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垄断审查对跨国公司并购的影响分析

我国商务部的反垄断审查主要是针对大型跨国企业的并购,它不仅会增加跨国企业并购的不确定性,还会影响并购各方的并购成本。我国商务部反垄断审查的特点有:以保持行业竞争为目的、审查时间较长、限制条件较多、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对于商务部的反垄断审查,企业应该密切关注新案例及政策,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中国的反垄断政策：成就、困难和展望

中国反垄断政策实施5年来,反垄断执行机构积极推动反垄断法律配套体系建设,推进反垄断执法工作,加强执法队伍能力建设,反垄断司法诉讼制度也已经建立,反垄断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对反垄断政策的重视程度有待加强,反垄断执行能力有待提高,竞争文化意识有待培育。未来中国反垄断行政执法将趋于完善,反垄断民事诉讼将进一步发展,反垄断学术研究将迈上新台阶。     

外资银行在华并购的反垄断规制政策研究

中国目前既缺乏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外资银行的并购行为,也没有专门的管制权威机构去评估审查其行为可能带来的反竞争效应,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对外资银行在华并购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应从合理原则和国家金融安全与金融竞争力目标,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和合作有序的管制协调机制,统一的《银行并购法》,科学合理的对竞争效果的经济分析体系,激励性和约束性相容的反垄断规制政策,专业化、国际化的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等几方面进行政策设计。     

保护知识产权与促进竞争的平衡:以强制许可政策为例

强制许可是规制知识产权领域反竞争行为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救济措施。本文从强制许可政策的经济学理论和法律原则出发,分析我国强制许可政策存在的问题,以及强调完善我国强制许可政策需要更全面考虑发展的特殊性问题。为改善我国强制许可政策,本文提出尽快出台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加强知识产权行政部门与反垄断执法部门的协调、提高反垄断的经济分析能力等建议。     

全球贸易竞争对美国反垄断政策的影响

反垄断政策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在贸易全球化时代,有观点认为,反垄断政策不利于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甚至认为应当将反垄断政策置于贸易政策之下。但美国政府接受了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的理论,坚持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有助于美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形成的观点,反对将反垄断政策作为贸易政策的工具,并在政策取向上一方面对反垄断政策进行调整,使反垄断政策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反垄断领域中的国际合作,为美国企业创造更加平等的竞争环境。     

反垄断理论、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垄断进行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指出反垄断的理论基础应是“有效竞争”理论;反垄断所规则的对象应是垄断行为而非单纯的垄断状态;反垄断不排斥规模经济。适用“有效竞争”理论,本文进一步考察了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合并案以及微软诉讼案,认为典型的反垄断国家美国的反垄断实践仍以“有效竞争”理论为基础。最后,文章还对我国的反垄断作了初步思考,包括我国市场竞争现状、反垄断立法的必要性及要解决的两大问题。     

现阶段我国反垄断的领域 目标和基本背景

正反垄断政策是竞争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反垄断法》被称为国家的"经济宪法"。在实践中,由于发展阶段、市场环境和体制特征不同,各国对反垄断的理念有所不同,导致各国在反垄断实践中的操作存在差别。从理论上界定我国反垄断的目标和领域,客观分析我国的发展阶段、市场环境和体制特征,有助于正确理解我国反垄断的内涵和重点,正确指导我国反垄断的实践。     

欧亚经济动态

俄批准“反垄断路线图”俄罗斯政府于2013年1月6日宣布,总理德梅德韦杰夫已经批准一份“反垄断路线图”,旨在降低俄罗斯经济中国家控制行业的比重,主要涉及医疗、石油贸易、通信、航空运输、制药和学前教育。路线图将定期回顾和审视反垄断政策执行进展,解决发现的问题,确保反垄断政策与时代同步。路线图将采纳多项指标,用以衡量反垄断政策效果,包括竞争环境发展指数、每千人新增企业数量和商界对竞争环境的评估。     

论垄断与反垄断立法

垄断作为一种限制和排斥竞争的经济现象存在和发展在我国经济生活当中,给我们的市场经济运行带来严重危害,亟需出台法律进行反对和禁止,本文分析了垄断的界定,从反垄断的规范、反垄断的法律豁免、反垄断的指导思想和立法原则方面对中国反垄断立法提出了思考和探讨。     

发展中国家反垄断规制与豁免制度的协调

豁免制度作为反垄断政策的例外普遍采用,但与反垄断目标存在的冲突直接影响着反垄断政策实施的效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应在完善国内反垄断政策的基础上合理实施豁免制度.本文从发达国家的实践出发,分析反垄断政策中豁免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并对豁免制度和反垄断规制之间的协调问题进行探讨.最后,对我国当前反垄断政策中如何合理利用豁免制度提出建议.     

