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分析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现金分红率偏低是我国股市的一大顽疾，多年来上市公司重圈钱、轻回报已经成为一大特色；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中国证监会于年前发布“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并将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与再融资挂钩，现金分红作为再融资的条件之一，媒体通常将这一条款称为上市公司强制分红。     

现金股利影响上市公司创新吗——兼论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干预

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现金股利对上市公司创新能力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在半强制分红政策下具有再融资动机的上市公司的分红行为及其对创新的影响,以期为上市公司分红机制的健全和监管部门现金分红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研究发现:随着现金股利分配水平的提高,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即现金股利分配对公司创新起到促进作用;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冲突的缓解是现金股利促进上市公司创新的中介路径。不过,在半强制分红政策下,具有再融资动机的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行为明显受到干预,无法提升上市公司创新能力,弱化了股利代理理论的解释力。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现金股利存在替代效应,政府补助金额越低,现金股利对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强;民营企业较之于国有企业,现金股利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更为显著。     

用友软件红利政策争议启示股东利益分歧需法律调整与金融创新

近年来，监管部门提倡上市公司多用现金分红回报投资，甚至把分配现金红利作为上市公司再融资的条件之一。一批上市公司长期坚持每年给股东分配比较稳定的现金红利，例如佛山照明、申能股份等。但用友公布2001年度优良的业绩(每股收益0.70元)，以及每股派现0，6元(含税)的高现金红利政策后，股价却出现大跌。许多二级市场投资对此方案颇为失望，     

基于多层次代理关系的股利政策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呈现出了浓厚的中国特色:在2000以前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表现为"三多一少"(股票股利多,转增股本多,不分配多,现金股利少)的特点,但自2000年证监会宣布重视现金分红的再融资政策后,分发现金股利的公司急剧上升,但股利支付率却非常低,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大量的超能力现金分红公司.这表明了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阶段性、不连续性和与再融资政策的强相关性.而西方的传统股利理论均不能精确地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基于我国股市环境的上市公司的多层次代理问题,为此,我们运用多层次代理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进行合理诠释.     

现金股利的代理成本控制效应研究——基于半强制分红的考察

以证监会2006年5月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08年10月颁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为背景,研究半强制分红政策下现金股利发放对代理成本的控制效应。研究发现,现金股利的发放可以有效抑制过度投资水平,但这种抑制作用仅对高资产负债率企业、高成长性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产生影响。迫于再融资的需求,这类企业的分红水平显著提高,并导致投资不足,半强制性分红政策并未起到预期效果。     

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问题分析

现金分红是股东的重要投资回报渠道，本文通过对近五年我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情况的描述分析，发现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家数占比较大，但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普遍较低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指出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意义，并提出提高现金分红的政策建议。     

再融资公司的现金分红和现金流操控研究

证监会2006年和2008年相继发布了强制拟再融资上市公司分派现金股利的文件,旨在提高股东回报。以2006年和2007年A股再融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这些政策颁布前后上市公司分红和现金流的变化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在证监会强制要求下,上市公司的分红水平有所提高,但股利分派也成为了大股东转移公司利益的手段。而且,公司的现金流在再融资前后波动较大,存在被操控的迹象。     

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关系——基于定性半强制分红与定量半强制分红的比较研究

股利政策迄今为止仍是个"谜题"。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一波三折,具有自身独特的制度背景。文章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这一新视角,研究中国A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关系。结果发现:(1)2000年至2013年期间,整体来看我国A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若考虑证监会在2006年进一步推动和强化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即2006年实行定量的半强制分红政策,之前实行定性的半强制分红政策,并以2006年为界进行分组研究表明:2006年之前即定性政策阶段,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2006年之后即定量政策阶段,现金股利政策与产品市场竞争关系发生逆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2)为了再融资,上市公司迎合定量的半强制分红政策要求,其分红意愿增强了,但股利支付率却下降了。(3)定量半强制分红政策弱化和扭曲了产品市场竞争与现金股利之间应有的相关关系。可见,2006年之后的定量半强制分红政策影响并改变了产品市场竞争对现金股利政策的作用机制。因此,为了消除"逆向选择",调整和取消半强制分红政策、将分红政策还给公司决策层有利于提高资本市场效率,这应该是未来我国证券监管部门的政策选择。     

股利分配迎合分红政策对股权再融资的约束吗

2008年证监会颁布了《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俗称“半强制分红政策”对现金股利分配作出了强制性规定。通过2009—201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实施以来,受政策强制约束的公开增发及配股公司在融资前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高于不受政策强制约束的定向增发及无股权再融资公司,即存在通过股利分配行为迎合政策对股权再融资的约束;融资完成后,公开增发及配股公司的业绩表现尚不及非公开增发及配股公司。监管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我国上市公司分红配股的行为研究

上市公司的分红、配股问题一直是中国股市比较敏感的话题。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分红主要采用的是派现和送股这两种形式。上市公司可根据情况选择其中一种形式进行分红．也可以两种形式同时使用。但在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往往在派送现金的同时实施配股、增发等再融资方案。由于配股操作比增发新腔较简便．配股的融资成本低于公司举债．而配股资金几乎是无代价地使用。配股自然就成了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首选方式。     

