发前后上市公司信息环境的变化.研究发现,相较于受影响程度较低的公司而言,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上市公司股价同步性在疫情后上升,这表明疫情会减少上市公司股价的信息含量,降低资本市场运行效率.上述影响在融资约束高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疫情冲击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显著下降,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上升,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且发表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增加.本研究对预测新冠肺炎疫情的中长期经济后果及后续应对措施,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疫情冲击、修复调整与基础再造的中国宏观经济*

2020年注定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市场主体产生了剧烈冲击，全球经贸体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大停摆”。本文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判断超级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与回升潜力；二是基于以上判断为疫后经济修复和中长期发展提供适用的政策建议。本文重点关注四个核心问题：第一，现阶段中国经济复苏的进展和性质；第二，下阶段中国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点；第三，如何科学安排一揽子规模性政策和工具组合以产生理想政策效果；第四，现有政策空间是否足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增强韧性和实现基础再造。在以上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基于经济自我调整力量和宏观政策拉动效应的模拟分析，本文形成对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核心指标的预测和展望，据此提出系统性政策建议。     

疫情冲击下中小企业风险的特点与政策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发展.相较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风险识别和防控能力较弱,此次疫情对中小企业冲击更大.疫情冲击下中小企业风险的特点表现在供需链断裂风险升级、经营资金链断裂风险加剧、融资债务链困难重重、疫情防控压力持续不断等方面.中小企业应积极修复和调整供应链、快速恢复资金流稳定性、提升自身发展动力和抗风险能力、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与此同时,政府应精准落实提振经济需求的政策、强化金融服务支持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中小企业成功转型升级,促进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及应对

研究发现,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可影响经济长期发展,但现有研究集中于短期冲击。全要素生产率(TFP)为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新冠疫情)对经济的长期影响提供了理论视角。理论证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是驱动TFP增长的两大动力,两大动力又受到教育、创新、市场效率、基础设施、制度五大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五大影响因素→两大动力→TFP的传导路径。沿着这一路径,分析了新冠疫情作用于TFP的机制,结果表明新冠疫情对TFP的影响具有多元性、复杂性,为经济长期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风险。在此基础上,从协同打造人力资本强国、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提升市场效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重大危机防控制度五方面提出应对建议。     

疫情冲击、修复调整与基础再造的中国宏观经济*

2020年注定是中国和世界经济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市场主体产生了剧烈冲击，全球经贸体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大停摆”。本文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判断超级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与回升潜力；二是基于以上判断为疫后经济修复和中长期发展提供适用的政策建议。本文重点关注四个核心问题：第一，现阶段中国经济复苏的进展和性质；第二，下阶段中国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风险点；第三，如何科学安排一揽子规模性政策和工具组合以产生理想政策效果；第四，现有政策空间是否足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增强韧性和实现基础再造。在以上分析判断的基础上，基于经济自我调整力量和宏观政策拉动效应的模拟分析，本文形成对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核心指标的预测和展望，据此提出系统性政策建议。     

精准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形势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世界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经济全球化遭受巨大冲击。展望2021年,大振荡后的世界经济将呈现恢复性增长,但各经济体的发展不尽相同,世纪疫情更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全球主权债务风险与国别脆弱性评估

