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司债券为抓手推进金融回归实体经济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建立了外植型金融体系，它有着积极意义，但也存在一系列弊端。要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必须改革中国金融体系，使其回归实体经济。金融回归实体经济的真实含义是，扩大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的金融选择权利，使他们能够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展开价格竞争。公司债券具有可替代存贷款、改善资金错配、推进实体企业债务率降低、推进商业银行业务转型和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困难等一系列功能。应以公司债券作为金融回归实体经济的政策抓手，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深化。     

应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

我国的金融改革需要面对系统转换和化解金融风险两个根本难题,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是我国金融改革的核心思想,金融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应以准入和价格管制放开为重点,推动建立多层次市场化金融体系,重塑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效化解金融风险,尤其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难点、路径选择和应对之策

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利率体系改革的攻坚之战。这一改革的难点，一方面在于它要改革中国金融体系的非市场化特点．改变由存贷款金融机构通过存贷款机制集中配置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金融资源的状况，归还居民部门和厂商部门的金融权力；另一方面，需要建立间接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但在人行运用资产调控货币和金融的能力严重降低的条件下。要建立一个货币政策调控下的市场利率体系极为困难；存贷款金融机构的预算约束硬化并非只是财务概念，还取决于市场格局，但在保持卖方垄断的条件下，存贷款金融机构要真正到达硬约束近乎不可能；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应得到充分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的全力支持．但在他们缺乏卖方选择权的条件下，这一改革很难不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权益。要克服这些难点，需要调整人行所持有的外汇资产数额来完善资产结构，以提高人行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能力；通过加大公司债券等存贷款替代品的发行规模，运用市场力量强化存贷款金融机构的预算约束硬度；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为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提供变“存款”为“金融投资”过程中的可选择金融产品。     

正规金融体系改革、内部资金乘数效应与中国企业总资产增长——以1994—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例

本文使用1994—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中国正规金融体系改革对降低企业内部资金的乘数效应进而对企业总资产增长产生的影响。本文发现不同的改革阶段对企业增长的影响不同:在金融市场化改革初期1994—2000年,金融部门的规模、效率和相对结构变化均对企业资产增长产生正向作用;2001年之后银行的规模扩张和效率提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成长,而股市对企业资产增长的作用不明显,金融体系的结构变动对企业增长的影响不大。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直接影响着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在中国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模式中,金融体系的规模特别是银行部门的规模扩张起了主要作用;调整金融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金融体系促进企业资产增长的功能。     

新时期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目标、路线和建议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既应立足于国内，建立能够服务于实体经济需要的现代金融体系；又要着眼于国际，通过开放与合作致力于推动国际金融治理的不断完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应按照充分市场化和稳步国际化的主线．本着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相结合的原则，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清利率市场化、汇率体制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关键领域的相互制约关系，形成一套较为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并从机构、市场、监管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做好保障。     

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20多年的金融改革进程中,中国始终面临着战略性的选择问题。没有清晰的改革战略目标,就不可能找到有效的改革路径。鉴于此,2005年,第九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就中国金融发展的战略选择问题作了系统的讨论。当年的主报告通过剖析中国20多年金融改革的核心目标和历史演进路径,并从金融体系形成的外部影响因素、金融功能的内生演变和金融体系的微观结构变迁等多个方面进行论证,指明中国金融体系演进的长远战略目标,即构造一个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以最大限度地分散风险,保持金融体系足够的流动性,实现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促进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     

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演化与监管研究——基于实体经济视角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及国际形势恶化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金融稳定遭遇挑战。为探究金融体系潜在风险与实体经济发展困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内嵌金融分层网络的多主体模型,从实体经济视角分析中国金融风险的演化特征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系统性风险根源于缺乏消费基础的企业信贷的过度扩张,而这种过度负债的违约极易带来风险在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双向传染与负向反馈;金融机构底层资产的高度同质化、金融网络的高连通度均会加剧风险传染的程度与范围;单一的严格控杠杆政策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结合逆周期监管的适度杠杆监管能更好地维护金融稳定,实现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资本市场和现代金融体系--兼谈股权分置改革问题

传统的金融体系具有支付清算和媒介资源配置的功能,而现代金融体系必须增加分散风险与管理财富这两个新功能。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战略目标是构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即建立以充分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现代金融体系。商业银行的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在资本市场平台之上;要发挥中国的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需要克服法律制度层面的、文化层面的、政策层面的不利因素的制约,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股权分置改革。     

金融脆弱性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现代金融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利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通过验证我国金融体系在不完全的市场条件下,能否发挥"投融资、价格发现、风险分散、流动性供给、信息生产和公司治理"这六大基本功能,来揭示当今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机制,从而为现在中国金融的改革方案提供必要的政策依据.     

