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变迁及取向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农村贫困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当前农村挟贫面临的难度与问题依然很大。针对存在的问题,农村扶贫政策调整和完善的思路应是：扶贫对象由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移,由注重解决生存贫困向注重解决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转移,坚持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合,坚持增加扶贫资金与提高扶贫资金效果相结合,坚持就地扶贫与并地移民扶贫相结合,坚持救济性扶贫、开发性扶贫和知识性扶贫相结合。     

权利扶贫:农村扶贫突围的一个法治路径

扶贫政策的低效性、"三农"问题的历史动因以及农村扶贫战略的调整,催生了权利扶贫理念。权利扶贫是农村扶贫的一种新的有效思路,是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消除贫困的现实抉择。通过对权利扶贫的法律分析,制订《农村反贫困法》,以"权利扶贫"的理念为指导,实现农村反贫困工作的法治化和新突破。     

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的契机与扶贫政策———以贫困指标为依据

基于对２００２年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指标变化的分析,找寻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的契机,并且根据长期性贫困的变化,分析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模式的变化,确定边缘化贫困群体。研究发现,当某贫困线的贫困率低于５％、贫困人口规模在３５００万左右时,存在提高贫困线的契机。新贫困线下的贫困率可以达到１３％、贫困人口规模可以达到１００００万。同时,提高贫困线之后,可以根据贫困线调整前的数据计算长期性贫困,将处于长期性贫困的人口视为边缘化贫困,针对边缘化贫困实施以社会救助为主的扶贫政策,提高政策针对性。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贫困问题探析——以云南省富源县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时期,2006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开局之年,是全面落实“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关键时期。本文根据对云南省富源县农村的调查走访,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探讨新形势下的农村贫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及对策。     

农村文化贫困现状及对策——以罗源县为例

目前很多地区的农村文化相对贫乏,很难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也与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不相适应.而且由于文化生活的贫乏,使封建迷信、赌博等乘虚而入,污染了社会风气,也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农村文化生活的可虑现状,既是城乡非协调发展在文化生活层面上的表现,也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障碍.     

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的契机与扶贫政策——以贫困指标为依据

基于对2002年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指标变化的分析,找寻中国农村贫困线调整的契机,并且根据长期性贫困的变化,分析贫困线调整前后贫困模式的变化,确定边缘化贫困群体。研究发现,当某贫困线的贫困率低于5%、贫困人口规模在3500万左右时,存在提高贫困线的契机。新贫困线下的贫困率可以达到13%、贫困人口规模可以达到10000万。同时,提高贫困线之后,可以根据贫困线调整前的数据计算长期性贫困,将处于长期性贫困的人口视为边缘化贫困,针对边缘化贫困实施以社会救助为主的扶贫政策,提高政策针对性。     

构建生态扶贫的财政支持机制分析 ——以青海为例

本文剖析了财政支持生态扶贫的内在机理,通过实地调研发现青海省面临生态环境压力大、财力严重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等困境,从财政角度提出政策措施,构建青海省生态扶贫的财政支持体制机制,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之间良性循环,即生态服务于生产生活,生产支持生活,生产生活不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从而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美丽和谐的状态.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贫困治理的优化与升级——基于嵌入式农村扶贫实践经验及嵌入行为治理的思考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中国的农村贫困治理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脱贫攻坚阶段的嵌入式农村扶贫具有系统化的优势和精准性的特征：多元主体的全要素嵌入、多种渠道的全领域嵌入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绝对贫困人口进行的精准扶贫确保了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但也存在“嵌入裂缝”降低了扶贫效率和绩效等问题。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随着农村贫困治理任务和环境的变化,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应在延续系统化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嵌入行为治理弥合“嵌入裂缝”,并从精准扶贫向精准防贫升级,从精准脱贫向整体致富升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制度及关系嵌入弥合“嵌入裂缝”,提升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强化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构建和完善系统化、整体致富与精准防（扶）贫并重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财政支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研究——以济宁市为例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生（存）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目标的重要途径。财政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在支持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本文以山东省济宁市为例，就其农村社保体系建设情况及财政发挥的支持作用试作以分析。[第一段]     

