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政策对FDI区位影响初探

从国家层面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然而,从区域层面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区域分布差异显著,进一步拉大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缩小区域差距必须通过制定并实施区域倾斜政策。因此,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经济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动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我国改革开发以来的战略阶段为主线研究我国区域政策的演变,探讨各区域经济政策阶段全国范围FDI重心轨迹的变动,并进一步分析了区域经济政策对FDI区位变动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对外开发区域经济政策的演进,全国FDI重心呈由南至北,由西向东的变动趋势;全国四大板块间的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距逐渐缩小;全国FDI重心与全国地理中心的距离也减小了,充分体现了对外开放区域政策的有效性。     

FDI对中国商品房价格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VAR模型对中国1998年2月至2006年5月间的商品房价格与房地产开发中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投入额月度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是商品房价格上涨的一个因素,当月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将影响第二月商品房价格的增长。商品房价格的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也有影响,从长期看,前者将促进后者的增长,但从短期看,商品房价格的提高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是先有抑制作用后有促进作用。另外,本文的实证证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冲击对商品房价格的增长是持续性的。     

云南省FDI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FDI每增加1%,GDP增加0.424%。当FDI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经济系统将以0.08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在90%的显著水平下,FDI是GDP的Granger成因;而GDP不是FDI的Granger成因。     

FDI对中国就业数量影响研究

在阐述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历程的基础上,在理论层面分析FDI对就业数量的影响;同时运用阿尔蒙(Alm-on)多项式滞后模型探究FDI对中国就业数量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就业数量具有积极效应,但是1996年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的贡献大幅减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FDI对中国就业效应变迁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发展建议。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安徽省FDI利用效率研究

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评价2001-2008年安徽FDI利用效率变动,得出安徽外商直接投资利用效率整体呈下降变化,各个地级市外商直接投资利用效率变动趋势存在较大差异的结论;分析造成安徽FDI利用效率现状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马达加斯加外商直接投资的局限性与展望

本文主要研究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在马达加斯加的投资前景及局限性。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是总会给一国经济增长带来有利的贡献,由于投资的欠缺,外商直接投资(FDI)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马达加斯加的贸易收支,因此需要外国资本来促进马达加斯加的经济增长。笔者在此提出持续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整体经济的均衡发展、稳定的政治环境、良好有效的管理及经济改革等因素对一国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关系实证研究

文章首先介绍了云南省FDI(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选取1992—2014年云南省FDI与进出口贸易统计数据,基于VAR模型(风险价值模型),运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分析云南省FDI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云南省FDI与进口互为因果,与出口存在着单向因果关系。     

新疆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

传统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是替代或者互补的。根据1995--2010年新疆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额数据，利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新疆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新疆的FDI不是出口变动的原因，新疆的出口贸易是FDI变动的原因。为了加快新疆FDI的发展，提出了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充分利用新疆的资源和区位优势，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蒙古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已经成为影响一国或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之一。文章在分析内蒙古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基础前提下,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2000-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蒙古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发挥FDI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促进作用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分析了山东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现状及特点,采用1985-2006年的山东省年度经济数据,运用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和Granger因果分析方法,通过实证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经济的增长是有促进作用的,但这种促进作用有限。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及为更好地发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促进作用应采取的对策。     

人民币汇率与我国FDI流入的相关性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两次涉及到汇率,因此汇率的变动必然会对FDI的进入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过去十几年间的实际汇率及FDI流入情况,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与流入我国的FDI之间存在明显正相关性的结论。     

基于VAR模型的安徽省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选取安徽省1985—2015年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建立VAR模型。实证分析安徽省FDI和GDP之间的因果关系、相互间影响及相互作用大小。可得安徽省FDI与GDP具有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FDI正向推动GDP增长,但GDP不能刺激FDI的引入。     

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苏南、苏中、苏北面板数据的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在FDI力度不断增大的外部状况下,江苏工业发展状况值得关注。在对相关理论和模型拓展基础上,实证分析了苏南、苏中、苏北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实际汇率对我国FDI流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固定效应模型为主,根据我国1984-2004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实际汇率等数据,实证分析了实际汇率变动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二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将使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人民币贬值的短期效应明显,但从长期来看,实际汇率的贬值对我国FDI并无明显促进作用。     

FDI影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渠道探析

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增长的过程中,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随外商直接投资同向的变动关系。这说明对外开放对我国收入差距而言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FDI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2-2009年数据,根据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已有文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GDP增长率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大。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上海

本文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分析,定性上简单描述FDI理论的发展,定量上主要针对中国实际,运用计量模型来实证分析外商的投资区位选择以及影响FDI的一些可量化的因素。从FDI与GDP指标之间的关系来说明FDI产生的经济效益,从各地区的FDI总额来说明外商的区位选择,并且着重以上海为例,说明影响FDI的各因素。并在文章最后提出上海要加大力度实施“走出去”。     

FDI对我国货币金融环境影响的格兰杰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货物出口增加使我国外汇储备加快增长,进而影响我国的货币基础,并最终对货币金融环境产生影响。利用2001-2013年的外商投资、货物出口和货币供应量的月度数据,首先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检验FDI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利用贡献度和拉动度两个函数分析FDI对货币供给的贡献和拉动作用,以此来观察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货币金融环境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货币供给具有明显的贡献和拉动作用。FDI是引起我国货币金融环境变化的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借鉴Feder的思路建立内资和外资两部门的模型,收集1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实证检验和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后得出外商直接投资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并为以后如何更好地利用FDI推进经济增长提出了大体的思路。     

金融危机下我国使用FDI与外贸相关性研究——以2007年1月至2009年2月月度数据为例

2007年初爆发的金融危机极大的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投资和贸易格局,随着危机的爆发和深入,我国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而同时期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也表现出随着FDI的变动而正向变动的特点。本文旨在从月份的数据来分析,在此期间我国的FDI和对外贸易之间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