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存到发展:新中国七十年反贫困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紧扣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矢志不渝的开展反贫困斗争,反贫困方式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反贫困的目标从"保生存"到"保生存、促发展"再到"惠民生、促发展",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消除绝对贫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总结和回顾新中国70年反贫困实践历程,可以提炼出基本经验:坚持大扶贫格局,不断向贫困人口赋权,不断满足人民需求,不断创新反贫困机制。2020年后,我国反贫困工作从消除绝对贫困走向减缓相对贫困,本文结合新中国反贫困历程和基本经验提出一些展望:结合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制定满足人民需求的相对贫困标准;紧扣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明确新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目标;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设计相对贫困治理的制度框架;围绕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借鉴以往的反贫困政策,构建减缓相对贫困的政策体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枣庄市巩固脱贫成果策略研究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我国贫困治理工作的中心开始转移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乡村振兴背景下,巩固脱贫成果是贫困地区高质量稳定脱贫的重要路径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结合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在梳理山东省枣庄市脱贫攻坚工作具体举措的基础上,分析了枣庄市"后脱贫时代"面临的若干问题,为枣庄市提升脱贫质量和巩固脱贫成果提出政策建议。     

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的治理

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后，我国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相对贫困的内涵不仅指的人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还包括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以及人能力受限。有诸多原因导致贫困的产生，例如脱贫攻坚政策性因素、社会结构转型与人口流动带来的贫困、社会保障不健全性的贫困、自然地理因素带来的贫困、身心限制及能力不足等因素。目前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解决贫困的长效机制，在总结脱贫攻坚战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进行相对贫困的分析，在城乡融合角度研究相对贫困，还要重视贫困的社会治理转向，构建中国特色减贫话语体系，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乡村振兴视阈下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研究——基于对山西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现状的分析

随着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开展，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但相对贫困问题进一步凸显。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从机制设计上巩固脱贫成果是我国反贫困征程中面临的长期艰巨任务。文章以山西省深度贫困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脱贫攻坚的现实情况，探讨了深度贫困地区后扶贫时代在防贫方面潜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包括预防返贫登记平台、制度兜底衔接机制、贫困户脱贫内生动力机制以及产业带动就业发展机制在内的“四维一体”长效机制，以期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以及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     

后小康时代农户能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贫困问题治理由整体性消除绝对贫困向持续性消除相对贫困转变。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问题的治理，迫切需要对小农户能力贫困现状做系统的梳理与评价。为此，聚焦小农户能力贫困现状，基于能力贫困理论从素质贫困、认知贫困、经济贫困、关系贫困、心理贫困五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序衔接。     

新时代中国特色精准扶贫路径——基于河北省五县的入户调查

到2020年,中国将实现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虽然绝对贫困将被消除,但是相对贫困问题将伴随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长期存在。这就需要在一个更长的时期内制定中国的扶贫路径。在总结国外反贫困经验及我国扶贫历史进程的基础上,通过对河北省五个贫困县的入户调查与贫困状况分析,发现收入贫困人群相对固化,且以老弱人口为主;卫生设施、做饭燃料等公共服务对多维贫困贡献度最大,同时发现相对贫困问题较为严重。因此,在未来扶贫道路上,需要制定一条分阶段、有重点、短效与长效相结合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精准扶贫路径。     

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经济标准之我见

21世纪初是中国农村实现扶贫开发战略目标的新的历史时期 ,也是中国贫困农村解决和稳定解决脱贫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贫困标准是关系到稳定解决脱贫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 ,农村贫困标准的界定是反贫困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拟就贫困经济标准的可变性、界定的客观依据和新时期农村贫困标准的基本构想谈一些认识。一、贫困经济标准的可变性世界银行根据贫困程度将弱势群体划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中国现阶段的贫困是指弱势群体的绝对贫困。贫困是指按恩格尔系数理论的界定方法 ,即年人均食品消费占全部生活消费 6 0 %…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瞄准与偏离研究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在即、扶贫重点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的背景下,本文利用深度贫困地区陕西省J县的农户调研数据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瞄准与偏离问题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了已脱贫人口的相对贫困现状.研究结果表明,建档立卡的政策安排在贫困识别标准和瞄准策略上遵循了绝对贫困理论标准和多维瞄准方法,但具体实践对政策安排出现偏离;...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

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2020年,中国如期取得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村全部出列,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和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     

相对贫困治理中的金融扶贫创新研究

2020年之后,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将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新阶段.金融扶贫在绝对贫困治理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门槛效应制约、基础设施不完善、供给主体内生动力不足、制度保障有缺口等挑战.我国贫困基本态势的转变对金融扶贫创新提出新的需求,相对贫困治理阶段金融扶贫应进一步聚焦于改善农村脱贫生...     

