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居民资产的估算与特征分析

文章从家庭户的角度详细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资产的总量和结构。分析发现:我国居民资产总体呈现深化、广化和结构优化特征;金融资产占比逐步提高;有价证券逐渐成为住房和储蓄以外的第三大资产;城乡户均资产的持有量都有所提高,但城乡差距仍然存在。并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体系,扩大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范围的政策建议。     

健康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资产参与和资产分配模型,分别讨论健康状况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的健康状况不显著影响其参与股票市场和风险资产市场的决定,但影响家庭的股票或风险资产在总财富中的比重,健康状况不佳会导致这两个比重较低,在控制了参保情况或时间展望期后这一影响仍然显著;而投资者风险态度和遗赠动机能够一定程度上解释健康风险的影响。     

家庭结构及特征对家庭资产组合决策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飞速发展的时期,但是当前的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来说比较滞后,具体表现为间接融资依旧是我国最为重要的融资方式.在本文的研究过程当中,主要立足于这一宏观背景进行讨论,结合我国家庭结构及特征,从而对于其在家庭资产组合决策的影响力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发展策略.     

消费波动、收入约束与资产收益

本文利用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考察了经济上未受约束消费者的消费模式是否比受约束消费者的消费模式更符合CCAPM，在参与约束的背景下，许多消费者缺乏直接影响均衡消费支出和资产收益率的金融资产，其跨期分配消费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利用总量消费数据来检验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有可能会导致设定偏差。本文利用广义矩法（GMM）考察了在我国收入差距的背景下，受约束的消费者和不受约束的消费者对于CCAPM的影响。对代表性经济人进行了重新设定。从而拓展了对代表性经济人的假设。利用消费性支出与资产收益率的GMM检验结果是不支持收入约束假说的。将收入约束纳入到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分析中并未改善该模型在我国资本市场的表现。     

认知能力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城市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本文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这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受教育年限和金融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增加都会推动城市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城市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比例。这一结论对于高收入家庭和金融知识水平较低的家庭仍然成立。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家庭的社会互动强度、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健康水平等因素的提高也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购买风险资产。     

上海中高收入家庭农产品消费形态浅析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持续增长。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上海市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上海市民的农产品消费形态随之发生较大变化，食品消费不再是为了“饱腹”，更多为了营养、保健和美食的需要。这种消费观念和消费趋势的改变在上海中高收入家庭中表现更为明显。为了深入了解上海中高收入家庭农产品消费形态，我们对常住上海、年收入在15万元以上中高收入家庭的农产品消费形态进行了入户问卷调研，     

基于高收入群体的税收政策反思

中国的某些税收政策没有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对形成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和财产,往往采取轻税政策,广大低收入者由于在收入、财产等方面的匮乏使其无法享受到税收优惠的好处。中国应改变目前的税收政策取向,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征税力度,发挥税收政策调节功能,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现状与成因研究

利用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经济状况与心态调查"数据,本文细致考察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的现状与成因。描述性统计表明,家庭资产随着户主年龄、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提高而上升,家庭负债则恰恰相反,家庭资产—负债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实证研究发现,户主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以及家庭收入和人口规模不仅是家庭是否拥有资产/负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也是家庭资产负债额的重要影响因素;进一步研究表明,家庭净资产也主要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因家庭净资产量不同而不同。本文进而研究了家庭资产—负债状况的稳定性,发现户主年龄较小、教育水平较低和健康状况较差以及人口规模较大的家庭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场不利冲击的影响。     

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家庭资产配置优化策略研究

物价飞涨的时代,迫使百姓希望净资产的增值速度能够超过通货膨胀带来资产的贬值速度,普遍存在将个人工资收入,家庭净资产投入股市和楼市,然而在当前社会实体经济走下坡的背景下,这两种渠道看似安全,增资空间大然而也面临着巨大投资风险。因此,要实现家庭净资产的保值甚至快速增值,需要了解更多的、安全的、稳定高但承担风险相对低的投资渠道,都说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让我们将财富、金钱等家庭资产实行优化配置。文章从家庭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分析当前我国家庭资产配置存在不足的共性,根据不同阶段特征分别提供家庭资产配置的优化策略。     

主观预期寿命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基于生命周期的资产配置模型中引入主观预期寿命,对主观预期寿命、遗赠动机对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分析。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老年居民的主观预期寿命是理性的,该指标在研究家庭金融决策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主观预期寿命的增长显著提升了家庭持有政府债券和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并增加了家庭在相应资产上的配置。遗赠动机会弱化主观预期寿命增长对家庭持有相应资产的可能性和配置比例的正向影响。通过使用多种估计方法和代理变量,笔者发现上述结论是稳健的。     

中国家庭债务和资产积累关系的实证分析:1997-2008

笔者运用1997年～2008年中国家庭债务和家庭资产积累的时间序列数据,定量分析了家庭负债和家庭资产积累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债务和家庭资产积累存在同向的长期均衡关系,家庭债务的变动会影响家庭资产的积累。笔者提出促进家庭资产合理配置和防范中国家庭债务快速增长带来的消极后果的相关建议,旨在为决策部门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准确理解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

2013年,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对农村住户调查中的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城市住户调查中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的定义、口径范围、基本分类和计算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改造,实现了城乡住户调查居民收入指标的统一性。2016年,国家统计局制定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进行了系统修订,其中包括资金流量核算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内的统计指标的定义、口径范围和计算方法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本文对修订之后的资金流量核算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一体化改革之后的住户调查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本概念、收入来源和计算方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对两者在基本用途、口径范围、资料来源和数据表现等方面的区别进行了深入剖析,以便于读者和用户准确地理解和正确地使用这两套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     

北京过万户家庭完成经适房选房 丰台千余户开选

昨天上午，丰台区首批通过摇号配售的1230户经适房申请家庭开始选房。至此，除海淀外，城八区中的其他7个区，都已经完成了首批经适房的摇号及选房，11609户家庭将在不远的将来搬入新居。     

收入差距、家庭可支配收入与商品房价格：基于广州市的实证研究

论文使用1998—2009年广州市商品房价格和城镇居民不同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来分析房价与收入差距和家庭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发现,收入差距扩大为房价上涨的Granger原因,但是房价并不是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房价对低、中低收入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有较大影响,而中、中高收入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是房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量,高收入家庭既促进了房价上涨同时也从中受益最大。政策制定应该依据房价与不同收入户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而具体实施,不能一概而论。     

浅谈高收入群体的纳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一定的高收入群体,伴随而来的是高收入群体的纳税不实问题普遍存在。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一些不足;二是我国对个人所得税特别是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征管不力。因此,应完善税法、税制;同时,要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征收管理。     

母亲收入、家庭氛围和子女人力资本发展

本文基于家庭协商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母亲收入的提高对子女人力资本的影响和机制。进一步,借助于全球茶叶价格的外生变化对母亲收入的影响以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发现茶叶价格提高1%可以分别提高子女数学和字词成绩0.09个和0.05个标准差,以及非认知能力0.13个标准差。在对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时,本文发现母亲收入提升后可以改善家庭氛围,有助于子女非认知能力的提高。良好的家庭氛围还可以提高子女教育支出的回报率。     

中国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节效应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时也伴随着个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在如今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高收入现象特别引人注目。首先对高收入阶层的税负水平进行分析,然后用城镇居民的人均全部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作对比,最后提出税收调节高收入阶层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