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在行政征收中的界定——以程序控制为手段并以美国为鉴

行政征收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至关重要,但是公共利益如何界定,何为公共利益在理论与实践中仍然难以规范,拟借鉴美国在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以美国关于公共利益在行政征收中的相关程序及实践标准评判公共利益的价值,努力完善行政征收中我国的公共利益。     

混合销售行为应税问题研究及案例分析

一、混合销售行为的税收理论问题关于混合销售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货物又涉及营业税应税劳务为混合销售行为。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应当征收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提供营业税应税劳务，应当征收营业税。混合销售的认定，由国家税务总局所属征收机关确定。”笔者个人认为：如果将“一项销售行为”明确定义为“同一流转税纳税主体…     

"新拆迁条例"进与退

亮点与缺失 从条文上来看,"新拆迁条例"在规范公权、保障私权方面至少存在三大亮点: 一是公共利益明晰化.新条例明确,只有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进行土地征收.这也是中央政府首次针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界定.以往部分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之名、行部门利益之实的强制拆迁情形,有望逐步减少.     

竞争法中的经营者认定评析—我国竞争法体系完善研究

在我国的竞争立法中,经营者的认定问题,既是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的先决条件,也是能否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关键所在.虽然《反垄断法》对经营者的界定较之《反不正当竞争法》有所进步,但在经营者主体资格、行为性质、独立地位等的认定上仍然欠缺明确的标准.因此,本文认为,必须科学界定经营者,扩展经营者的主体范围,增强《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灵活性与实用性,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竞争法体系奠定良好的基础.     

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认定标准

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认定标准黄建华《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制裁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作了明确的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的《关于禁止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若干规定》（局令第４１号），对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认定标准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和规范。实践表...     

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执法的一点思考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作为传统三大垄断行为之一,是《反垄断法》规制的重要方面,也是工商部门作为反垄断执法机构执法的重点之一。本文试图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执法进行探讨。我国《反垄断法》在反垄断行为的认定上采用了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性原则相容的违法认定标准,仅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并不使经营者当然成为《反垄断法》规制乃至处罚的对象。第三章的核心在于“滥用”二字,即只有经营者滥用了其所具有的市场支配地位才会遭到《反垄断法》的否定性评价。对于“滥用”,     

让人大来判定拆迁是否符合公益

阅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千帆不久前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指出,要规范拆迁权力,首先要把拆迁纳入征收范围,因为宪法规定征收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公共利益”和“公正补偿”。落实公共利益和公正补偿的两个最关键机制,就是公民参与和司法保障。     

近期改革动态

<正>一、总体改革部署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此次修改《立法法》,进一步明确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专属立法权事项。一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明确"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二是根据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的规定,将《立法法》第八条第六     

美国反倾销税追溯征收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反倾销税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对实施临时措施之日前90天内进口的产品追溯征收。美国反倾销税追溯征收制度较为完善,不仅在追溯征收的条件上有着具体的认定标准,而且对程序问题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中国反倾销法仅对追溯征收的条件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有必要借鉴美国的做法,完善中国的追溯征收制度。     

美国反预销税追溯征收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反倾销税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对实施临时措施之日前90天内进口的产品追溯征收。美国反倾销税追溯征收制度较为完善，不仅在追溯征收的条件上有着具体的认定标准，而且对程序问题也作了明确的规定。中国反倾销法仅对追溯征收的条件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有必要借鉴美国的做法，完善中国的追溯征收制度。     

论土地征收的公益目的性

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权行使的唯一目的,是土地征收权的范围和界限。从量的方面来说,公共利益就是一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从质的方面来说,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及其内容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从立法上对公共利益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但立法可以对公共利益的范围以一定程度的具体化,通过一些制度设计来控制公共利益的人为泛化,从而有效地防止土地征收权的滥用。     

国际投资争端中涉文化争端的法律问题研究——以公平公正待遇与征收条款的适用为视角

公平公正待遇与征收补偿规定是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基本条款,也是涉及文化保护的国际投资争端中的争议焦点。前者广泛存在于媒体领域等带有文化因素的国际投资案例,后者目前主要出现在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投资争端中。公平公正待遇并不限制东道国基于文化产业特性采取特殊规制的权利,但要求通过透明及可预期的国内政策法规体系来保证文化投资者的合理预期,国内措施在实施层面应保证具体程序的非歧视与不武断。大多数投资协定都对征收行为设定了公共利益保护的合法条件,以UNESCO相关公约所确立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义务正日益成为东道国将保护文化作为公共利益选择的国际法依据。一方面,对文化遗产间接征收的认定上,纯粹效果标准占据了主流;另一方面在补偿义务及标准的确定上,并不能因保护文化遗产而豁免于补偿义务,但可以考虑因此而削减补偿数额。     

