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金融“联姻”如何影响企业研发决策?

金融创新是中国新旧动能转换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对搭建资本向科创企业流动的“通道”和引导资本“输血”科创企业至关重要。以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实验,从研发二元边际视角,重点讨论科技与金融“联姻”对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在二元边际层面具有丰富异质性,呈现出广延边际不显著而集约边际显著的非对称特征,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融资约束作用机制,相比于低融资约束企业,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更有助于促进高融资约束企业的研发投入。拓展研究发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数量,而且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激发企业探索性创新行为。研究结论对企业在转型时期更好地把握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政策红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上市企业“走出去”

本文基于2014年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准自然实验,以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一带一路”政策对企业出口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升了参与企业的出口意愿和出口深度,这种积极作用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创新水平实现,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外向型节点城市、民营产权以及配套性支持产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企业的国内业务发展和邻近地区企业的出口活动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有助于企业经营绩效改善和就业规模扩张。     

数字化转型能改善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吗——基于知识溢出的视角

将数据要素纳入企业创新决策模型，并将企业创新分为高端创新与低端创新，从理论上阐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及其“低端锁定”的影响。基于此，利用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整体创新，而且有助于改善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由于数据知识溢出对高端创新的成本抑减效应更大，因而数字化转型对具备更强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企业的高端创新作用更大；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低端锁定”困境的改善作用在制造业、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行业以及国企、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明显。     

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与企业双元创新

基于2010—2021年新能源汽车公司的年度报告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分别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具有赋能效应与“过犹不及”效应，而合作伙伴动态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2）异质性分析表明，规模较大的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活动的作用效果更明显；（3）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企业双元创新作用于企业经营绩效与价值绩效，具有短期绩效激发和价值增值功能。     

“结构性”去杠杆政策能否抑制企业金融化？

将去杠杆政策的实施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以2012—2019年国有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结构性”去杠杆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去杠杆政策会降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占比,并显著作用于非科创型行业的企业,同时减弱了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2）引入政府补助和银行贷款两大重要融资渠道的调节机制,可以证实政企关系和银企关系在去杠杆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程度影响中的弱化作用;（3）长期负债强化了去杠杆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同时有助于去杠杆政策弱化企业金融化对创新的“挤出效应”     

税收激励与企业科技创新——基于税种、优惠方式差异的研究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与激励作用。文章构建了包括税收激励政策、创新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等变量的分析框架,通过对281家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活动的调查分析,检验了税收激励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创新投入是税收激励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完全中介变量;从税种来看,企业所税优惠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资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代表的流转税类优惠则对企业人力投入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从优惠方式来看,与直接优惠方式相比,间接优惠方式对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资金投入与人力投入具有更为有效的激励作用。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网络视角

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数字化水平提升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着力点，是实现企业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2010—2020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上市数据，分析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但是这种影响具有两个层面的异质性：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对国有企业和小企业创新作用更明显；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在东部地区、高数字化水平地区以及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样本中表现更突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水平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创新网络深度作用于企业创新活动，创新网络广度在数字化水平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并未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数字化水平、创新网络以及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为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企业创新会推动进口竞争下的企业高质量发展吗?——基于“竞争战略偏向效应”和“韧性效应”

在扩大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创新能否高效赋能中国制造业企业抵御进口竞争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以2008—2019年A股制造业企业为样本,通过构建进口竞争与企业创新交互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创新应对进口竞争的有效性以及两者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首先,无论是创新投入还是创新产出都可以主动抵御进口竞争且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结果在多重稳健性检验下成立。其次,企业创新通过优化竞争战略选择来应对进口竞争,成本领先是企业应对进口竞争的首选战略,但随着时间推移,企业偏向差异化战略,这表现出“竞争战略偏向效应”。当面临业绩困境以及处于经营困难的生命周期时,企业创新更能有效应对进口竞争,这表现出“韧性效应”。研究结论对政府部门实施扩大进口政策以及对制造业企业发挥创新驱动、创新抵御作用等具有一定现实指导意义。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能否激励企业创新?——基于专利数量与质量的分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面对外部技术封锁的全新历史条件,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能否突破制约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障碍?从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视角检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对企业真实创新产出的影响,并重点识别哪种类型企业在政策激励下实现了创新水平的提升。研究发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政策有助于提升企业真实创新产出水平,其不仅表现在创新数量上,而且表现在创新质量上。机制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政策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的方式进而影响企业真实创新产出水平。异质性结果显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方向和程度取决于企业的个体特征与外部环境,相较于其他类型企业,民营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在位企业以及东部、西部与东北部地区企业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政策更加敏感。     

