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市场规模与企业价格加成——来自中国企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在Melitz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竞争效应和成本节约效应综合研究了本土市场规模对企业价格加成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企业层级微观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提高了企业的价格加成水平，其促进作用在头部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进入壁垒相对较高行业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些企业可以作为提升利润空间的主导力量；同时探讨了内循环和外循环的互动关系，综合本土市场规模以及市场分割情况构建内循环指标，结果表明内循环对于企业价格加成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外循环对于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显著为负。     

中国城市出口:集聚效应还是排序效应

文章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考察了集聚效应、排序效应与城市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生产率提升、城市出口贸易发展是集聚效应和排序效应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但集聚效应是城市生产率提升、城市出口发展的核心源泉;(2)集聚效应、排序效应对中等城市生产率和城市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最大,对大城市的最小;(3)集聚效应和排序效应对中部城市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大,对西部城市的影响最小;集聚效应和排序效应对中部城市出口贸易促进作用最大,而对东部影响最小。     

要素市场扭曲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地级市经验数据研究

基于SYS-GMM估计方法对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分析,并运用交互项方法探究了不同区域要素市场扭曲对不同企业特征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宏微观差异。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抑制作用,且是通过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中介效应渠道实现的;在企业微观特征所产生对要素市场扭曲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冲抵效应中,企业规模较大、具有非国有企业性质、企业创新能力高及资本集聚程度较低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企业微观特征所产生的冲抵效应;而企业异质性特征在各区域所产生对要素市场扭曲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冲抵或增加效应因资源禀赋差异表现不尽相同;企业规模和创新能力的冲抵效应在东部地区表现较强,资本集聚程度的增加效应则在中部地区表现较强。     

城市集聚经济的多维性及其实证检验

城市集聚经济具有多维性,城市经济活动集聚的不同维度特征都会对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产生影响。本文构建了包含规模效应、密度效应和结构效应三个维度的城市集聚经济综合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0年面板数据,分别检验了城市集聚经济的三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在样本范围内,虽然规模效应表现出显著倒U型特征,但是结合最优值在样本区间的分布来看,规模效应基本支持了城市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的观点,弹性系数约为1.66%~1.94%;密度效应表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按城区总人口比建成区面积的最优城市人口密度值约为1.30万人/平方公里;结构效应在劳均产值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在工资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文章对研究结果做了稳健性分析及进一步解释,最后进行了总结并得到关于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启示。     

市场环境异质性、过度进入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汽车修理业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汽车修理企业1999-2008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对中国各地理市场企业价值及传导机制展开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中国汽车修理企业的存续价值和进入价值增长都较为缓慢(特别是存续价值),不过二者差距呈现逐年缩小的趋势;地理市场中需求因素的改善会引起市场的过度进入,并通过企业数量的中介效应降低了企业的存续价值和进入价值;市场化转轨过程中引发的行政进入壁垒的下降是企业存续价值和进入价值不断缩小的制度因素。此外,市场集中度这一结构并非市场环境异质性与企业价值传导的中介因素,在位的规模制造企业基于大规模的环境改善信号有足够强的内生沉没成本的投资愿望。     

行政区划调整与企业家时间配置:基于撤县设区的视角

企业家才能及其优化配置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撤县设区有利于促进市场一体化、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然而,鲜有研究关注行政体制改革和城市集聚效应对企业家微观经营管理行为的影响.本文研究撤县设区如何影响企业家的时间配置,并基于民营企业调查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后企业家的生产经营活动时间增加,公关招待等非生产性活动减少,改革对整个城市范围存在外溢效应;(2)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显著减少了企业的寻租和摊派支出;(3)大城市的改革效应更大,与市中心距离越远的县改区的正向效应越弱,反映出集聚效应的重要性.本文认为符合集聚规律的县改区有助于促进企业家才能向生产经营活动配置.     

筛选效应、异质企业内生集聚与城市生产率

本文通过一个改进的新新经济地理异质企业模型考察城市与企业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理论分析表明,高效企业能制定较低的价格、占有较大的市场,因此倾向进入大城市,而低效企业倾向选择较小的城市;城市越大,对企业的门槛效率要求越高.大城市的企业效率分布曲线相比小城市有较高的左侧截尾,而小城市相对于大城市存在右侧截尾.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检验企业固定效率在城市间的分布特征,估计显示城市效率门槛随城市规模增长而增长,筛选效应至少相当于传统集聚经济的1/5～2/5,但集聚经济和筛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企业影响有所差异.分析还表明,降低区间交易成本有助于城市间效率分布的趋同,市场一体化将提升中小城市生产率、缩小城市间差距.     

