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个体能力与农民工工资差异——基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多层模型分析

数字经济的技术偏向使其红利产生群体偏向,从而通过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形成并作用于群体的工资差异。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视角,采用2018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民工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正规就业农民工比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及个体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及就业歧视,导致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较高;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强不仅能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而且能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工资增长效应,进而会扩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其中存在“数字经济发展—非认知能力差异扩大—工资差异扩大”的传导路径,但认知能力差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也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和个体能力差异都是两类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来源。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数字红利边缘群体的发展,积极帮助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和消除就业歧视。     

收入、社会地位流动预期与民众社会公平认知——采用CGSS（2010、2013）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CGSS（2010、2013）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社会地位流动预期以及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水平对我国民众社会公平认知的影响,分析表明：向上的社会地位流动预期、较高的相对收入评价都能显著提高民众的社会公平认知,绝对收入水平与民众社会公平认知存在倒U型关系;社会地位流动预期对中西部地区民众社会公平认知的影响显著大于东部地区。相对收入越高认可的不公平程度越高,乐观向上的社会地位流动预期能明显提高民众的社会公平认知。因此,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公平自由的竞争流动机制,使民众拥有均等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社会公平认知,进而维护和增进社会的稳定。     

中国家庭慈善捐赠意愿的生命周期之谜——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的微观证据

中国经济进阶高质量发展并迈向共同富裕背景下，第三次分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使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年龄-时期-组群（APC）分解法识别家庭捐赠意愿的生命周期轨迹，发现家庭捐赠意愿呈右偏倒U型生命周期特征，同收入水平的年龄效应错峰而行，揭示了青年家庭较中年家庭有更高的捐赠意愿。对此，通过因果中介分析法（CMA）研究发现，信任水平和社会网络约束是家庭慈善参与的双重动力。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的信息效应、邻里压力的同群效应和健康风险的木桶效应是家庭慈善捐赠意愿表现出的生命周期之谜的解释路径。     

社会公平认知、流动性预期与居民再分配偏好——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CGSS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考察了社会公平认知、流动性预期对中国居民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社会公平认知对中国居民的再分配偏好产生显著影响,即使不考虑经济利益动机,社会公平认知依然与再分配偏好显著相关;(2)具有向下流动性预期的居民表现出更强的再分配偏好,即“POUM”假说在中国成立.因此,营造一个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是当前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中国国内需求、出口与就业关系研究——基于1997～200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依据投入产出表并利用1997～2007年中国40个部门的数据分别测算了国内消费、投资和贸易对就业的影响效果.检验结果表明国内对非贸易品需求的扩张是拉动就业增加的首要动力,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增加是就业扩张的重要补充来源,但是出口贸易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呈现下降趋势.     

数字经济时代的互联网普及与中国家庭消费——基于CFPS2010—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时代的互联网技术革新显著推动了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的变化。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跨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普及显著促进了中国家庭的消费,这一正向效应在更换关键指标测算、运用断点回归方法、替换估计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保持稳健可靠。（2）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家庭消费的影响因家庭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而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其中,互联网普及的消费促进效应更多地作用于中、高收入家庭,互联网普及对耐用品消费和高端服务消费的影响程度更大。（3）互联网普及主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减少信息不对称两个渠道促进中国家庭消费。上述主要结论对当前缓解消费不足、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提供了有益借鉴。     

企业家能力、信息披露质量与上市公司绩效——基于CCEIBNU指数的实证研究

以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CCEIBNU指数从企业家人力资本、关系网络能力、社会责任能力和战略管理能力四个维度实证分析企业家能力、信息披露质量与上市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全样本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能力越高,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公司绩效越高,信息披露质量在企业家能力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中产生了部分“中介效应”.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会产生部分中介效应,民营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则未产生任何中介效应;社会责任能力和战略管理能力是国有企业家的核心能力,战略管理能力是民营企业家的核心能力.     

大股东风格、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与公司价值——中国上市公司2003年—2011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

基于稳定制度背景下,运用2003年—2011年度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中国公司中大股东风格(大股东的身份与控制程度)、股权集中度以及股权制衡度这些因素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展开实证研究。研究中设计相应的财务等控制变量对异质性因素进行控制,同时运用不同价值代理变量提升研究的稳健性。研究显示在中国背景下大股东的风格特征直接影响公司的价值,但其影响是复合性的,而股权集中度高不利于公司价值,股权制衡度提升有利于公司价值增加。     

股权激励、治理质量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基于“新规”实施后中国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的检验

基于股权激励与其它公司治理机制共同决定公司治理质量水平进而影响公司绩效的理论基础,使用2006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实施以来首次宣布股权激励计划上市公司2006-201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我国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治理质量及其对股权激励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股权激励显著提升了公司治理质量,股权激励对公司治理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包含股权激励与其他公司治理机制的公司治理质量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证明股权激励机制和其他公司治理机制应相互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激励作用。     

中国城市体系的层级结构与城市群发展——基于城市全球竞争力、全球联系度及辐射能力的分析

中国城市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有必要以全球城市为坐标系考察中国城市体系结构。以全球1007个城市为总体样本,基于全球竞争力和全球联系度分析中国292个样本城市的层级结构,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的全球竞争力差异较大,大部分城市的全球联系度较低,不存在扁平化趋势;中国已经形成多中心多层级的城市体系,具有明显的四级金字塔层级结构,但大部分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较弱;大部分主要城市已经被纳入各城市群的次级城市体系中,但中心城市在各城市群中的分布不均衡,多中心城市群与单中心城市群并存,并表现出“纺锤型城”“哑铃型”和“金字塔型”三种形态的城市层级结构。城市群的发展成为中国城市体系演进的具体形态和主要推动力量,应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扩散和聚集作用,以城市群内部的一体化发展和城市群间的协同发展构建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进而促进整体区域协调发展。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福利与犯罪率关系的研究——基于1985—2010年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1985—2010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利用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等计量方法,在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得到逐步改善的背景下,对中国经济转型期犯罪率持续攀升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必然增加犯罪率,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城市贫困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对犯罪率的上升有助推作用,而对外开放水平的扩大对于犯罪率的下降有积极作用;同时,因果性检验证实国民幸福水平与犯罪率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