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近年来，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产生的争议不断，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能否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成为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问题。基于此，从企业创新的角度出发，选取2007~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有利于企业创新，并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都有提升。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可以通过“内部金融市场”机制、“监督效应”机制促进企业创新，而“掏空效应”机制则会抑制企业创新，三种作用机制中“监督效应”的作用最为显著。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与异质性——来自“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关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地区（城市）网络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通过增强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企业人力资本积累、降低企业成本、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等路径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且该创新绩效提升效应会因企业的知识存量、规模、融资约束、高管研发背景等不同而表现出多样化的企业异质性。基于“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中的示范城市建设实践,采用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将2014—2016年3批共117个“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的企业作为实验组,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并稳健地提高了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而且对发明专利申请量的提升作用比非发明专利申请量更为显著;知识溢出（包括本地知识溢出和外地知识溢出）、企业人才集聚、企业成本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中均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其中知识溢出路径的解释力度最大;相对而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知识存量较多、规模较大、融资约束较低、高管研发背景较强的企业有更强的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有助于促进企业的探索性创新行为,并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进行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从企业创新角度拓展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应研究,并利用“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进行了经验分析;二是深度剖析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特别是深入探讨了知识溢出在其中的作用,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方法借鉴。本文研究表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打破知识溢出的地理桎梏,实现知识溢出的本地效应与外地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协同促进作用,这是其促进企业创新的根本原因。因此,各地应加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尤其是欠发达地区要努力缩小“数字鸿沟”,并有效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以充分发挥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促进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中国高技术制造企业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中国高技术制造企业OFDI强度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和迭代式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海外经历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中国高技术制造企业OFDI强度正向促进企业的突破性创新,但与企业的迭代式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相关的稳健性检验证实了该结论的可靠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高管海外经历强化了高技术制造企业OFDI强度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另外,通过对行业层面的创新绩效进行分解研究发现,行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是OFDI影响创新绩效的重要渠道。本文研究结论可为高技术制造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和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支持与政策依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税收优惠政策与创新绩效

以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优惠政策仅对企业的创新规模具有驱动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总体上促进了企业的创新绩效,且对创新规模的激励效果大于创新质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规模的促进作用具有互补关系,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增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所有制、规模、行业分类和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企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税收优惠政策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和强化政府政策制定,引导企业创新发展。     

人力资本异质性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创新行为的非线性检验

以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调查问卷为研究样本，对决策层、核心层及基础层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中介和调节效应进行非线性检验。研究发现，决策层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核心层和基础层人力资本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线性影响。内部支撑行为、核心管理效能提升行为和知识创造行为在人力资本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显著的非线性中介作用，进一步考虑跨层级内部支撑行为的调节作用发现，决策层给予低层创新行为的支撑作用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中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补助对“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创新发展的影响研究

政府补助在推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专精特新”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其创新能力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11年至2022年“专精特新”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借助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判断“专精特新”企业政府补助对科技创新发展的促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对科技创新具有积极的影响。政府补助提供了资金支持,降低了创新风险,并鼓励企业进行更大规模的科技研发。此外,政府补助还改善了“专精特新”企业的环境和机会,促进了技术合作和人才引进。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专精特新”企业的补助力度,为科技创新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企业家创新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影响——来自“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经验证据

现有文献关于企业家创新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影响研究存在多种理论观点,但大部分都只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而未得到实证检验.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数据,从企业家创新行为、企业家模仿和寻租行为、企业家创新精神等三个维度实证研究了企业家创新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创新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与企业家技术创新行为相比,企业家质量创新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的推动作用更大.与之相反,企业家模仿和寻租行为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则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而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员工参与企业治理程度则存在较为显著的促进效应.为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应减少政府对企业家过度的“父爱主义”关怀,通过释放人力资本潜能进而实现企业发展;应构建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员工参与企业治理制度;并形成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体制机制.     

从“租金导向政策”看政府的“善意创租”

针对主流寻租理论在寻租活动分析中基于的前提假设和分析方法存在不完善之处，结合我国普遍存在的政府运用“租金政策”有效干预企业运行的现象，提出了政府“善意创租”的观点；阐述了在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政府实行“租金导向”政策，对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政策影响下企业开放与独占创新收益分配策略的演化博弈研究

针对我国创新鼓励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执行，从演化博弈视角探讨企业创新中开放与独占创新策略与政府决策的演化过程。建立了创新鼓励与知识产权政策影响下的企业开放与独占创新策略的演化博弈模型。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参与者的行为演化规律和行为演化稳定策略，分析了企业的开放与独占创新策略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系统中群体的开放评价系数、独占转化系数、开放补贴系数、知识产权补贴系数以及采纳开放与独占策略的初始比例，都会对企业开放与独占创新策略产生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的“双化协同”机制研究

随着环境压力的日趋严峻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寄希望于通过数字技术与传统工业的有效结合来实现制造业的绿色转型。实现数字化与绿色化“双化协同”已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2009—2019年的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信息透明度推动绿色创新;(2)绿色创新通过拉动研发投入进一步拉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环境污染类型、企业产权性质和企业生命周期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非重污染企业中,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为显著;(2)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推动绿色创新的作用最为显著,非国有企业中绿色创新拉动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最为显著;(3)在企业成熟阶段,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最强,并且影响程度在企业生命周期中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研究结论不仅为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双化协同”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提供了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减税降费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我国2018年以来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研究

目前我国企业创新活动存在重点领域投入不足、创新产出质量不高等问题。要推动企业持续加强创新投入,稳步提升创新产出质量,需要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2018年以来,我国推出一系列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在降低企业税负、引导企业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减税降费政策存在结构性特点,不同行业受益程度存在明显差别。通过使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减税降费政策对重点支持行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减税降费政策推行后重点支持行业的创新投入相对于非重点行业有显著提升;减税降费政策降低税负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重点支持行业创新投入;从减税降费政策对重点支持行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来看,其对非国有企业以及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