新冠疫情的暴发把各国政府债务水平推向历史新高，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的“低通胀、低利率”局面出现逆转，陷入债务困境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数量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开始担忧再度出现类似拉美主权债务危机的系统性风险。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构建了一个分析主权债务风险和评估国别脆弱性的整体性框架。首先，根据2022年政府债务负担指标取值的历史相对水平可知，全球债务负担水平仍属于中等范畴，但部分经济体已进入高风险区间，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比发达经济体面临更加严峻的流动性风险。其次，采用债务动态分析方法，分析了不同类型经济体政府债务负担水平决定因素的差异，并且探讨了通胀和利率上升等新变化对其主权债务风险的影响。相比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更容易因为外部冲击而陷入债务困境，而且难以借助通胀和财政调整手段来缓解主权债务风险。最后，结合两类经济体主权债务风险来源的差异，分别设计了短期脆弱性评估框架，并给出各国脆弱性排名。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济学分析——从 “三方博弈” 看中美两国抗疫的策略、效果及原因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 中美两国的抗疫策略与效果截然不同。这种差异的背后隐藏着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密码。面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由于其中关涉诸多重大利益关系, 任何国家的相关主体, 特别是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及其民众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复杂的博弈。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阈, 运用博弈分析工具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发现 “三方博弈”中存在的诸如处罚系数、中央政府发现地方政府消极抗疫行为的概率、民众分配系数、公益人激励系数、经济人激励系数、民众对自由与个人利益的追求、政府效用偏好等影响抗疫策略的因素, 以及其决定的不同的抗疫策略选择。 中美两国抗疫效果截然不同，表面上看是抗疫策略选择问题，本质上是国家治理理念、政治制度、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民众思想意识等方面的根本差异。中国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总体战、阻击战的阶段性胜利，既是对中国国家治理理念、政治制度、国民性的一次考验，更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一次成功检验。     

稳增长目标下宏观债务风险研究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宏观债务率攀升，经济增长无法摆脱对债务的依赖，为此构建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从典型时期和连续时期实证研究居民、企业及政府部门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旨在探究稳增长目标下中国宏观债务风险问题，为防范债务风险提供经验证据。研究发现：居民债务对经济增长短期具有促进作用而长期呈现抑制作用，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短期与长期均呈抑制作用，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风险较高；在经济平稳时期适宜采取居民部门债务扩张政策，适度降低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水平，在经济剧烈波动时期应谨慎提高居民债务水平，加大力度降低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在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反弹背景下，应适度提高居民部门债务，注意防范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制造企业GVC嵌入的负面影响机制与风险研究*

对于全球价值链（GVC）运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不只是短期冲击，也是长期考验。由此产生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从突然暴发，到常态化，再到最终结束的发展过程中，新冠疫情会对中国制造企业的GVC嵌入产生何种负面影响？本文通过梳理GVC理论，分析后发制造企业GVC嵌入的价值分配和压力来源，剖析其嵌入成本，指出新冠疫情会突然冲击GVC嵌入企业的现金流，常态化影响其产品成本，长期化提高其嵌入GVC的机会成本，并由此引发破产倒闭风险、挤出脱链风险和重构脱链风险。基于负面影响机制的识别和风险研判，本文提炼和阐析了干预政策的作用点，论证了在缓解疫情冲击风险的诸多干预政策中支持转型相比金融纾困、畅通物流相比复工复产、稳定价格相比减免税费的重要性。基于当前中国干预政策存在重纾困转型、轻标准规则的不足，提出要加强对GVC新标准或新规则的前瞻性引导与适应；基于其他国家干预政策对中国制造企业GVC嵌入的复杂影响，提示要系统识别国际政治风险并加强风险防控。     

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辩证关联——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

2019年末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较大冲击。由于我国拥有较为完善、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较高的治理能力,正确处理了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稳定与发展”“常量与变量”“当前与长远”“危险与机遇”等方面的辩证关系,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调控之下,一方面疫情蔓延态势被有效遏制,另一方面经济生产活动也有条不紊地逐步展开。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发性外部冲击,虽然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仅是暂时的、可控的,而且在一定程度还会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换。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灾害适应型经济”的转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疫情的冲击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认知，需从理论上对经济衰退的原因和机制重新认识，特别是对疫情之下“非常态经济”及其与“常态经济”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疫情的冲击亦暴露出现有的经济系统存在的问题，需要推动经济的转型，打造“灾害适应型经济”。本文基于辩证思想，从负面和正向两个方面来研究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充分发掘新动能，利用新机会，推动中国经济向“灾害适应型经济”转型，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