虚拟经济在四川建设西部经济高地中的作用及政策建议

实体经济在外部经营方式上深受虚拟经济的影响,其完成运作以及发展需要的充足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虚拟经济提供。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发展虚拟经济必须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线,做牢做实实体经济,这是保证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前提条件。四川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显然与虚拟经济的培育不足有一定相关性。发挥虚拟经济对四川建设西部经济高地的促进作用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建设适合于、适应于四川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金融体系;二是将金融资金引向实体经济。     

国际金融危机对云南经济的影响及投融资对策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对云南经济或多或少会有影响,也有很多启示。经济全球化促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与之相适应的新的金融体系尚未形成;认真研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以发展5大支柱产业为重点,切实推进实体经济和金融业的互动发展;积极发挥政府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培育良好的金融发展环境;运用国际惯例,加强金融监管。制定全省建设资金筹资和投融资规划;进一步改革投资审批制度,建立政府投资补贴制度;依托现有专业投资公司,发挥好投融资平台的作用,并探索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创新投融资工具,探索“生产要素与资金”相结合的合成融资创新;认真研究我省市场的内生性问题,开拓内部市场,积极扩大内需;改善金融监管制度,建立省一级风险管理机制。     

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研究——基于金融异化视角

当前阶段,我国实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风险凸显,大量金融资源聚集在金融体系内循环,金融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功能,存在金融异化现象。文章从现阶段我国金融异化的现状出发,分析金融异化带来的风险,强调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金融机构激励机制、鼓励互联网金融等新生事物、平衡金融监管与创新、优化宏观政策目标是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功能的重要选择。     

当前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及中国金融改革方向的研究

中国现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金融体制面临着潜在的危机。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深化中国的经济结构,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金融改革的方向要朝市场化和开放化方向发展,是我国在当前国际金融发展的环境下,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     

中国金融:走出"分业经营"的体制误区

1993年7月以后,中国实行了金融分业经营体制。认为这一体制源于美国的观点,并不符合美国的实践。中国的金融分业经营是一种行政性分业体制,它导致了计划机制在金融业中的严重“复归”;不仅给中国金融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后果,而且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改革金融分业经营体制,实行金融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为此,必须推进专业化金融机构的发展,建立地方金融体系和完善金融监管。     

加强资本市场执法 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作为现代金融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发挥引导资源配置到有效率的部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结合国外成熟资本市场发展的经验与针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结果,主     

我国两种金融结构体系运行效率考察

笔者立足对金融在经济增长中配置资金和提供服务这一核心功能进行考察，通过对我国金融运行的实证检验和分析发现，以银行中介和资本市场划分的两种金融结构各有优势，只要能够满足金融资源高效配置的金融结构都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必对金融结构进行人为的割裂，我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转化投资的高效率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这样一对突出矛盾。主要的原因是金融资源的配置失当，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对金融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日本与美国的比较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和美国的次贷危机比较来看,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往往是一国经济增长动力减弱之际,而又过度利用金融资源之故;二是次贷市场的发展和扭曲不是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金融体系有内在的扩张和不稳定性,在现代金融体系下,房地产市场放任自由的发展,其后果往往是投机盛行和被过度金融化,从而导致经济主体过度负债和实质意义上的"次贷",并危及实体经济的平稳运行。     

渐进式改革、金融控制与经济增长

先实体-后金融分步推进的渐进式改革发展战略,虽然导致我国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和金融资源错配严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但是却使国家对金融发展有足够的控制力,从而保持金融和经济稳定。对于存在的大量的金融资源向国有部门的错配问题,由于国有企业民营化等市场化改革措施的推进,得到大幅度修正和提高,国有金融资本为构成中国经济起飞和民营资本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更像是某种间接的金融政策作用的结果。因此,限制政府干预,明确政府、国企、市场的职能边界,促进民营经济生长等实体领域市场化改革仍需大力推进,而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则应慎重缓行。     