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的溢出效应——来自出口加工区的微观企业证据

本文以中国52个出口加工区作为集聚-出口政策的分析对象,利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和城市数据,检验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上述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有着积极影响,其中出口选择效应随着集聚效应呈现出互补效应;拥有加工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集聚、出口溢出效应。但是,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这些城市的内部竞争削弱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出口加工区的成立本身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贡献,但加工区内企业并未获得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红利,集聚政策仍然是企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     

大学城集聚与消费拉动效应——以郑州东大学城为例

大学城的兴建在优化城市发展空间的同时也集聚了大量的人才和高新科技企业,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但是很多大学城在兴建的时候盲目扩大规模,最终导致其规模效应e大打折扣。文章运用超成本对数函数(TCF)对郑州东大学城的规模效应进行了评价,并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大学城的消费拉动效应。文章发现:国内大城的兴建是具有规模效应的且学生的消费对周边销售经济是具有显著影响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大学城发展不合理的地方提出了建议和规避方法。     

人民币汇率、政府补贴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检验汇率变动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以及这种影响是否受到政府补贴的影响。我们使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系统地评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1)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2)作用机制方面,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发现人民币汇率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出口传递效应为负,规模经济效应却显著为正,并且后者大于前者,总体效应为正;(3)人民币汇率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企业规模、融资约束和所有制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此外,政府补贴不仅直接显著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且还有利于强化人民币汇率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影响。本文不仅从人民币汇率的视角为风险承担提供了新的解释,同时为客观评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提供了微观层面的依据。     

市场分割与中国企业的生存困境

基于2002-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本文考察了市场分割对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市场分割显著提升了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加剧了企业的生存风险,且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每提高1％,其生存风险将提升1.30％;市场需求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对市场分割影响企业生存风险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市场分割抑制了企业市场需求规模的持续扩张,降低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和开展技术创新的积极性,阻碍了各类资源和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提升了企业的生存风险;市场分割对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还存在"囚徒困境",来自周边地区的市场分割亦会提升本地区企业的生存风险.市场分割对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且市场分割对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以及新成立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效应要大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非新成立企业.研究结论为进一步优化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促进中国实体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益启示.     

人口集聚如何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本文将人口集聚纳入扩展的M-O模型中,论证了人口集聚视角下出口企业加成率动态变化的理论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集聚会导致出口企业加成率下降。(2)分子样本异质性回归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从事一般贸易企业、竞争性行业企业的负向加成率效应更大。(3)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人口集聚会通过"集聚经济效应"和"出口拥堵效应"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当"出口拥堵效应"大于"集聚经济效应"会产生负向加成率效应。(4)在城市—行业层面,人口集聚存在显著的资源再配置效应,主要通过"集约边际"和"拓展边际"降低行业加成率,其中负向"企业内效应"和"进入效应"是导致出口市场拥堵和出口企业绩效恶化的主要原因。(5)"撤县设区"准自然实验、分位数回归、替代变量回归等检验均表明本文结论存在一定的稳健性。本文对当前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提升外贸竞争力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出口企业凭什么拥有了较高的生产率?——来自江苏省的证据

已有的研究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企业拥有高生产率的原因归结为显著的"出口中学效应".中国出口企业的实际情况则更有可能是在提供了清晰产权激励后,通过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而获得较高的生产率.不仅如此,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中学效应"还受其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首先针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提出了一个简要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利用江苏省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验证,结论显示产权制度安排、市场规模、集聚效应和专业化分工对出口企业生产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出口中学效应"中出口和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KIS 集聚、空间溢出与制造业创新——基于中国 283 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简

基于已有调研观察及案例分析文献,文章按照空间经济学规范范式理出了两个关于KIS集聚影响制造业创新的重要实证命题,并根据命题特性提出了相应的实证模型,进而引入2005-2007年间中国283个城市KIS产业及工业企业数据,在考虑空间互动的基础上,对相关命题予以检验。研究显示：KIS空间集聚能够显著地改善中国本土制造企业的创新效率,以两类代表性KIS产业数据为例的回归分析表明,KIS产业集聚不仅对所在地区本土制造企业的创新产出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通过空间关联性,KIS集聚还能产生跨区域创新效应。进一步基于企业分组比对的检验揭示,KIS集聚-创新效应因企业的规模以及企业所在行业技术水平不同而异。其中：小企业的创新对本地区KIS产业集聚不甚敏感,但对其他地区KIS集聚的关联效应较为敏感;大中型企业的创新则同时得益于其所在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KIS集聚;中高技术企业较之低技术企业更多地获益于KIS空间集聚。     

