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

本文以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为基础考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分析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订中各利益集团的影响。认为：出于政治经济两方面的考虑，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将以保持稳定的经贸关系为基础，但迫于国内的集团利益和政治需要，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应当从总体战略和集团战略两个层面采取相应的对策。     

美国对华适用反补贴税法之合法性论析

美国商务部对中国适用反补贴税法违反司法判例制度,同时也缺乏国会立法授权.在中国进入WTO后过渡期、美国调整对华贸易政策之际,中国政府应当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纠正美国对华适用反补贴税法之"不当做法",捍卫我国在WTO体制下的正当贸易权益.     

美国对华适用反补贴税法之合法性论析

美国商务部对中国适用反补贴税法违反司法判例制度，同时也缺乏国会立法授权。在中国进入WTO后过渡期、美国调整对华贸易政策之际，中国政府应当积极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纠正美国对华适用反补贴税法之“不当做法”，捍卫我国在WTO体制下的正当贸易权益。     

产业地理与结盟游说——考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新视角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美贸易纠纷也日益增多。美国一方面将贸易政策与美国的全球经济战略相结合,采取了诸多针对中国的“贸易管理”手段,另一方面也从各个方面加强与中国对话,在人民币汇率、中国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多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与美国国内经济转型、贸易政治化紧密相关。作者从美国产业地理与结盟游说角度考察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中的国会因素,分析了美国产业地理分布(位置、范围和集中度)如何通过选区代表(众议员)、州代表(参议员)构成对国会的政治影响力,国会的制度性因素(两院制结构和规则)如何支持或制约美国特定产业的发展及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影响。     

美国的贸易政治对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基于TPP谈判的视角

文章认为,奥巴马总统推动的TPP谈判之所以引发国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主要是因为民主党与共和党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这场博弈的背后,是美国贸易政策决策的整个政治过程即贸易政治;在有关TPP的谈判内容和谈判条款的设定上,各利益集团都试图通过对国会议员的游说来抵制由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冲击;在国会两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中,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是通过两党的不同政治主张而集中显示,并最终体现在由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上;而政府在制定有关TPP谈判的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这是由美国贸易政策的特殊性,即它是国家整体外交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所决定的。中国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往来中,为规避其贸易政治的影响,应通过继续对其"院外援华集团"实施"利益均衡"的策略,培育其与中国之间的"相容利益";同时加强与那些保护性利益集团之间的沟通和磋商;并借助"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机制和平台,加强与美国行政部门的沟通、磋商及协调。     

美国的贸易政治对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基于TPP谈判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认为,奥巴马总统推动的TPP谈判之所以引发国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博弈,主要是因为民主党与共和党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这场博弈的背后,是美国贸易政策决策的整个政治过程即贸易政治;在有关TPP的谈判内容和谈判条款的设定上,各利益集团都试图通过对国会议员的游说来抵制由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冲击;在国会两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中,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是通过两党的不同政治主张而集中显示,并最终体现在由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上;而政府在制定有关TPP谈判的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这是由美国贸易政策的特殊性,即它是国家整体外交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所决定的。中国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往来中,为规避其贸易政治的影响,应通过继续对其"院外援华集团"实施"利益均衡"的策略,培育其与中国之间的"相容利益";同时加强与那些保护性利益集团之间的沟通和磋商;并借助"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机制和平台,加强与美国行政部门的沟通、磋商及协调。     

WTO框架下的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的新动向

中美纺织品贸易长期以来是两国经贸乃至政治领域中的敏感话题。本文立足于世界贸易组织这一规范当今中美纺织品贸易的体制性框架,认为WTO框架下的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新动向包括:依托WTO规则及中国入世相关法律条款巧设进口壁垒;以数量性限制作为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鼓动其他发展中国家支持美国对华纺织品出口的设限行为;通过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弱化中国输美纺织品的竞争优势等。 通过进一步从经济、政治、法律三方面的成因分析,作者认为:WTO框架下的美国对华纺织品贸易政策作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乃至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仅仅是美国牵制中国以最终实现其国家战略的一个筹码。     

大选年“贸易综合征”

历次美国大选都会集中讨论中国问题，而且历次大选都使中美关系倒退。但今年，中国对美国政治和军事安全的威胁不再是讨论的主要内容，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对美国国内制造业和就业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及中国为扶植国内行业采取的贸易政策对美影响，已经上升为本届大选的议题。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的完成,美国即时地调整了对华贸易政策。其中的重点是强调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三原则,要求中国在解决全球贸易失衡中扮演世界贸易组织发达成员的角色,要求中国市场对美国厂商更加开放。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责任论”与“威胁论”一样,不但不会弱化美国对华歧视性贸易行动,也不会解除高新技术出口与纺织品服装进口限制,反而会遏制中国发展。     

美对华贸易政策为何要变

<正> 尽管白宫的经济年度报告再次将2016亿美元对华贸易赤字作为敦促中国采取更灵活汇率政策的理由,却不能完全抵消来自美国内部制裁"中国不公平贸易"的政治压力。日前,又一份对华贸易调查报告《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出笼。这份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有关对华贸易关系的全面调查报告,对中国的措辞进一步升级:"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学徒期’已经结束,美国将让中国为不平等的贸易做法负责。"由此预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又有新变。     

主动调适与全面参与——中国加入WTO十年来的行为评析

本文认为中国加入WTO十年来的行为可以从主动调适与全面参与两个角度来考察。中国在贸易法律制度、应对模式、市场开放、思想观念等方面的主动调适使得自身逐步跨越与WTO之间存在的体制与观念鸿沟,为中国全面参与WTO的各项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中国也在努力学习和适应WTO规则及其内部组织运作,全面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多哈回合谈判和贸易政策审议,充分利用WTO这个多边舞台维护企业权益和国家利益。     