后小康时代农村相对贫困的问题诊断与机制建构

农村相对贫困是后小康时代贫困治理的主战场。新时期的农村相对贫困主要面临脱贫攻坚成效不稳定、脱贫人口识别难度大、脱贫内生动力不足三大现实挑战。据此,通过构建农村相对贫困的精准识别机制、社会保障机制、长效稳定增收机制三大举措予以破解。加快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这不仅有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最终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对于顺利推进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继绝对贫困治理之后面临的新贫困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相对贫困治理是遏制返贫现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破解"三农"问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化解农村主要矛盾,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需要建立长期、稳定、有效的治理机制,即相对贫困衔接机制、脱贫内生动力机制、多方力量扶持机制,从而发挥各项制度、政策、法规的常态化贫困治理功能。     

相对贫困的循证治理框架设计与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研究

相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随着反贫困实践的深入越发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反贫困和乡村振兴的历史总结和时代要求共同地指向,在我国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激发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将是实践的重要支点之一。由于中国的贫困治理与循证实践在此前已展现出相当的契合,故我们将农村相对贫困群体主体性放入循证实践框架中进行分析。循证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框架在横向上展开为四位一体的主体互动关系,纵向上要求实践对象的全流程在场。这一治理框架的提出,是对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在此框架中,农村相对贫困群体的主体性一方面是积极配合其他主体进行循证实践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向其他主体进行身份转化的潜能。引入发展的眼光研究该群体的主体性,是对精准扶贫时期循证实践研究的突破。最后,在激发路径上,可以加强乡村数字化建设、进行实践项目吸纳和社区建设,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合理转型。     

基于“目标-主体-路径”三位一体框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路径探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反贫困目标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升脱贫质量,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和新生贫困现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在于乘势而上,建立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机制。因此,新时期的贫困治理应探索更加符合现实要求的理论框架。文章通过构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目标-主体-路径”三位一体框架,提出根据“治理什么”“由谁来治”以及“如何治理”的思路克服新时期贫困治理的困境,建立健全稳定的脱贫长效机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脱贫攻坚的顺利转型。     

相对贫困治理的“四梁八柱”:顶层设计与路径选择

2020年后,我国的反贫困工作将进入解决相对贫困的历史时期。围绕"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从历史背景与现实需求出发,系统构筑相对贫困治理的分析框架——"四梁八柱"。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构建现代财政制度、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来顶层设计相对贫困治理的"四梁";然后从实践层面分析相对贫困治理的路径,即"八柱":推进深度贫困地区发展;保障特殊贫困群体权利;构筑城乡融合发展理念牵引包容性发展体系;建设民生工程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金融赋权赋能提高相对贫困人口的金融素养与经济参与能力;实施产业扶贫推进产业兴旺产业富民;"志智双扶"激发相对贫困群体内生动力;优化驻村帮扶体制机制提升组织扶贫效率。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贫困治理的重点将转向较为隐形的相对贫困,而贫困脆弱性作为贫困防治的重要指标,对于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减缓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资产占比、非农创业和保险购买在金融素养影响贫困脆弱性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金融素养可以通过影响风险资产占比、鼓励非农创业和保险购买来降低贫困脆弱性。     

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的若干思考

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消灭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的问题，但相对贫困的问题依然普遍存在，脱贫地区也依然存在发展基础薄弱、发展内在动力不足、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相关问题，同时脱贫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也具有独特的资源、政策等方面的优势，所以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不仅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对切实改变脱贫地区的现状，推进脱贫地区的全面长远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行动困境及破解——基于后脱贫时代的视角

从后脱贫时代的视角,对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必要性进行了审视,认为其包括"治理资源导入需求与社会组织功能的互补""攻坚式贫困治理模式转变的现实背景"等。基于上述逻辑,总结概括了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的依附性困境、制度空间困境和行动能力困境。这些困境影响着后脱贫时代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效果与水平。鉴于此,文章尝试从机制端、政策端、行动端等多个角度提出对策,以纾解困境。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研究*——以四省藏区为例

[目的]我国贫困治理正在由单一驱动转变为多维治理,对四省藏区的多维贫困治理绩效展开测度与分解,不仅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当前阶段四省藏区贫困治理的现状与短板,而且有利于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明确的参考。[方法]借鉴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提出多维贫困治理的测量方法,利用四省藏区484份农户调查数据,对四省藏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治理绩效进行测量与分解。[结果]四省藏区收入和住房维度的治理绩效突出,但在居住环境、教育和医疗意识维度表现出来的现代伦理思想差距明显;青海藏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最高,云南藏区排名靠后,主要受居住环境和医疗意识维度限制;户主受教育年限与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成正比。[结论]四省藏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显著,主要体现在经济收入与基础设施方面,但贫困农户的现代思想与发展意识还较为匮乏。因此,一方面,在安排教育、住房、医疗等项目时,不能单纯追求数字层面或指标层面的脱贫,应当辅以相应现代思想的教育引导,转变贫困农户的落后陈旧意识,并将其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把基础教育作为解决四省藏区深度贫困问题的突破口,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采取有效的举措重点解决学生不愿意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问题,并转变陈旧的子女教育观念,以防止教育维度的代际传递。     

2020年后扶贫开发面临的老命题与新挑战

反贫困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2020年现有标准下的贫困人口有望全员脱贫,并不等于为扶贫开发任务彻底划上句点。届时,扶贫开发将进入"后脱贫时代",可能会面临脱贫成果巩固与提升的老命题,以及贫困表征演变、扶贫主战场变动、扶贫开发与国家战略融合等新挑战。可采取措施及时应对:继续扶持产业发展解决脱贫人口生计的脆弱性;基于次生贫困、相对贫困、多维贫困的新特征动态调整贫困标准;关注城市新底层群体,努力做到城乡统筹兼顾;四是构建扶贫开发与国家发展战略长期衔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