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VC指数的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研究

在GVC分工发展背景及意义的基础上,总结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点。应用RCA指数评价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现状。利用1995年到2011年代表性年份的数据对中国制造业的GVC地位指数进行测量,并得到中国制造业中不同类型的制造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指数,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最具有优势的。本文从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思维和公司发展战略方面为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出相应建议。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利益分配与中国的竞争力研究

本文借鉴Timmer等提出的GVC收入及核算框架,测算分析了全球制造业产品增加值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各部门的分布情况,以及各国基于GVC收入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判断中国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力及分工地位。结果显示:中国参与制造业GVC分工获得的增加值收入居世界第一,但与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产品GVC收入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贡献较小,中国仍然位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不过从发展趋势看,中国在制造业GVC分工中的地位有一定提高;中国在纺织品、皮革与鞋类,电子、电器与光学设备与机械设备的GVC分工中具有比较优势,在交通运输设备的GVC分工中比较优势有较大提升,在木材、纸制品、印刷与出版与化学品与非金属矿产品的GVC分工中比较劣势最明显。人力资源禀赋、贸易开放度和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中国在制造业GVC中竞争力提高的重要驱动因素。     

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基于Koopman的地位指数和Fally的长度指数分析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商品和服务生产的组织形式,出现了一系列的"全球化产业",汽车产业就是其中的代表。本文以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增加值贸易核算法为基础,基于WIOD数据库提供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通过GVC地位指数和长度指数对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汽车产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逐年加深,汽车产业各环节的联系不断加强,产业分工不断细化;GVC地位指数有所提升,但世界排名变化不大,与排名靠前国家相比差距较大。     

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为衡量贸易利益的指标,测算了2002-2012年我国制造业的贸易利益;并基于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以国际分工地位为解释变量实证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的影响因素,试图从微观产业层面寻求改善我国制造业贸易利益的路径。研究发现:得益于我国制造业垂直分工程度的提高,绝大多数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呈改善态势;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的改善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有正向影响;技术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条件有正向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价值链分工地位升级研究——基于制造业动态面板的系统GMM实证分析

我国制造业能否通过OFDI有效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是当前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前沿课题。本文在测度我国制造业行业GVC分工地位的基础上,运用1995年~2010年14个制造业动态面板数据,实证考察OFDI对我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这种积极影响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表现大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与此同时,OFDI的价值链地位提升效应还要受到行业资本强度、所有制性质等因素的影响。     

贸易环境变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前沿综述

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中美贸易摩擦趋于常态化,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应对新挑战成为重大课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浓厚研究兴趣。对该领域的研究前沿进行综述,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赶超与攀升无疑是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催化剂",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业的赶超态势,但其负面影响也在逐步显现。中国依托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制造业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转变制造业贸易方式、推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主动整合资源和加速制造业服务化,是中国制造业应对贸易摩擦和提高分工地位的有效途径。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典型事件",并基于客观数据分析其影响;从宏观视角向微观视角拓展,系统跟进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业的现实影响;适应环境变化,关注中国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创新链的策略。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的启示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专业化分工不断发展的产物,是当今国际分工发展的基本趋势,本文运用价值链理论,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性,并且考察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应寻求产业结构升级,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发展,改善国际分工地位。     

全球价值链、生产性服务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针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 GVC )中的竞争力现状,本文提出GVC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作用机理：通过加大生产性服务对中国制造业的中间投入,使产业结构不断向“软化”趋势调整,改变之前对加工装配等低端环节的路径依赖,向GVC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从而提高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地位。分工地位提高后,通过对战略环节和资源的控制而获得更多的分工利益,最终达到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分工与贸易地位——基于TiVA数据与GVC指数的研究

本文基于附加值贸易(TiVA)数据,借鉴全球价值链(GVC)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数,比较并探讨了中国出口贸易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分工贸易地位及真实贸易利益。结论表明:中国已较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但在全球价值链所处地位较低,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呈"V"型趋势发展,这与出口中的国内间接附加值比重下降而外国附加值比重上升有关;制造业各行业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地位明显,劳动密集型行业所处地位较高,逐渐向上游化发展,在国际市场上已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但竞争能力下降明显;资本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程度提高,但呈下游化发展,且对国内价值增值贡献较小,所获贸易利益也较少。     

中国电气设备产业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研究

我国电气设备制造业出口额位居世界前列。通过测算2005—2015年我国电气设备制造业的GVC参与度和地位指数,并选取9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我国该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存在问题。研究发现：中国电气设备制造业的参与度指数逐年增长,表明该产业充分融入到国际分工中;GVC地位指数较高且不断攀升,我国电气设备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但是,我国电气设备产业存在科研投入强度不够、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企业规模经济效应不明显等问题。对此,中国电气设备制造业应针对不同技术类型采取不同措施、打造产学研合作平台实现规模效益、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通过“一带一路”构建中国主导的产业链等方法来提高其国际分工地位。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行业出口与技术双重异质特征视角的实证研究

利用TiVA数据库和中国制造行业匹配数据,从行业出口异质和技术异质视角出发,测算并分析中国制造行业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和行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数变化,检验了GVC分工地位对不同行业TFP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GVC分工地位提高对行业整体TFP具有促进作用;在出口型行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该作用更强且更显著;但在非出口型行业和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中,GVC地位提升对TFP的正向影响并不明显;具有出口导向的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GVC分工地位提升是促进中国制造业TFP提高的主导力量。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利用GVC国际分工地位变动促进中国制造行业TFP提升的政策建议。     

