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服务进口、自主研发与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

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可以通过自主研发与国际技术转移实现。商业服务贸易是包括专利、研发在内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是国内企业获得国际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利用WIOD数据库计算出我国制造业对商业服务进口的依赖程度,并基于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1-2007年企业面板数据,对商业服务进口和企业自主研发是否促进制造业企业技术进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自主研发和商业服务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商业服务进口可以促进国内企业自主研发,二者共同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理论机制与实证分析

利用TiVA数据库2005-2016年46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但存在国家或地区以及行业异质性,表现为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对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不显著;对高技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强于中低技术制造业;新型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而传统生产性服务作用相反;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复杂度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等机制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科技服务渗透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制造业细分行业科技服务渗透指数,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科技服务渗透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服务渗透促进了制造业技术进步,但作用强度不尽如人意;科技服务业的创新贡献在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差异较大;本土科技服务与进口科技服务对制造业创新绩效都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前者比后者的创新促进效应更显著;科技服务对制造业的创新激励存在明显的本地化效应,本土科技服务与进口科技服务在制造业创新过程中存在互补促进作用,需要进一步强化本土科技服务对进口科技服务的消化吸收再利用能力。     

科技服务渗透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经验证据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计算制造业细分行业科技服务渗透指数,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科技服务渗透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科技服务渗透促进了制造业技术进步,但作用强度不尽如人意;科技服务业的创新贡献在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差异较大;本土科技服务与进口科技服务对制造业创新绩效都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前者比后者的创新促进效应更显著;科技服务对制造业的创新激励存在明显的本地化效应,本土科技服务与进口科技服务在制造业创新过程中存在互补促进作用,需要进一步强化本土科技服务对进口科技服务的消化吸收再利用能力。     

我国服务贸易进口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关系研究

在统计我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和制造业11个重点行业出口额的基础上,以面板数据结合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服务贸易进口与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关系。结果显示：①总体上我国服务贸易进口增长有利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②不同部门服务贸易进口的增长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影响程度存在着较大差异;③服务贸易进口对不同部门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也不一样。最后就我国制造业应该如何利用服务贸易进口来提高其出口竞争力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我国制造业结构与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经验分析

提高我国制造业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和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笔者以反映制造业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以衡量制造业经济绩效水平、利用外资情况、企业技术水平和制造业空间地理集聚程度的总资产贡献率、外向化程度指标、全员劳动生产率和C4指数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利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对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经验分析。经验结果表明:外向化程度指标、全员劳动生产率和C4指数分别与制造业产品国际竞争力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总资产贡献率则与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根据经验结论,本文提出了通过进一步引用外资、改善企业技术结构和促进产业集聚来提升制造业产品的对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生产者服务贸易与制造业价值链提升——一个理论模型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在Marrewijk (1997)生产函数的模型基础上,加入生产者服务变量,构建了一个生产者服务贸易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理论模型,并结合美、日两国的国别经验,简要探讨了生产者服务贸易对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影响.分析表明,生产者服务作为一种高级的中间投入要素,其贸易的发展能通过人力资本的优化和高技术的溢出效应,占领制造业价值链高端环节,攫取高附加值进而提升制造业价值链.     

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在研究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从制造业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及产业内升级视角出发,构建多维制造业升级指数,利用2007—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验证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不仅有利于制造业整体升级,而且还有助于制造业朝着高级化方向发展和产业内升级;生产性服务进口可以借助生产性服务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消费需求效应、物质资本积累效应、制度创新效应和环境负担效应诸多方式间接对制造业升级产生影响;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力度最为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甚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造业升级。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应采取扩大高质量生产性服务进口比重,有序推进生产性服务对外开放,提升生产性服务进口便利化水平,深化生产性服务多双边合作的体制机制等措施,有效发挥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积极作用。     

