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私人收益:监督成本补偿与利益侵害

从辩证的视角,文章认为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本质属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可以是其补偿监督成本的途径之一,也是激励大股东监督经理层的重要因素;第二,大股东过度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行为则会蜕变成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行为。因此,控制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建立大股东监督的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二是要建立大股东利益侵害行为的约束机制。     

融资惯性、控制权收益和民营化效率——基于星美联合的案例分析

文章通过研究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美联合),发现国有企业民营化后,接手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仍能以较低的利率获得持续稳定的银行贷款,这种融资惯性使企业可以通过高额负债实现资产的迅速扩张.同时,由于民营化并没有改变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接手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有强烈的动机通过关联方交易来掏空其利用融资惯性而加速积累的资产,并可以进一步利用破产重组和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漏洞,逃脱大额银行贷款的约束而金蝉脱壳,从而导致国有资产加倍流失.可见,民营化的真实动机是影响民营化效率的根本因素,控制权与剩余所有权的分离是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直接原因,而国有资本管理、金融企业贷款管理、上市公司交易监管等方面的缺陷则为民营化后国有资产的加倍流失提供了机会.文章开拓性地研究了控制权收益的具体来源,融资惯性增加了民营化后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是导致国有资产被加倍掏空的隐蔽渠道.因此,完善金融机构的贷款制度并加强对上市公司掏空行为的监管和惩戒,是避免“国退民进”中利用融资惯性掏空国有资产的基础.     

论公司合约中的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

在公司运营中,大股东相对于小股东拥有股权上的优势和控制公司经营活动的知识优势,于是大股东能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尽管公司经营者的信息优势对大股东形成制衡,公司外部控制权市场也对大股东形成竞争威胁,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依然能在公司合约范围内一直存在,其原因是大股东能通过改变对经营者的支付以满足经营者的激励和参与条件,而大股东控制权成本的存在又使得任何外部控制权竞争者都不可能消除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大股东控制权私有收益是一种信息租金和权力租金的结合体,是各方利益博弈的均衡选择.     

大股东控制、控制权私人收益与投资风险

基于大股东控制所产生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我们通过一个严格的数学模型发现：由于大股东控制而产生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将导致企业投资于高风险项目；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将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公司其他中小股东对大股东的制衡能力越强，公司的投资风险将会降低；相比于非生产性大股东的公司，生产性大股东的公司将会投资于更高风险项目。我们的研究对于认识大股东控制下的公司投资行为，以及通过如何改进股权结构．加强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大股东补偿与侵占

大股东获取控制权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这些成本应该得到补偿,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大股东有获得这种回报即控制权收益的正当要求。同时,由于大股东的控制优势,他们可能会利用公司治理、法律机制等不完善的治理环境侵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而获得超控制权收益。本文计量了这两种收益,修正了既有文献所认为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就是大股东侵害的观点,对大股东公司治理机制提出建议。     

控制权收益作为国有控股公司高管激励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将控制权收益分解为隐性收益和显性收益。结果表明,显性收益占控制权收益的9％左右,隐性收益仍是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首要激励因素。研究还显示,隐性收益和控制权收益与企业规模和经营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与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呈显著的正相关。而显性收益与企业规模和经营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与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呈显著的负相关;隐性收益还与公司资产负债率呈显著的负相关。最后,提出将自我隐形激励转变成市场显性激励的政策建议。     

大股东终极控制与掠夺行为研究

本文从公司控制链微观结构的视角研究了大股东的终极控制与掠夺行为.金字塔式控股结构和交叉持股是大股东实现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两种重要方式,并造成了大股东对小股东掠夺的强烈动机.通过建立一个模型分析了大股东掠夺行为产生的机理,大股东能够用较少的现金流权来实现对公司的实质控制是掠夺行为产生的本质原因,从而攫取更多的控制权私人收益.     

控制权收益悖论与超控制权收益——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的一个新的理论解释

现有文献将控制权收益定性为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这一定性扭曲了大股东侵害的实质,导致了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本文对现有研究中关于控制权收益和大股东侵害的理论作出了修正,指出并论证了控制权收益是控制权成本的补偿,是控制权的风险溢价,它的实现载体是控制权作用于公司治理绩效改进所产生的增量收益,它与大股东侵害无关。本文进一步提出超控制权收益这一新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及其与控制权收益的本质差异作出了界定和分析,解构了大股东的利益结构,指出大股东侵害的实质是攫取超控制权收益。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作出了新的理论解释。     

机构投资者参与的控制权竞争研究

本文提出了解决我国目前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的理论模型。本文认为,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争夺与公司治理,通过形成制衡的股权结构,有助于减少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减少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吞与掠夺,提高企业的业绩。但是,机构投资者参与的公司治理效果受到股东持股比例、法制环境与机构投资者竞争力的影响。     

控制权私人收益与公司治理的研究综述——基于投资者保护的视角

控制权私人收益源于代理问题。在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作为内部人的大股东和管理层极有可能利用掌握的控制权为自己牟取私利,这极大损害了广大中小股东的权益。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限制内部人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攫取,而成功的公司治理系统都是依赖于所有权适当集中和投资者保护机制的结合。     