欧亚经济动态

正俄批准"反垄断路线图"俄罗斯政府于2013年1月6日宣布,总理德梅德韦杰夫已经批准一份"反垄断路线图",旨在降低俄罗斯经济中国家控制行业的比重,主要涉及医疗、石油贸易、通信、航空运输、制药和学前教育。路线图将定期回顾和审视反垄断政策执行进展,解决发现的问题,确保反垄断政策与时代同步。路线图将采纳多项指标,用以衡量反垄断政策效果,包括竞争环境发展指数、每千人新增企业数量和商界对竞争环境的评估。俄将投入巨资开发远东地区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2013年3月21     

外资并购的反垄断规制研究

随着外资并购国内企业进入高潮,有关外资并购效应的争议也越来越激烈,外资并购对于国内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受到重视。本文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进行考察,认为外资并购对我国市场的反竞争效应不可忽视,政府对外资并购进行反垄断规制具有必要性,并结合具体案例对我国现有规制体系提出来建议。     

美国银行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及对中国的启示

1963年拉开了美国银行并购的反垄断规制的序幕。到目前为止,美国已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银行并购的反垄断规制体系。文章通过分析美国银行并购的反垄断规制的缘起、方法与其特征,指出中国应借鉴美国的经验,构建自身的银行并购的反垄断规制体系,包括：（1）以＂合理原则＂为反垄断分析的核心原则;（2）民族金融竞争力的提高作为银行并购的反垄断目标;（3）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和合作有序的管制协调机制;（4）制订《银行并购法》作为银行并购的指引;（5）科学合理的对竞争效果的经济分析体系;（6）激励性和约束性相容的反垄断规制政策;（7）规制政策应具有前瞻性和灵活性。     

权威性、科学化和精细化:强化反垄断执法的三个关键

强化反垄断执法是我国为实现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所作出的重要部署。从当前反垄断执法现状看,提高执法权威性、科学化和精细化是强化反垄断执法的关键。执法权威性是强化反垄断执法的基石,执法权威性又依赖执法机构的独立性和公信力,为此需要优化反垄断执法权的配置,健全横向和纵向协调机制;为解决传统执法手段无法满足执法需要问题,需从执法理念、执法手段、分析工具着手促进执法科学化;执法精细化是强化反垄断执法的保障,需从执法过程精细化、分析论证环节强化定量分析和说理三个方面予以推进。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赴美出席第一届中美竞争政策高层对话

9月24日上午,胡祖才副主任率团赴美,在美国司法部出席中美竞争政策高层对话。这是2011年7月份中美两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签署反垄断与反托拉斯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来,双方第一次召开竞争政策高层对话。美国司法部     

第三届中国竞争政策论坛综述

正5月21日至23日,由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美国律师协会反垄断法分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竞争政策论坛在北京举行。商务部副部长房爱卿,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组长张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施建军,我国三家反垄断执法机构负责     

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因其独特的数据优势、创新能力及平台效应,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同时对我国反垄断监管制度提出了新要求。在总结我国数字经济反垄断变革进展的同时,我国应关注当前反垄断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无法避免的难题,通过科学界定相关市场,多维指标综合衡量企业市场地位,采用“个案分析”原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加速形成多元主体反垄断监管格局,推进反垄断执法“可操作性”,避免“一刀切”监管模式,使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稳定,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药业反向支付协议反垄断规制的最新发展——兼评Actavis案及Lundbeck案

创新和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两大主题。如何在保护专利权、激励创新、扶持自主创新、保证有效竞争等矛盾之中找到最佳平衡点,是我国知识产权和反垄断法律及政策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而药品行业因其仿制药产品的存在成为知识产权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其相关市场的界定及替代性程度分析对其他行业反垄断规制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数字时代下反垄断监管与隐私保护的关系初探：欧美研究进展回顾

本文通过梳理探究欧美国家当前在反垄断政策和隐私保护之间关系的研究进展,揭示出制止和预防大数据带来的竞争缺乏和隐私安全方面的风险同等重要。反垄断政策强调充分有序竞争,或许对补救隐私侵害无效,不适宜简单将隐私安全问题纳入反垄断范畴进行分析。基于市场机制在隐私保护中存在的不足,应寻求反垄断政策和隐私政策各司其职的基础上适当合作。采取有针对性的立法途径,以清晰界定出互联网公司在数据收集、运用、管理等方面的权利义务。     

中国反垄断执法中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中国反垄断目前还存在分散执法、国有企业“法外之地”多、价格卡特尔“例外”多等问题。为此,有必要尽快成立统一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修改其他法律中与《反垄断法》的冲突之处,确定竞争政策对产业政策的优先地位,深化垄断行业和行政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反垄断法适用领域,开展普法宣传,倡导竞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