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金融视角下投资者情绪对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以2008～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投资者情绪对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与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正相关,即投资者情绪越高涨,财务重述行为发生的概率也越高。在进一步的分样本检验中发现,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行为的正相关关系只在如下子样本中显著:非国有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董事长未兼任总经理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和由非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投资者情绪与公司财务行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监管部门更好地发挥其监督作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投资者情绪对中国 IPO首日收益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以2009年1月～2014年3月上证交易数据为样本,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基于中国国情的投资者情绪综合指数（ CICSI ）,并采用VAR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等方法考查投资者情绪综合指数与中国IPO首日收益率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对IPO首日收益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IPO首日收益率的波动也会对投资者情绪波动有显著的冲击,但产生的影响在时间上会相对滞后。实证分析结果有助于了解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决策的过程及影响机制,对于投资者的管理与引导、定价效率的提高、相关机制的完善具有现实意义。     

投资者情绪与盈余管理——基于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笔者基于行为财务视角,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权衡.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而且管理者会策略性地权衡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使用.在投资者情绪高涨期,公司管理者利用应计盈余管理调增盈余,但随着投资者情绪高涨期的不断延长,管理者利用会计应计调增盈余的行为减弱,而利用真实盈余管理调增盈余的行为增强.在投资者情绪低迷期,初期,管理者不会利用盈余管理向上操纵盈余,但随着投资者情绪低迷期的不断延长,管理者同时运用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调增盈余.笔者的研究结论为盈余管理的市场时机理论提供了经验证据.     

股东利益冲突、投资者情绪与新股增发折价

关于增发新股折价原因的解释有多种,本文的研究表明,股东利益冲突是造成中国新股增发折价的重要因素之一。文中利用1999—2008年上市公司所有公开增发样本,考察了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开市场增发公告价格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剔除投资者情绪影响之后,公开增发公告的负价格效应在股权分置改革后趋于不显著,说明股权分置改革使得不同类型股东之间的利益更加趋近,从而支持了刘力等基于二元股权结构对中国市场上公开增发公告负价格效应的解释,也从公司财务层面证实了股权分置改革在统一不同股东利益方面的效果。本文还发现,投资者情绪越高涨,公开增发公告价格效应为负的程度倾向于越大,越低迷则越小,说明投资者情绪对经典的公司财务结果起到了放大的作用。     

私募股权投资、投资者情绪与科技型企业R&D投入

根据2009-201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科技型上市企业相关面板数据,研究私募股权投资、投资者情绪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存在私募股权投资的科技型企业R&D投资强度更大;投资者情绪在私募股权投资与企业R&D投入之间起中介效应,即存在私募股权投资的科技型企业的投资者情绪更为高涨,高涨的投资者情绪会促使企业加大R&D投入。企业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者情绪在私募股权投资与研发投入中的中介效应更加显著,并且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无论是年轻企业还是成熟企业,投资者情绪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将投资者情绪纳入分析框架,深入研究私募股权投资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对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企业、政府等进行科学决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手机端交易、市场波动与投资者从众行为

基于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时代背景,本文以2010—2019年的中国A股市场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手机端交易与市场价格大幅变动压力下的投资者从众行为之间的关系。手机端交易者对信息反应迅速,但其信息分析处理能力受到手机设备及应用程序功能的限制,并且容易被移动社交媒体及平台的信息和情绪干扰。研究结果显示,当市场价格发生大幅变化,手机端交易在投资者看涨和看跌情绪下均会强化市场压力下的从众行为,并且在看涨情绪下影响更明显;此外,手机端交易对从众行为的影响在投资者信息搜索较高时更加显著;实证结果还表明,手机端交易与市场日内波动对市场压力下的从众行为存在复合加强效应。     