家族企业收益构成分析

家族拥有企业的控制权使得家族企业的收益函数有着其特定的内涵,分析发现家族企业收益由企业收益和家族收益两部分组成,家族收益是难以度量的非货币形态的收益,包括:为家族成员提供就业机会、创业者中兴家业、光宗耀祖的成就感、在企业中指挥调拨他人的满足感、附随于企业家头衔上的荣誉感以及一系列有形或无形的社会网络资本等。家族收益依附控制权而存在,是影响家族企业控制权转移的主要原因。     

大股东控股比例、控制权收益与公司可持续发展

以往对大股东控制权的研究大多关注其对投资者和公司价值侵害问题，难以解释为何众多大股东控制企业能取得稳健的发展。本文以可持续增长率度量公司可持续发展水平，考察大股东控制权对公司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风险水平、规模、行业、信息公开度等变量后．大股东控制权与公司可持续发展水平间的正相关关系仍显著存在，且呈现出倒S型的非线性关系。在非ST和PT类公司中．大股东控制权与可持续增长能力的关系更倾向于正向线性相关。实证结果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大股东控制权的提升对公司可持续发展水平确实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过份强调对中小股东的保护而忽视大股东控制权收益对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作用是不妥的，大股东控制权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     

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行为的实证研究

关于股权结构与控制权收益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控制权收益越高;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有利于限制控股股东的掠夺行为,减少控制权收益。因此,降低股权集中度、充分发挥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作用是规范控股股东行为的关键所在。     

控制权与激励的冲突——兼对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控制权配置与激励安排是组织治理中的两个重要工具,本文首先从组织中委托人私人收益角度分析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进而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冲突关系进行经验检验。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与股权性质、公司成长速度相关。民营控股公司中的冲突程度显著弱于其他类型公司,国资委控股公司中的冲突显著强于其他类型公司;而公司成长速度越快,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越强。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上市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的经验现象,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实际控制人属性、治理环境与控制权私人收益

笔者对不同定价基础的协议转让采用不同的计算公式衡量控制权私人收益.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分为政府控制主体和非政府控制主体.并对2003年～2008年发生的控制权转移事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处于较高水平,但股权分置改革后有所降低;政府控制公司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小于非政府控制公司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治理环境越好,控制权私人收益越低.     

股权制衡、大股东掏空与企业价值

股权结构对大股东掏空行为及公司价值的影响是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基于大股东掏空主要受到法律保护、其他大股东制衡和掏空成本3个因素影响的假设,作者借鉴LLSV(2002)的研究,结合国情进行理论建模,证明了随着其他大股东的制衡能力的增强,第一大股东的掏空程度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形态,被掏空的企业的价值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形态;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差异越大,终极控制人对公司的掏空就越大。本文收集1998～2003年我国A股市场168家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进行实证,其结果支持了本文模型的推论。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当处于很强或很弱的两端时,比处于中间水平更有利于上市公司的价值。"多足鼎立"和"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未必比"分散持有"的股权结构低效。     

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配置行为研究——基于控制权收益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控制权收益①驱动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及其导致的控制权分配格局,文章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形成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的资本配置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权收益水平与资本配置规模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收益水平越高,则增加等量控制权收益所需的资本配置规模就越大;(3)较固定资产投资而言,通过股权并购方式取得控制权收益的代价较低,但控制性股东占有被并购公司控制权收益的比例也较低;(4)上市公司资本配置行为在形成控制权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而增加控制权的共享收益,资本配置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股东控制下的自利行为。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和数字监管机遇。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利于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呢？以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改善市场信息环境而实现的。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抑制作用在股权制衡度低的企业、高科技企业和法制监管薄弱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因此,要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以防范大股东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     

政府干预、同属管辖与自利性股权转让市场反应研究——基于控制权转让溢价和内幕交易的视角

本文采用2001-2006年发生的407起上市公司大宗股权协议转让数据,研究了实际控制人性质、股权性质变更和控制权转让方式对转让溢价的影响,发现政府作为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具有与非政府实际控制人所不同的掏空方式;政府实际控制人将控制权转让给不具有政府背景的并购方时,更倾向于收取较高的转让溢价;在政府普遍干预控制权市场的制度背景下,异地出让控制权带有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并购方收购目标公司的溢价越高,内幕交易越严重,宣告日前的累计超额收益成为大股东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最终实现形式。     

社会信任、家族控制权异质性与商业信用资本配置效率

转轨经济阶段,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主体家族企业如何在面临信贷歧视的背景下实现成长?本文从商业信用视角,提供了推动家族企业成长的微观机制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家族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强,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越高。这种效果在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家族控制权异质性特征对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商业信用资本配置效率在家族股东大会层面的超额控制越低、家族董事席位控制程度越高和家族总的控制程度越高的企业效果更为显著,股东大会层面上的两权分离度对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发挥着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而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和家族总的控制发挥着竞争优势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微观机理是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提高投资效率。商业信用通过提供非正式的融资机会帮助正式融资渠道受限制的公司提高资本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