集聚、产品差异性和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基于中国企业层面数据的经验研究

标准的出口"自我选择效应"的测算方法忽略了集聚效应和产品差异性,这将造成因补偿进入国外市场沉淀成本而导致的出口"自我选择效应"的测算产生偏差。选取2004—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Probit回归证实了这一观点,并得出结论:同质性产品市场对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影响显著为正;除集体控股和外商控股以外的其他企业,农村集聚效应对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影响显著为负,且此负影响小于同质性产品市场对出口"自我选择效应"的正影响。     

汇率制度变迁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贸易?

基于对称开放两国模型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采用中国贸易企业的微观数据，研究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双边事实汇率制度安排影响企业出口贸易的微观机制。研究表明：一方面，固定汇率制度通过降低风险提升了所有企业出口，即存在正向规模效应；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度阻碍了生产要素从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不利于高效率企业出口，即存在负向结构效应。一旦企业生产效率超过一定阈值，负向结构效应会超过正向规模效应，浮动汇率反而更有益于国际贸易增长。因此，从国际贸易平稳发展角度看，相对于汇率制度改革，企业生产率水平提升才是更根本的因素。     

高速铁路与服务业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速铁路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而时空距离的压缩能否提升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仍有待检验。基于此，通过手工收集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高速铁路开通数据，并以此作为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服务业上市企业TFP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发现，与未开通高铁的城市相比，高铁开通后使得沿线服务业企业TFP获得显著提高，其效应大小为TFP标准差的23%左右。考虑到高铁以客运为主的特点，进一步研究表明，高铁通车能够带来大中型城市人口规模和当地市场潜能的扩大、服务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在集聚效应和企业技术进步这两条机制的作用下，位于高铁城市的服务业企业TFP将得到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对服务业企业TFP的促进效应主要存在于生活性服务业和大城市中。     

中欧班列开通对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影响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欧班列开通对商贸流通产业集聚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研究使用跨期DID模型来检验中欧班列开通对商贸流通产业集聚的影响及机制。研究表明：满足平行趋势条件下，中欧班列开通能够显著促进商贸流通产业集聚，这在安慰剂检验、PSM-DID估计和排除选择偏误问题等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中欧班列开通对东部、更大人口规模、商业魅力型、非资源型和交通便利型的城市商贸流通集聚效应明显更强，对批发与零售业集聚的影响最大；中欧班列开通对商贸流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轴辐效应，辐射范围在150公里以内。机制分析表明，中欧班列开通通过激发国内市场潜能、提高市场可达性水平和强化国际市场引力来促进城市商贸流通产业集聚。     

城市房价与全要素生产率:“挤出效应”与“筛选效应”

本文主要关注城市房价对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个体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差异性,重点分析城市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的"筛选效应"与"倒逼效应"。利用230个地级市数据和微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分别检验了房价对城市整体以及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市高房价显著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这种抑制效应主要来自房地产投资对实体经济资金的"挤占效应"和"资源错配效应"。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对工业企业的"筛选效应",使房价快速增长城市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一般会较高。如果对留存企业的"倒逼效应"难以抵消房价上涨带来的效率损失时,房价快速上涨累积形成的高房价与工业企业生产率之间会存在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对服务业企业的"锁定效应"与生产率的"侵蚀效应",使房价快速上涨及高房价城市中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但城市整体生产率水平较低。稳健性分析也支持了以上研究结论。     

物流业集聚、空间外溢效应与工业生产率提升

本文分析了物流业集聚影响工业生产率的空间外溢效应机制,利用中国265个城市2003-2008年的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全国、东中西部内部、东中西部之间物流业集聚对工业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外溢效应及总效应,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并考察了这三种影响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显示:在全国整体层面,物流业集聚对工业生产率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而通过技术效率路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和总效应。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物流业集聚对工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在中部地区,物流业集聚对工业生产率的外溢效应不显著;在东中部地区之间,物流业集聚对工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外溢效应;在东西部地区之间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物流业集聚对工业生产率没有显著的外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