再融资需求、监管高压和现金分红

2011年到2013年是半强制分红政策之后中国证监会在现金分红问题上的高压期,在此背景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能力和其资产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资产收益率和净现金流正相关,和资产负债水平以及企业成长性负相关,而企业生命周期和派现意愿正相关但与派现水平负相关;监管的高压期下,显著提升的是派现意愿而非派现水平;限定再融资方式后,通过定向增发满足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并没有因趋严的现金分红监管而显著提高其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     

金融危机下上市公司分红异象问题探讨

一、我国上市公司分红现状 上市公司股票分红形式多种多样，有的企业选择纯粹发放现金股利或转增股票，有的则选择两者混合的方式。在金融危机肆虐的今天，大部分公司储备了大量现金以应对危机，从已公布的年报中也可以发现，多数企业还是选择了低派现的分红政策，甚至有公司采取“零分红”政策。但仍然有一些企业慷慨解囊，在2009年选择了高额派发分红的政策。     

强制分红政策与公司代理成本:博弈模型与DID检验

不同于公司自觉的现金分红行为，强制分红政策在矫正公司分红行为的同时，会激起高管的消极抵制，所以它能否有效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尚难预料。为此，建立了一个混合策略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说明了强制分红政策影响代理成本的作用机制，并将2011年出台的强制分红政策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强制分红政策能否降低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实证研究发现，强制分红政策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代理成本。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中小板和微股利的上市公司而言，强制分红政策可以更加显著地降低那些主板上市公司和正常发放股利的公司的代理成本。研究结果不仅支持了股利代理成本理论，而且为进一步完善公司股利政策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半强制分红政策下沪市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与财务绩效的实证分析

2013年1月上交所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本文以此为研究背景,选择2012年年报中因高分红可能获得再融资、并购重组等"绿色通道"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SPSS13.0SPSS13.0软件回归分析现金股利支付率和收益率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是影响股利支付率和现金股利收益率的关键指标,融资压力和盈利能力对股利分配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影响显著。最后提出上市公司应考量行业类型、发展阶段和现金保障等方面等具体情况,合理制定分红政策。     

定向增发、利益输送与资本市场监管

定向增发已成为上市公司主要的再融资方式。然而有悖于监管层改进公司治理、优化资本市场之初衷，定向增发变成控股股东利益输送的手段。本文从时机选择、盈余管理、现金分红、资产注入等角度分析了控股股东利益输送的方式，认为加强资本市场监管，填补法律漏洞，完善政策执行是治理的根本措施。     

政府官员腐败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现金分红一直以来都是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鼓励和引导上市公司进行连续现金分红也一直是我国政府监管部门引导利润分配的方向,文章关注政府官员腐败这一外部治理环境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影响。通过搜集2003—2014年我国各地区政府官员腐败数据发现,地方官员腐败抑制了所在地区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腐败越严重,上市公司分红意愿越弱,分红比例也越低。同时,地方官员腐败制约了所在地区的上市公司连续分红,腐败越严重,上市公司连续分红的比率越低。文章为上市公司权衡外部治理环境与公司经营政策利弊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同时,我国政府应继续坚定不移地进行政府官员反腐,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宏观经济发展,还对企业微观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影响。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研究——基于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的双重视角

上市公司分红决策内生于外部宏观监管与内部微观治理之中,在我国资本市场特殊制度背景下,两者交织衍变将深远影响公司分红行为。囿于现实局限,我国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短期应以外部监管为主;中期辅以内部治理诱导和"分红文化"倡导;长期则外部监管逐步"淡出",以成熟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引导。本文分析了外部监管与内部治理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探究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优化政策。     

社会责任理念与现金股利承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现金股利承诺制是中国上市公司分配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针对上市公司存在的分红异常行为,本文从社会责任价值理念入手,对比考察了不同价值理念下不同发展战略的公司履行现金股利政策的差异。研究发现:公司价值理念的差异导致了制度执行效果的区别。秉持社会责任理念的上市公司会采取较为积极主动的现金股利政策,能较好地抑制"利益侵占"行为。涉及金融资产和"外购商誉"的公司其分红行为迥异,在传统价值理念制约下前者表现较差。因此,普及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对新政的实施将大有裨益。     

政策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定价补充规定发布；再融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或增五成以上；国企职工人股原则上限于持有本企业股权；     

半强制分红政策与再融资企业的盈余管理——来自PSM的证据

证监会2006年颁布实施了半强制分红政策,对有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的分红比例做了硬性规定。通过PSM（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半强制分红政策的实施导致了再融资上市公司为了达到相应分红比例的监管门槛而进行更多的盈余管理。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再融资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高于非国有企业,其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都较高;而非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显著低于国有企业,并且其盈余管理主要是依靠较为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尤其是依靠真实盈余管理方式中的产品成本来进行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