新形势下扶贫开发瞄准机制创新研究——以湖北省恩施市为例

在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扶贫开发瞄准机制逐步建立。根据对湖北省恩施市扶贫开发现状、问题和扶贫效果的调研,扶贫瞄准机制运行中主要存在瞄准主体缺少必要的协调和整合、瞄准对象精度不高、瞄准项目偏重于短期效益、瞄准制度环境运行不畅等问题。面对扶贫开发的新形势和挑战,必须不断完善和创新瞄准机制。在瞄准主体上要创新扶贫资源传递机制,在瞄准对象上要创新动态瞄准机制,在瞄准项目方面要创新扶贫开发的长效机制,实现从开发式扶贫到保护式扶贫瞄准理念的转变。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势与策略——以贵州省阳和水族乡发展旅游业为例

以中国经济发展为大背景,以贵州省阳和水族乡推动农村社会工作参与阳和水族乡旅游业发展为例,探讨社会工作在参与乡村振兴中的特有专业优势,分析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探究应对的策略.通过社会工作专业力量找准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着力点,为农村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打下基础,使农村贫困人口感受到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在实际生活中的必要...     

和谐社会建设中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对农村社会文化结构性退化现象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文化呈现出结构性退化的趋势,这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文章通过对福建农村的调研,揭示了农村社会文化结构性退化的现象,并在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村社会文化结构性退化的原因以及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提出了推进农村社会文化建设的一些建议.     

贵州省农村电商扶贫新模式探索与研究——基于贵州省台州县实施农村电商扶贫的启示

本文通过研究农村电商扶贫三大主流模式,以贵州省台江县实施的农村电商扶贫模式为例,探索与研究农村电商扶贫新模式,以期引导贵州省电商扶贫工作走上快速发展之路.     

贫困农村农民培训模式的创新——以广西农村社区学习中心为例

实施农民教育和培训工程是现阶段提高农民素质、减少和消除贫困的重要措施。广西是"贫困农村社区发展项目"(PRCDP)的试点省之一,以该项目的教育分项目中的社区学习中心子项目为例,在了解传统农民培训模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传统培训模式和社区学习中心培训模式在组织管理、决策方式、培训方式和培训内容等方面的异同,总结社区学习中心培训模式的创新价值     

农村法治建设现状的审视

通过对农村进行问卷调查，进而思考与分析了我国农村法治建设的状况。揭示出我国农村的发展过程中，法治建设所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农村法治主体地位的缺失、现代法治理念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司法制度存在缺陷、法律宣传欠缺力度、普法徒具形式等方面。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电商扶贫问题分析——以三门峡地区为例

本文以三门峡地区为例,探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村电商扶贫工作。介绍农村电商扶贫,了解其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重要作用,分析三门峡市农村电商扶贫的实施进展,根据发现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明确农村经济主体;从多个渠道宣传农村电商扶贫;加强农村电商扶贫全过程的监督等,以期能够切实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电商扶贫的深入落实。     

加快新农村建设的途径探讨——以鲁西南农村社会阶层分析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农村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农民的内部分化、分层和重组是当代中国农民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所显示出的最主要特征。总的可以划分为上中下三层。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现实表明,农村中下层以下的群众是最需要在建设中得到发展的阶层,也是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的中坚力量。本文选取鲁西南王庄村进行调研,试通过对这些农村社会阶层尤其是农村中下层者的分析,为加快新农村建设提供一点经验借鉴。     

整合式扶贫:一种新的扶贫治理模式的尝试性阐释——以大理州扶贫治理经验为例

通过对扶贫治理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范式、制度主义范式和政策主义范式比较分析,发现当前部分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更多遵从在政策主义范式指引下的政策性扶贫路径。这种路径可能导致扶贫效果的"棘轮效应",造成政策结果的"马太效应",引发基层政权"异化效应"。考察云南省大理州的扶贫治理实践,我们发现一种整合式扶贫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整合论意义上的整体涌现性特征,遵循内生性逻辑、整体性逻辑和综合性逻辑进行运转,提升了国家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绩效,化解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风险,可以看作是一种贫困治理模式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