我国面临的反补贴形势及对策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对华发动反补贴调查已成为贸易伙伴转移国际贸易竞争压力、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继2004年4月加拿大对中国首开反补贴调查以来,针对中国的反补贴调查案件快速攀升,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势头。面对日益严峻的反补贴形势,我国应依据WTO反补贴规则和中国入世承诺,修改与完善反补贴立法,清理与调整国内补贴政策,运用WTO反补贴规则,应对与化解反补贴诉讼,保护国内产业的安全和国家利益。     

我国应对国外反补贴调查的对策

中国在入世至今的近六年中,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在补贴和反补贴方面面临严峻的形势。文章通过对我国遭受的国外反补贴调查现状的分析,总结出我国出口产品屡遭调查的原因。最后提出,政府应根据中国入世时的承诺以及WTO的规章制度,着力调整补贴政策,对相关立法进行修改补充,使之能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同时增强企业自主应对反补贴调查的能力,从政府政策,国家立法和企业自身三个方面共同应对国外的反补贴调查,切实保护我国企业的国际合法权益。     

中国式“荷兰病”与外来直接投资研究

本文从来源于加入WTO后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繁荣的中国式"荷兰病"理论出发,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中国式荷兰病通过"支出效应"、"资源转移效应"、"人民币汇率效应"、"体制惰性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效应"等对中国外来直接投资的诸多影响。文章实证研究发现,持续、大规模涌入我国的外来直接投资不仅投资产业和流入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在推动我国对外贸易和贸易顺差迅速扩大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式荷兰病和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文章最后建议制定国家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及相关产业政策,及时赋予外商投资企业以国民待遇,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切实鼓励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而确保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增长质量提高。     

外贸减速背景下我国政策工具调节效力分析——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对2003～2011年间我国各项政策工具在调节贸易收支方面的综合效力展开实证分析,并结合理论文献充分阐述各项政策发挥效力的传导机制,力图为中国当前政策搭配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与实证依据。本文主要结论是,在调节贸易收支失衡方面,我国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加有效。脉冲响应函数显示,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缩小贸易顺差,而且货币政策冲击在10个月后达到最大效力,2年后达到最大累积效力。财政支出扩张对贸易顺差有"先抑制再推动"的作用,但政策效力十分有限。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正向冲击能够对贸易收支造成显著的"倒J曲线效应"。与传统观点不同,国内要素价格上调在1年半左右的时间窗口不会抑制反而会扩大贸易盈余。上述实证结论支持在外贸减速背景下继续推进包括工资在内的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同时建议货币政策制定时应充分考虑对贸易收支的显著影响。     

加入WTO十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国际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官方网站上的统计资料,研究了我国五大类农产品的贸易发展及其在全球贸易中的变化,从而探讨我国农产品贸易在世界农产品贸易的地位及其变化。结果发现:一是我国农产品贸易增长较快,占世界农产品贸易的比重上升;二是大宗农产品中的油籽与植物油和棉花进口比重偏大;三是我国主要农产品进出口增长速度差异很大;四是我国部分农产品进出口增长速度波动较大。     

中美经济发展与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

本文对美国经济与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定量研究,实证分析了1993～2007年中美经济发展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效果的影响。通过要素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中美两国经济关系呈现出高度的协同性,而且这种相关程度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的深化变得更加明显。中美经济交流和互动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效果产生了明显影响,主要表现为美国因素强化了中国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随着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汇率效应在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而利率效应逐渐减弱。     

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向措施操作与现实指向

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反倾销反补贴联动措施已成为贸易领域中的重要政策工具。基于世贸组织贸易规定,对反倾销反补贴联动实施原则进行梳理与分析,提出双项措施实施必要条件的判定过程及判定方法。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应在反倾销反补贴联动措施主要受调查目标国和发起国双重角色中合理变换,以保障国内产业安全,积极维护国际公平贸易秩序。     

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解析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因变化

本文通过将Novy改进的引力模型进行分解,发现影响外贸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的发展和贸易成本的下降,通过结合中国、印度和20个国家近15年的贸易和经济发展数据,验证了Novy理论的普适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中国与20个国家在中国加入WTO前后和金融危机爆发前后的贸易变化进行经验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加入WTO后贸易成本的贡献度明显上升(提升17%),说明加入WTO后良好的贸易环境和各种壁垒的下降确实降低了我国的贸易成本,但经济增长对外贸发展仍然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提升了51%)。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贸易成本的增加是导致金融危机后我国外贸下滑的主要原因,虽然经济增长对外贸有正向的贡献,但贡献度较小(仅为13%),不能弥补贸易成本的负面影响。     

贸易模式与不完全汇率传递——基于扩展的古诺模型的解释

本文采用一个扩展的古诺模型分析证明了贸易模式与不完全汇率传递的关系。首先,本文从破解人民币升值背景下中国贸易规模和贸易顺差仍持续增长这一谜题出发,分析了中国贸易模式和出口结构特征,描述了中国在国际生产价值链上的角色,阐述了垂直型产业内模式和中间产品占比较大的贸易结构对人民币汇率传递水平的影响。其次,对Dornbusch采用的古诺模型进行拓展,引入贸易模式变量,构建了一个局部均衡的理论模型。模型分析表明,产业市场结构、本国供应商的市场地位和贸易模式是影响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水平的重要因素。最后,根据模型分析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