国际分工下的产业价值链:一个综述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础。本文从评析国际分工、产业价值链及国际产业转移的研究成果入手,回顾和评述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国际分工下产业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交集的研究成果;基于产业价值链的国际分工新格局,探讨了国际分工下产业价值链的特征,提出世界制造业的战略性重组致使制造业中心呈现多层次化、多极化的趋势,即产业价值链向新兴市场转移步伐加快,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产业价值链重新布局,以及发达国家制造业复苏等;本文还总结了产业价值链提升路径和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策略。     

全球价值链下中美两国出口品技术含量的动态研究

后危机时代,国际生产与贸易的格局正经历着深刻的调整,中美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出口总量统计法不考虑进口的中间产品值,高估了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本文试图建立一套有效测度出口品技术含量的分析方法,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了中美两国若干年份出口产品的全部技术含量、国内技术含量和国内技术含量指数。结果显示: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和美国出口品技术含量明显提高,但中国产业结构仍处于价值链分工的低端,而美国处于价值链分工的高端,且上升趋势明显。中国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产业升级,最后提出中国产业升级的对策。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分工地位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研究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而抑制了其后向参与,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大于发达国家;不同服务部门的开放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中零售、电信、金融和专业服务部门的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而运输服务部门自由化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助力制造业利用国内外优质服务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价值链跃升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国富论的现实意义研究——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从《国富论》前三章的角度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进行浅析与探讨,并论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制造业逐渐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当中,提高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供政策建议。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参与区域价值链的重构效应

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对象,研究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参与区域价值链的重构效应。首先运用沃姆斯利(Walmsley)动态递归方法更新全球贸易分析模型的基准数据库,然后运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与库普曼(Koopman)等的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的链接方法,分解中美加征关税对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的影响,从区域价值链视角出发评估贸易摩擦的经济效应。结果发现:从国家层面看,贸易摩擦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负面影响颇为严重,却深化了中国参与区域价值链的程度,主要归因于直接贸易规模性转移与间接产业分工格局调整两个方面;从产业层面看,贸易摩擦对中国不同行业部门参与区域价值链的影响存在较强的异质性。总体而言,对不同行业的区域价值链均呈现促进效应,但电子产业增长相对较高,其次是汽车业、纺织业,原因在于不同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截然不同。     

中国与金砖国家贸易利益与分工研究——基于2000-2014年贸易数据的分析

基于总贸易核算法和WIOD数据,本文从增加值贸易视角考察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利益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并通过垂直专业化结构讨论了贸易利益与分工地位存在的关系。研究表明:2000-2014年中国对金砖国家出口中的贸易利益占比和GVC分工地位均呈现出“V”型的变化趋势,中国主要处于GVC分工的下游环节,在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中处于相对不利的贸易利益分配地位;中国处于较低GVC分工地位的原因在于通过“加工贸易”模式参与GVC分工,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典型,导致中国的贸易获利能力相对较弱;俄罗斯和巴西的贸易获利能力有所加强,并处于相对较高的分工地位,印度的贸易获利能力和分工地位均有所下降。因此,与金砖国家贸易合作对中国在GVC分工体系下提升贸易获利能力和分工地位产生了积极作用。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基于区分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的 国际投入产出表

本文利用OECD-WTO最新国际投入产出表,通过测算1995~2011年中国不同贸易方式制造业部门的GVC地位指数,测度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结果发现:不同贸易方式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存在明显差异,加工贸易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较低但大体呈上升趋势,而非加工贸易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较高但大体呈下降趋势;制造业不同细分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悬殊很大,电子及光学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及皮革制鞋业等出口主导产业国际分工地位较低,而资源密集型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较高。     

中美GVC和NVC视角产业关联对比分析——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数据

本文基于上游度指数和下游度指数,从GVC视角和NVC视角对比分析了中美相关产业的关联程度,结果表明:整体来看,上游度指数以及下游度指数所反映出的产业向上下游渗透的程度上,中国比美国存在一定的优势,这种优势无论是在GVC视角下还是在NVC视角下均存在。其二,测算结果反映出的信息表明中国正在往"微笑曲线"的两端移动,但是步伐较小,程度不够。其三,参与GVC对于中美两国产业关联程度的影响较为复杂,对中国而言,与下游产业关联程度负面影响更多,与上游产业关联程度多为正面影响,制造业影响程度小于服务业,影响程度在减弱;对美国而言,制造业与下游产业关联程度多为正面影响,而服务业多为负面影响,制造业和服务业与上游产业关联程度多为正面影响,而且制造业影响程度高于服务业,影响程度均在加深。就分析结果看,中美在分工以及获益之间存在一种角色的"错配"。本文创新点在于:综合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比分析了中美两国在GVC和NVC视角下的产业关联情况,使得对于中美两国开放条件下的产业关联分析更加完整。     

嵌入与重构：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演进逻辑

全球价值链(GVC)是国际分工合作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其源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相互契合。随着内在动力和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参与GVC分工合作的各经济主体随即开始调整经济行为,其结果表现为GVC的解构和重构。本文从多个视角对GVC重构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GVC分工演进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GVC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柱和中枢神经系统,三大区域价值链逐渐形成并稳固;(2)超大规模市场提升了中国对GVC的影响,且技术进步推动中国逐渐向GVC中高端环节攀升;(3)GVC重构源于技术进步、经济特征以及政治环境三方面的动因;(4)GVC重构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三大趋势会对中国各方面产生现实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