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特征、公司治理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治理视角出发,对董事会特征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董事持股比例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而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领导权结构等特征变量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影响并不显著。这从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角度为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机制的不完善性提供了经验证据。     

融资约束、持有现金与公司投资——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2000年～2006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从我国市场化进程与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的制度背景出发,在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基础上,考察了公司持有现金的对冲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所在地区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公司与非国有公司存在融资约束.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司持有现金具有一定的对冲效应,而且这种对冲效应在融资约束公司中更重要.     

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持有——来自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6—2010年深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深交所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方法,考察了信息披露质量对现金持有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企业持有的现金越少。这就从一个新的角度说明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确实能够减轻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能够缓和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以及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此外,研究还发现,行业竞争水平以及股权性质均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现金持有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影响。     

交叉上市对现金持有与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5～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鉴Fama-French(1998)和Fresard-Salva(2010)的企业价值回归模型,考察了交叉上市对于企业现金持有及现金持有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公司实现A+H股交叉上市后,由于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升以及融资成本的下降,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降低;而在A+B股交叉上市公司中,现金持有水平并没有显著降低。同时,由于交叉上市公司比非交叉上市公司的发展机会更好、融资成本更低,投资者更希望企业减持现金,适度加大投资,以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     

金字塔终极控制权、制度环境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研究了金字塔终极控制权和制度环境对2004年—2006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金字塔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度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表明在金字结构下,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越大就越会持有更高现金水平;市场化指数、政府干预指数和法治水平指数等制度环境因素与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显著负相关,表明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家族上市公司越会实行持有高额现金的政策。     

负债融资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2004~2006年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考察了负债水平、负债期限结构及负债来源对企业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公司的现金持有量与负债水平呈现一种非线性的"U"型关系;公司的现金持有量与短期负债比例正相关,而与长期负债比例负相关,说明负债的期限结构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从负债来源看,公司的现金持有量与银行负债比例负相关,而与商业信用比例正相关。     

现金持有具有战略效应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8年的数据,研究了现金持有对上市公司市场份额的影响,发现现金持有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增强企业利用投资机会的能力,并向市场发出一种激进的战略承诺。因此,高额现金持有可以实现企业市场份额的增加,即具有战略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战略效应的作用多产生于行业集中度较高的垄断竞争行业,而在行业集中度较低的完全竞争行业战略效应并不显著。     

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传递机制与情境条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逐渐接近技术创新的前沿,技术追赶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文章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传递机制和情境条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创新活动表现出“双重利好”效应,将同时提高被支持行业中企业的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传递机制分析表明,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程度、提高政府补贴力度、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带来更多分析师关注等中介因素驱动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情境条件分析发现,产品竞争市场治理、新闻媒体治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和高管团队研发经验会加强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有正向影响且该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而非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有负向影响且该效应不具有持续性。研究揭示了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传递机制与情境条件,为客观评估中国产业政策的经济效应提供了微观依据。     

债务融资、债务期限与企业的成长性——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考虑债务融资比例与债务期限的内生性建立联立方程,检验企业债务融资比例、短期债务与成长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短期债务和成长性与债务融资比例显著负相关;选择短期债务降低成长性对债务融资比例负面影响的观点没得到支持,而且也没证据显示高成长企业通过选择短期债务可缓解其严重的代理人问题。     

融资约束、流动性管理与企业投资——来自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1年间沪深两市中的1183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以往研究中采用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进行适当的改造来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面临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一方面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弱于无融资约束的公司,另一方面其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强于无融资约束的公司,同时其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这些结果共同表明面临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的确通过流动性——现金持有的管理来缓和其在现金流状况不佳时面临的投资不足问题,从而有助于提高公司投资效率与公司价值。     

数字化转型与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基于中国2015—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缓解融资约束和减少非效率投资是数字化转型降低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两个关键机制;考虑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周期,相较于发酵期和去杠杆期,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处于债务危机早期和强化期企业债务违约的风险;相较于非困境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更强。     

成长性、产品市场竞争与现金持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行业环境以及企业成长与竞争态势显著影响其现金持有价值,基于2003-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结合禀赋差异(融资约束和产权性质)下的行业企业成长能力与竞争态势考察其现金持有价值效应。研究发现:公司现金持有具有显著的价值效应,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能够促进公司现金持有价值效应的提升;高成长能够促进现金持有价值效应的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较高的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成长性是现金持有发挥价值效应的关键背景环境,企业高成长通过增强行业内竞争的激烈程度进而促进现金持有价值效应的提升。     

债务期限结构、偿债能力与融资结构弹性——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0年12月31日前在沪深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全部A股公司的有关数据,对其债务期限结构与偿债能力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债务期限偏短,但偿债能力较强,上市公司这种很短的债务期限结构并非是由于其缺乏借入长期债务的能力,而是其主动选择的结果。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发展：促进还是抑制——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发展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但面临着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促进了还是抑制了企业数字化发展?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EPU指数和上市企业数据,实证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长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的发展;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加大政府发放补贴的力度、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的途径,促进企业数字化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大型、实体、“十三五”期间企业的作用更大。据此提出,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和数字金融发展力度、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因时制宜地开展数字建设的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员工配置——来自沪深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员工配置是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一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影响企业员工配置?本文以员工数量衡量企业员工配置,利用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员工配置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增加企业员工配置,且该影响经更换变量、调整样本容...     

现金持有行为对企业信贷融资能力的影响

从公司规模带来的代理成本的角度对现金持有行为与企业信贷融资能力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现金持有行为对于企业的信贷融资能力存在两个相反方向的作用,适当的现金持有量对企业获得银行信贷存在有利的影响,但是企业规模的扩大会提高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监管成本,导致持有现金被滥用的概率升高,这样现金持有反而会对企业的信贷融资产生不利影响.就获取银行信贷来说,企业规模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存在一个最适合获得商业银行信贷的规模水平.     

治理环境、终极控制与超额现金持有——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我国2004—200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量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治理环境,研究市场治理环境的变化是否降低了这一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两权分离程度越高,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越高;我国民营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两权分离程度较国有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高,且其相应的超额现金持有量也略高于国有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市场化进程的提高能够降低民营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量水平,但却不能降低国有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量水平。     

社会失信环境如何影响企业现金持有——基于城市失信被执行人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社会失信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失信环境通过增加交易成本、加剧融资约束和代理问题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社会失信环境对企业现金持有的正向影响在信息透明度较低、行业竞争较激烈以及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欠佳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从社会失信环境视角探讨了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因素,丰富了社会失信环境的微观经济后果研究,同时为政府部门进一步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改善企业现金管理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走高背景下,以2007—2021年A股非金融类出口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关系,这对于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将显著抑制出口企业创新持续性,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成长期及通过高新技术认定的出口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出口企业的经营收益,加剧出口企业金融错配和技术人员流失,进而对出口企业创新持续性产生抑制作用;拓展性分析显示,出口企业较高的政策不确定性感知能力可以削弱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其创新持续性产生的不利影响。在逆全球化之风盛行的背景下,这些发现将为我国出口企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及政府制定、实施相关政策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