基于季度时间窗的机构投资者行为效应研究

机构投资者已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对证券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季度时间窗下机构投资者行为效应的回归模型,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变动与不同期超额回报的关系,并分析机构行为对不同期超额回报率影响的强度。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变动对当期与滞后期超额回报都有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具有持续性,且当期较后一期影响较弱,后一期市场对机构行为存在过度反应现象。基于研究结论,为证券市场的健康、平稳、有效运行提出几点建议。     

投资者情绪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实证研究

区别于以往从宏观环境或自身因素等角度分析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运用资本市场投资者交易数据,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以沪深证券市场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关系主要由投资者情绪的中期成分所引致。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应加强对投资者情绪的关注,尤其要重视投资者情绪的中期变化情况,避免出现过度乐观或迎合行为,从而使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大股东控制、投资者情绪与定向增发折价

本文选取2006-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几乎所有实施定向增发的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大样本数据把大股东控制和投资者情绪对定向增发折价的影响进行全面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一级市场中,当大股东参与认购时,其能够获取定向增发的折价水平就比较高,机会主义动机越强,折价水平越高,大股东控制作用比较明显：在二级市场中,投资者情绪与定向增发折价也存在正相关关系,投资者情绪高低显著影响折价水平的大小;最后,本文也发现大股东控制作用也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在牛市下大股东控制作用容易导致发生掏空行为,在熊市及震荡市下,大股东的控制作用受到一定约束,他们可能会通过虚增资产来达到利益输送的目的。     

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研究

本文从行为金融学角度,以2002年6月至2010年3月中国证券市场的股票交易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时间序列回归考察中国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率之间的联系.研究结果表明,由股东户数得出的情绪指标系数与市场收益反向变动,而户均持股得出的情绪指标系数则与市场收益正向变动.实证检验的结果验证了投资者情绪在中国股票市场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关于证券市场投资者情绪运行模式的研究,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泡沫的预警、监管机构政策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投资者信任会影响应计异象吗?——基于财务重述的角度

本文以2006-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财务重述作为投资者信任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投资者信任对于应计异象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者信任度的降低对应计异象起修正作用,投资者对应计项目的过高定价得到缓解.进一步检验发现,涉及财务报表的财务重述对应计异象的修正作用更为显著.本文考察投资者信任与应计异象的关系,对提...     

投资者情绪、经济政策不确定与股市流动性

文章以2010年1月至2021年3月为样本期,运用SVAR模型探究投资者情绪、经济政策不确定与股市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增加时,投资者不再愿意持有流动性资产,股市流动性急剧降低;随着政策实施效果逐渐展现,长期投资者将预期看好股市,股票市场流动性快速增加。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引起投资者的恐慌,这是因为政府政策实施存在时滞。但投资者情绪会因为国内政治环境的稳定和投资者预期看好政策执行的效果而逐渐回归理性。当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较高时,即使投资者情绪高涨,投资者也会先观望市场情绪,谨慎投资,导致短期内股票市场流动性降低。     

异质信念、投资者情绪与企业增发偏好

投资者特征是企业融资决策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以2003-200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异质信念和投资者情绪两个维度,考察投资者特征对企业股权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异质信念越大,投资者情绪越高涨,企业越倾向于公开增发而非配股。进一步地,我们还考察了不同投资者情绪下,异质信念对股权发行方式影响的差异性,结果发现投资者情绪越乐观时,异质信念对企业公开增发选择倾向的敏感性越高。     

货币流动性过剩、噪声交易与资产价格波动

流动性过剩与投资者主体行为是影响资产价格波动的两个重要因素,通过将流动性过剩引入噪声交易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资本市场运行情况进行了分阶段的实证检验,发现我国长期存在流动性过剩现象,在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期间,流动性过剩与资产价格保持协整关系,而在资本市场过度波动时期,这种协整关系消失了,投资主体的行为特征成为这一时期资产价格的主导因素。从2000年至今的整个样本时期来看,流动性过剩并不必然导致资产价格上涨,但却对资产价格有潜在的冲击和抬升作用,因此是资产价格上涨的充分非必要条件。     