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研讨会纪要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持续深化蔓延,受此影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多变,我国经济发展更是面临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重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金融业应如何应对金融危机,适应当前形势,解决自身发展问题,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探讨和研究。为此,中央党校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于2012年8月30~31日在北京举办了以“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会议特邀赖小民、贾康、吴晓求、李稻葵、韩保江、王云龙、孙杰等七位中国金融和经济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作主题发言。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长陈宝生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党校原教育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郝时晋,中央党校校委委员、进修部主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黄宪起,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组织部部长赵长茂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科研部主任、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梁言顺主持。陈宝生副校长在讲话中指出,金融改革与发展是经济理论界的热点话题,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关注度越来越高,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应多进行一些综合性的探讨,更多地考虑一些新方法和新思路。他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主办这次会议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相信此次研讨会一定能够取得有益的成果,对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和经济科学发展有所裨益。他希望与会的各位专家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的工作,支持我们把中国现在唯一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办活办好。关于欧债危机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及其对策,中国华融集团总裁、高级经济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理事赖小民认为,过去十几年世界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经济危机,给中国和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了重创,这十几年世界经济发展成螺旋式上升,压力和挑战并存,机遇和商机相伴。回顾30多年中国经济最大的成就是坚持发展,最大的失误是发展不科学,经济结构和投资结构都呈现扭曲。欧债危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也看不到太多希望,在这样的背景下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以下重要影响：（1）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欧元贬值问题直接造成中国持有的巨额欧元储备发生贬值;（2）欧洲国家需求下降、欧元贬值直接导致中国出口下降,中欧贸易摩擦不断增加,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3）大宗商品市场价格趋向波动造成风险积聚,带来一系列不确定性,给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带来很大挑战。针对这些影响,国家应改善宏观调控,切实引导居民把储蓄变成投资,通过税收调控房地产市场,拉动民间资金为经济增长服务。对于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点,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研究员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生活持续发展创新的前沿领域,好比整个经济生活的心血管系统,为所有交易活动提供媒介,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脱离其整个服务对象变成空心,为此金融改革有三个“势在必行”：（1）以金融切实支撑我国实体经济有效地更新换代势在必行;（2）整个金融体系多样化的改革势在必行;（3）构建可持续的政策性融资机制以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和企业创新势在必行。针对三个“势在必行”,还应该让其他金融有效供给机制发挥作用,可以考虑在常规金融的低利率贷款下,生长出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所谓中利贷等其他金融形式,形成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供给,从而无缝地、全覆盖地把实体经济活动都配上融资支持,特别是对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换代提高融资支持,将高利贷边缘化。应把政策性融资机制构建上升到中国后来居上和现代化赶超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的战略层面上进行考虑,与商业性融资相呼应,总结过去的成败得失,坚持风险共担,坚持支持对象只能是那些经得住考评、规范、有专家参与决策的小微企业和创新企业。关于中国金融改革与资本市场发展,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教授认为,首先要明确中国金融改革的战略目标,他预计2030年前后中国金融市场会形成一个以发达金融市场为基石的金融体系,发达的金融市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资本市场,届时,金融市场将具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金融资源和风险分散这两大功能。而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需要进行三项改革：（1）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2）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3）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资本市场方面,目前我国资本市场面临严重困境,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金融文化和对资本市场的偏见与误读。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是要恢复信心,为此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融资的速度和数额要减缓;二是上游资金要源源不断地进入;三是必须有政策的关心。同时,针对目前地方政府对“养老金”的管理现状,认为将养老金仅存银行是一种失职,应该进行多元化投资,只有投资才能带来财富。吴晓求呼吁政府政策要关心资本市场,切忌将资本市场边缘化、妖魔化,如果资本市场没有希望,中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就没有希望。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困境与突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德曼经济学讲席教授、金融系主任李稻葵教授认为,目前我国金融改革存在两个显性困境和一个潜在的隐性困境,而且潜在困境更加根本。两个显性困境是：（1）金融体系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好,与实体经济脱节。一方面,大量的存款、大量的资金找不到出路,买房子有限购,买汽车要摇号,股市又不敢进,金融体系没有给辛辛苦苦多年在改革中取得一点收入和积累的百姓创造保值增值的机会;另一方面,银行不讲信用,大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银行没有为实体企业做好服务。