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TA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本文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为例,着重分析FTA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变动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机制.理论上看,FTA通过制度导入能够有效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明显促进区域内贸易扩张,这种宏观层次上的贸易扩张效应通过企业区域贸易规模扩大、贸易方式转变和贸易持续时间延长等具体路径,在市场运行中形成相应的微观作用机制,拉动企业更加有效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利用中国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CAFTA框架下,关联与非关联企业的出口DVAR变动趋势存在明显差别,区域贸易规模持续扩张、贸易方式转型进程更快、贸易持续时间明显延长有效带动了关联企业出口DVAR提升,贸易拉动效应大小因企业异质性而呈现较大差异.因此,我国应当更加重视发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作用,更好地利用FTA战略来提升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收益水平.     

外资撤离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基于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研究了外资撤离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撤离降低了直接关联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这种负面影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市场导向型外资。机制分析表明,外资撤离引起企业成本加成下降,改变企业中间品配置,进而削弱企业获取出口附加值的能力。涟漪效应研究发现,外资撤离产生的行业内关联和后向关联有利于本土企业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前向关联会对下游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了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外资撤离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外资撤离虽然对直接关联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也为行业内和上游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CAFTA、贸易持续时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本文对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企业的贸易持续时间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之间的关系展开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出口企业从事国际贸易的持续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和积累学习效应,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从而提升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使用中国相关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框架下,我国出口企业贸易持续时间的延长显著促进了出口DVAR提升,但因行业、贸易方式、地区和所有制等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     

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长三角16个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协同集聚效应。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存在滞后的相互促进作用,而同一时间段的二者集聚存在一定程度的阻碍效应。要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就要大力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实现产业价值链的攀升。     

GVC参与度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框架,使用2000年~2014年中国18个制造业的样本数据,应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GVC参与度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参与GVC程度的加深会带动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增长,进口中间品会降低出口国内附加值,但GVC参与度提高所引起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增长幅度大于进口中间品所引起的下降幅度,出口国内附加值与GVC地位存在U型关系,行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和加入WTO都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附加值,改变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度方法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将制造业分为高、中级技术类别,高技术制造业有更强的附加值获取能力,中级技术制造业更多依赖高密集度的劳动投入分享附加值。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事实与影响机制

基于2000—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测算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进而深入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中间品配置效应"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又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由于"中间品配置效应"要大于"成本加成效应",因而政府补贴会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     

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效应和机制

本文估算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融资约束及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系统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融资约束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和成本加成率是融资约束抑制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两个重要机制。因此,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缓解中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水平,同时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本加成率,是提高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推动中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路径。     

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与“生产率陷阱”——基于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

在Melitz提出从企业异质性角度分析生产率对出口影响以后,国内学者运用实证检验认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存在"生产率悖论"即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未出口企业,也检验得出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陷阱",即出口对企业生产率具有阻碍作用。本文首先提出一个数理模型研究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相互联系,再运用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生产率悖论"与"生产率陷阱",并讨论它们存在的原因,为了使结论更加可靠,本文对出口企业与国内企业分别进行了全国、分行业、分省份的实证检验。最后在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出口制造业企业走出"生产率陷阱"的途径。     

我国制造业集聚、地区专业化与结构演进

本文梳理了产业集聚、 地区专业化方面的指标体系并试图构建新的指标,利用相关指标测度了2000～2013年我国制造业集聚、 地区专业化和结构演进的趋势.研究发现,侧重于行业角度的指标与地区角度的指标得出不同的集聚趋势,行业集聚与区域集聚基本呈反向关系,与地区专业化的走势非常接近.从行业角度看,行业集聚、 地区专业化与结构差异化趋势较为相似;而从地区角度看,区域集聚与地区专业化、 结构差异化趋势大致呈反向关系.     

发展浙江私营生产企业出口的思考

浙江是个私经济发达的省份。１９９９年个私经济实现的工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已分别占全省的５３．３％和３１．１％，然而，其出口占全省的比例却很低，与浙江这样一个外向型经济发达的私营经济大省的地位很不相称。针对这一现状，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进上步阐述了发展浙江私营生产企业出口的重要意义，具体地分析浙江发展私营生产企业出口特有的四大优势和制约浙江私营生产企业出口发展的主要因素，针对性地提出了发浙江私     

基于城市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双重集聚研究

文章通过理论分析得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内集聚产生的双重集聚效应的理论假说,通过实证分析从城市空间和价值链视角下研究双重集聚效应形成的内在机制。在验证理论假说的基础上得到如下结论：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城市中存在一个均衡的土地租金,使得双重效应的互补效应达到最大;城市规模有利于双重集聚效应的提高;区域中的中心城市对其他城市的双重集聚效应有一定的辐射作用,经济距离越短辐射作用越大。为了进一步分析双重经济效应,文章基于不同规模城市的视角研究双重集聚效应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重集聚效应对劳动生产率有“倒U”型的促进作用。     

我国流通业与制造业协同演进机制的实证研究

运用中国1986年～2010年制造业与流通业的相关数据,采用计量经济模型方法,建立制造业总产值与流通业增加值、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非线性模型,通过检验即期、滞后1期和滞后2期流通业增加值与制造业总产值之间的定量关系,发现流通业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中还发现资本投入对制造业发展影响作用要比劳动投入更加显著。     

中小型制造企业间的协同供应研究

我国企业现行采购机制的外部特征是各企业的采购各自为战,企业间缺乏采购环节的联合和沟通,出现重复采购、采购效率低下。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国企业正在探讨企业间联合采购的可能性。本论文提出了我国中小型制造企业实施协同供应的模式应是联合采购融合共同配送。本论文通过剖析我国中小型制造企业的供应物流现状,对企业实施协同供应的组织结构、运作管理、资金流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和措施。     

汇率变动对我国纺织品出口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在我国目前汇率制度改革的背景下,本文试图从产业组织角度探讨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纺织品出口价格影响的汇率传递问题。采用Johansen协整技术,以美国市场为主要研究范围,以印度和韩国作为我国主要竞争对手,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棉纱、棉机织物纺织品的国际竞争力影响程度及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并最终认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纺织品出口价格没有明显的影响。     

Export Propensities and Intensities of Small and Medium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South Africa

The basic premise of this study is that enterprise linkages, export marketing, and sunk cost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propensities to export and intensities of exporting of small and medium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South Africa. The hypothesis tested was that small and medium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reak through into foreign markets with relative ease when involved in linkages because they facilitate information flows, thereby easing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burden on the shoulders of individual enterprise unit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dopted by this study was tha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volved in enterprise linkages that have intermediaries ar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enter and exit international markets. Empirical testing using survey data confirms this. This study, therefore, recommends that export promotion initiatives should take these factors into account. There are many possibilities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The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there is now clarity about the main hindrances to probabilities of exporting and export intensities of small and medium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South Africa. By implication, export market intelligence should be prioritized.     

出口、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2000-2007年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分解指标,并将出口、集聚与TFP放在统一的框架下分析出口与集聚对TFP及其分解指标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TFP年均增长4.3%,其中90%以上是由技术进步贡献的;行业之间的技术进步差距较小,技术效率变化差异较大,而后者是TFP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出口和集聚的相互作用削弱了对TFP增长的影响,即便如此,出口仍显著促进了TFP增长,集聚对TFP及其分解指标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市场化程度是制造业TFP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