贸易开放与工资差距的关系——基于劳动力市场变迁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将样本期1993-2008年划分为三个时期以分析不同劳动力市场条件下贸易开放收入分配效应,并采用省际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贸易开放与行业间工资差距在整个时期内表现为倒"U"型关系,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贸易开放显著缓解了工资不平等。     

投资者保护、寻租与IPO资源配置效率

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活动,资本市场中的寻租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稀缺资源的扭曲定价和错误配置,降低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并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本文以2007-2012年A股IPO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投资者保护、寻租与IPO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IPO公司的寻租行为会显著地抬高首发价格,缩短上市前的等待期并有利于首次顺利过会;(2)寻租对上市准入资源配置的影响仅在投资者保护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成立,而在投资者保护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寻租行为并未能产生显著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降低寻租对IPO资源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     

基于截集的加权可能性均值-方差模型

本文以模糊数的截集为切入点,给出随机变量取值为模糊数时基于截集的加权可能性均值、加权可能性方差和加权可能性协方差的定义,研究了基于截集的加权可能性均值、加权可能性方差和加权可能性协方差的性质,给出三角模糊数的基于截集的加权可能性均值、加权可能性方差和加权可能性协方差的具体形式.并以基于截集的加权可能性均值作为证券组合投资收益率为模糊数时投资未来收益的度量,以基于截集的加权可能性方差作为证券组合投资收益率为模糊数时投资风险的度量,以基于截集的加权可能性协方差作为不同资产之间相关程度的度量,以不同的权重表示不同投资者的对投资收益的风险偏好程度,构建基于模糊数截集的加权可能性均值-方差组合投资模型,给出模型的求解方法.最后将基于截集的加权可能性均值-方差模型与传统的均值-方差模型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结合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的具体实例说明该模型的应用价值.     

投资组合构建与优化：投资者偏好和遗传算法视角

投资组合构建过程可以分为资产选择和资金配置两个步骤。资产选择取决于投资者偏好，以及投资者获得的知识或信息，资金配置可以利用Markowitz投资组合理论和遗传算法等模型来确定。通过刻画A股市场上存在的特定投资者偏好，选出拟投资的股票组合，然后分别利用Markowitz均值-方差模型和遗传算法计算各个股票最佳的资金配置比例，并用历史数据回测不同资金配置比例下股票投资组合的收益，发现遗传算法下构建的最优组合在收益、风险、夏普比率、最大回撤等方面均优于均值-方差模型下构建的最优组合。     

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迎合策略——基于业绩快报行为的实证检验

以我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业绩快报行为作为分析对象,对投资者情绪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决策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1)当公司盈利时,随着投资者情绪的高涨,上市公司披露业绩快报的概率增加,而当公司亏损时,投资者情绪水平越高,公司披露业绩快报的概率则越低;(2)在公司披露业绩快报的前提下,投资者情绪越高涨,业绩快报中的盈利数据越被高估。上述结果意味着上市公司可能策略性地利用业绩快报行为来应对投资者情绪的波动,并从经验事实上支持了行为金融学的迎合理论。在当前A股市场整体信息披露质量欠佳的前提下,该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证券市场相关规制、对市场进行有效的引导或监管,为深化市场改革提供新思路。     

境外投资者持股稳定性与股价波动风险——基于陆股通日频持仓数据的研究

本文以2016-2021年陆股通上市公司为样本，按照陆股通资金换手率将境外投资者分为长期投资者与短期机会主义者，探究境外投资者持股稳定性如何影响股价波动风险。研究发现，陆股通资金持股稳定性越高，股价异质性风险和股价暴涨暴跌风险越低。异质性研究发现，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股权集中度高、分析师跟踪数量多的样本中，陆股通资金持股稳定性对股价波动风险的影响程度更大。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沪股通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发现境外投资者持股稳定性越高，股价波动风险越低的结论依然显著。结论表明短期机会主义境外投资者交易加剧了市场波动，而长期境外机构投资者发挥了稳定市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