（2）股市问题严重,股市投资回报率低成为中国百姓抱怨最大的问题,而且股市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演化为政治和社会问题。潜在的隐性困境为：整个金融体系风险过于集中,且高度集中在银行。银行流动性强,经济状况有什么风吹草动,银行将首当其冲受到冲击。银行从百姓手里吸收短期存款而进行长期投资,期限不对称;同时我国银行存款过多,犹如堰塞湖,水位高,资金量大,钱可以随时流向国外,形成水灾,对经济发展造成冲击。要突破这些困境,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进行金融机构改革。从银行改革着手,对银行进行“瘦身”,将部分银行的成熟资产打包卖到债券市场,从而把债券市场做大,使银行规模和债券市场规模适度相当;同时鼓励各种各样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搞民间信托和私募基金。第二,监管和证券司法方面的完善。证券市场是苗,需要水和阳光,但苗自身生长也有问题,上市公司治理不成熟,以圈钱为目的,不搞分红。可以在北京、上海或者深圳设立证券庭,所有上市公司犯案都到证券庭来判,不许地方政府插手,提高证监会权威。第三,国际化。国际化是大方向,要引导国内资金到国外投资,但要把握节奏,不可一窝蜂,避免掉入陷阱。关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与金融支持,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韩保江教授认为,百年来一次次的金融危机值得我们去反思,充分认识和研究金融发展规律,按规律办事,是思考中国金融发展乃至未来金融改革的基本出路。寄生性、独立性是金融的二重性,金融与实体经济密不可分。未来如果把实体经济比作心,金融就是起搏器,当心脏不能自行造血的时候,起搏器帮助其造血,某种程度上说未来经济是双核经济。未来中国金融的发展仍需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未来的金融将是麻烦制造者。目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低下,创新驱动力不足,在此背景下,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仍要服务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1）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2）在产业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3）在要素投入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另外,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金融改革需要处理好5对关系：一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关系,二是国有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关系,三是生产性金融与消费性金融的关系,四是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的关系,五是一般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关系。关于中国金融的非理性发展及其危害,中国银行总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原副所长王元龙研究员认为,目前我国金融的非理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产业资本大举向金融业渗透;（2）地方政府金融规划的盲目性;（3）金融投机风潮此起彼伏;（4）非正规民间金融机构亟须规范。关于金融发展的地位,他认为,（1）现代经济是金融核心地位的先决条件;（2）金融核心是功能的核心而不是产业的核心;（3）中国经济发展还远远没有达到现代经济阶段;（4）当前还不应当将金融置于中国经济的核心。未来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应从四个方面着手：（1）必须明确定位金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2）推动国内包容性金融体制建设;（3）发挥金融对实现国家战略方面的作用;（4）加强金融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从国际视角看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孙杰研究员认为,中国金融发展面临三大挑战：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资本项目自由化,这三大自由化最后落脚到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的新挑战和应该作出的调整。目前我国金融结构不合理,和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金融体系中银行所占比重过大,利息收入所占比重过多。利率自由化方面关键在于怎么缩小市场和政策利率之间的利差,为利率自由化创造条件;汇率自由化对资本流动有很大的抑制作用,可以降低外部冲击,减低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资本项目自由化有很多前提,关系到人民币的国际化,只有资本项目自由化才能做到资产的国际配置、国际定价、资源的有效配置等。在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资本项目自由化条件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制定所考虑的因素应作出一些调整：（1）要考虑失业率;（2）考虑核心通胀因素;（3）用人的消费支出代替消费物价指数。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教授认为,国际金融危机最大的冲击在于它掩盖了我国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延缓了我国改革的进程。他认为温州局部地区的金融危机是一场民间金融危机,十分惨烈,许多老板跑路、自杀、跳楼,地方也付出维稳的代价。这场民间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有直接的关系。多年来国家的宏观调控一直存在这样一个特点：每当实行扩张性政策时主要是扩张国有金融,而一旦推行紧缩性政策时首先打击的是民间金融。温州金融危机的代价告诫我们金融改革势在必行,否则我们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主编杨万东编审认为,制造业看PMI,汇丰指数巳在47左右;贸易看波罗的海指数,巳再次逼近2008年低点,从高位时的12 000多点到了600多点;资本市场看股市,上证指数逼近2 000点,指数是四年来低点,平均市盈率在9倍左右,已是历史最低。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出现深刻危机,必须树信心,调预期,改政策,松管制,释放流动性。2008年以来美国和欧洲的做法,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大规模政策调整,都表明相关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中央党校办公厅、科研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经济学教研部、培训部、组织部等部门负责人和教师代表,以及《人民日报》、《学习时报》、《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理论视野》杂志和中央党校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代表共6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

<正>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国已经是金融大国，但要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迈进，还要付出更多努力。当前，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高质量发展能力、实现金融强国目标的重要抓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9年春节后的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主要领导针对中国金融资源供给机制存在的问题：“地方政府拿得太多，市场经济拿得太少；房地产拿得太多，制造业拿得太少；国企拿得太多，民企拿得太少；支持小微、三农以及高新科技的金融资源供给得太少，支持传统产业、过剩产能的金融资源提供得太多。提出：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而在本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和优化金融供给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安全的金融服务。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几个层面共同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