技术进步、双重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碳减排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16个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技术进步、双重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碳减排的关系。研究发现：技术进步会显著促进制造业碳减排；双重价值链嵌入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碳减排；双重价值链嵌入在技术进步与制造业碳减排的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内陆地区和高技术行业中，技术进步和双重价值链嵌入的制造业碳减排效应更明显。因此，应多头协作、跨区统筹、因业制宜的推动制造业碳减排。     

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基于25个行业的实证分析

利用动态生产函数测算1993-2008年我国制造业及其25个三位数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技术进步对制造业就业的短期和长期效应,结果显示技术进步对制造业的就业有短暂挤出效应,中长期则存在正效应,资本深化导致了制造业就业弹性的下降,应积极促进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发展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在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增加就业。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中不同技术含量行业就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再工业化”背景下的中美制造业竞争力比较

本文以美国针对虚拟经济极端膨胀与实体经济弱化提出的“再工业化”为背景,以形象反映产业价值链特征的“微笑曲线”为基础,主要从制造业技术密集度分布格局、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融合度的角度,依据中国“九五”时期、“十五”时期、“十一五”时期重点年份的中美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中美制造业发展程度进行对比分析,以寻求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路径。研究表明,从制造业技术密集度分布格局来看,中国趋于低端,美国制造业趋于高端且结构平衡稳定,但中国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两国差距正逐年缩小;从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的融合度来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在上下游与服务业的融合都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尤其体现在科技研发方面。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作用分析——基于发达国家的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

从投入产出角度,运用计量模型分析15个发达国家的生产性服务对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旨在揭示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一般经验。本文的基本发现是,生产性服务已成为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的中间投入,在某些行业,它是提升其竞争力的最主要的中间投入;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对制造业各行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存在差异,金融保险业对纺织服装业和汽车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最大,而商务服务业对计算机制造业的提升作用最大。     

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的实证分析

生产者服务业是把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引入商品和服务生产过程的"飞轮",是现代产业竞争力的基本源泉。从总量和结构上分析长三角地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现状,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影响长三角地区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的生产者服务业在总量上及其在全国的地位都呈现上升势头,结构也呈现出优化的趋势。长三角地区应充分利用各个城市的优势条件,实行差异化的发展战略。     

论我国中部崛起中的生产者服务业

立足中部崛起这一战略背号,从代表现代服务业发展方向的生产者服务业入手,分析了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及区域内生产者服务业对制造业的集聚和辐射作用,探讨了中部崛起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及其产业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中部地区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的总体构想。     

武汉城市圈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作用的实证

采用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2000--2009年的面板数据,并结合影响制造业效率的其他经济变量,运用计量模型检验了武汉城市圈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生产率具有明显的正向提升效应,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生产率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及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不明显。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武汉城市圈制造业效率提升作用的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中美两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1978—2013年中国的年度数据、1960—2015年美国的年度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美两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模拟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比中国要强,且作用时间更快;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短期效应强于美国,且减弱速度更为缓慢;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自身的发展是影响制造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影响其自身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协匾效应研究

本文引入生产性服务业可得性和制造业可得性、劳动成本、知识密集度、交易成本、城市水平等概念,从理论层面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并利用城市截面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制造业集聚对生产性服务业可得性的影响较大;城市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协同效应存在差异。此外,城市发展水平是通过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可得性,进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空间分布的协同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共生演化模型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共生理论视角解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共生演化态势呈现出复杂的行为与轨迹,在共生互动模式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最大环境容量和自然增长率都不断变化。采用分段Logistic曲线叠加可以精确描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共生演化过程。本文运用黑龙江省1983～2007年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有关数据,对二者共生演化模型进行了检验和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影响

西部装备制造业作为军民融合产业的重要产业形态,其转型升级直接影响军民融合产业的深度发展。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与大数据等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与制造业相伴而生的产业,其产业空间集聚对促进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作用日益显著。从产业空间集聚视角,以西部装备制造业为例,基于2003—2014年西部1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空间相关性显著,西部军民融合产业的生产效率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依赖性;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③外商直接投资、国家资本占比、信息化水平正向影响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引导西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发展可以作为促进西部军民融合产业转型升级与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