行政超越职权与滥用职权的认定及法律规制

自从1989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来,行政的超越职权以及滥用职权便有了严格的限制,出现该类行为便属于违法行为。不过,尽管法律对此种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却没有明确对二者的概念和认定细化。所以现实中不仅学界对二者的理论概念有所争议,司法认定上也存在困难。本文首先介绍了行政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具体的含义,明确的分析了两种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最后结合法律,提出对两种违法行为进行合理规制的策略。     

新型受贿罪司法认定的困境与纾解——以交易型受贿、赌博型受贿、干股型受贿为视角

新型受贿罪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针对不同的新型受贿行为制定相应的定性规则以解决在司法认定上的疑难问题。交易型受贿“明显”的认定标准应综合绝对数额原则和相对比例原则，针对“以内部优惠价格购买”的情况应单独制定判断规则。赌博型受贿可分为不同类型，通过设定认定标准对不同类型加以区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股权已经转让登记时干股型受贿金额的认定标准的规定值得商榷，所分红利按受贿金额处理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村土地产权变更的补偿与交易机制

权利主体地位平等与权利内容明晰是交易行为、市场经济发展基本要求。依此,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有明显缺陷。在现今城乡统筹发展中,农村土地所有权的现实利益要更公平、充分地体现必须明确三个问题。一是,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即国家基于公益征地范围的明确。二是,对在公益优先下,农村土地征收的公平补偿机制的明确。三是,对在非公共利益前提下,农村土地出让的市场化交易机制的明确。     

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探索

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我国现行宪法和法律法规中并没有对此作出相关规定,由此产生了公共利益范围被无限扩大的现象,导致政府滥用征收权情况的发生。因此,有必要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本文从公共利益的概念、范围、界定主体和界定程序四个方面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以期对土地征收案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有所裨益。     

上市公司股权代持效力的认定理念

近年来,股权代持现象日益普遍,随之带来诸多纠纷。作为证券市场重要主体的上市公司,因暂无明确法律规范,理论上对代持其股权行为的效力认定尚无明确结论,审判中也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文章细化扩展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引言中所指出的“三个注意”审判理念,结合实践中的典型司法案例,认为司法裁判者首先应合理适用“穿透式”审查思维,结合信息披露规则探寻代持事实;其次要从主客观角度出发,在确定代持关系成立的基础上审查影响代持效力的要素;最后在准确理解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对代持行为与损害利益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充分说理,形成完整充分的审判逻辑。     

网络爬虫行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问题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企业展开了对数据的争夺,而网络爬虫则成为获取数据的重要途径,相应的也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通过对已生效的49份相关裁判文书进行归纳分析后,发现司法实践中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认定网络爬虫行为上存在混同权利侵害范式、泛化商业道德评价、不当扩张或抛弃竞争关系、“三道授权”缺乏实践支撑等问题。司法实践中适用标准的不一致,使网络爬虫行为被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风险不断扩张,最终被“污名化”。研究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明确了网络爬虫行为的正当性边界,划定了网络爬虫行为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规制的限度。     

违法行政行为中的违法性及其后果

为实现行政权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使命，行政行为必须合法正当、符合公共利益，为此，我国《行政法》将依法行政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违法行政现象仍然常见，我国行政法领域对违法行政行为研究的存在空白，这使我们迫切需要对违法行政行为加以关注和研究。文章从违法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和“后果”两个方面做一些探讨，以期为我国违法行政行为的研究抛砖引玉。     

我国《反垄断法》中“其他垄断行为”的认定

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与民事诉讼并行的二元实施体制，可能引发对《反垄断法》兜底条款中“其他垄断行为”认定的分歧。“其他垄断行为”的典型样态有排他性合作协议、忠诚折扣、平台自我优待、平台最惠待遇条款，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和人民法院均有权对其进行认定。“其他垄断行为”的认定，应坚持个案分析，以排除、限制竞争为标准，并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民事诉讼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在涉及“其他垄断行为”认定的后继诉讼中，人民法院一般应尊重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行政处理决定；在单独诉讼中，人民法院可因反垄断行政执法程序的启动而中止诉讼或在行政执法程序未启动时移送涉嫌违法行为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