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内部会计控制防范财务风险

在国资监管中,财务监管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了让更多的国资运营管理者了解财务监管、做好财务监管工作,《上海国资》自本期起特设《财务监管》专栏,旨在通过财务监管的案例分析,配合理论性文章,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分析点评有效的财务监管对控制企业风险发挥的重要作用,阐述如何做好国资企业财务监管工作,从而营造国资财务监管的良好氛围。专栏作为一个交流和探讨的平台,提倡百家争鸣,欢迎企业相关人士及专家学者予以关注并参与讨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如何辨识、评估、监测和控制风险,已成为大家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国务院国资委2006年6月出台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对于中央企业建立健全风险管理长效机制,促进企业稳步发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具有重要意义。积极开展全面风险管理工作,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已成为国有企业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期《财务监管》专栏的主要内容为企业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企业经营中的风险来自于各个方面,如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等,其中财务风险是企业各种风险中较为直观和常见的一种风险。本期通过典型案例来分析内部控制不力所带来的财务风险及防范措施,并探讨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的途径。     

境外国资统计谜局

与境内国资的监管一样,对境外国资的监管必须先从"摸底"开始。只有解决了什么样的资产算境外国资、境外国资现在的存量有多少、监管现状等问题之后,对境外国资的管理才能真正开始。但事实证明,"摸底"绝非易事。不仅仅是国企资产境外国资监管的麻烦首先在于谁也说不清境外国资的存量到底有多少。2005年上半年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中央境外企业和中央企业所属二级以上境外子企业693户,中央企业境外单位资产总额6299亿元,净资产2870亿元,所有     

国资监管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作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的科学监管，应当是贯穿国资系统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一项长期重大命题。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如何紧密联系国资监管的实际情况，学以致用，积极应对经济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更是检验学习实践成果、提高企业国有资产科学监管能力的迫切要求。     

上海市国资委：数智赋能产权管理升级“三部曲”

<正>上海市国资委借力数字化挖潜增效，拉开了数智赋能产权管理的变革帷幕国有产权管理是国有资产监管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在国有企业改革、重组改制、资本运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管资本”的核心内容。随着国资监管加速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将对产权管理工作同步提出更高要求。上海作为地方国资重镇，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至2022年底已达到27.59万亿元。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全市登记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实际控制、国有参股企业总共15000余户。     

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以管资本为主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以管资本为主进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和推动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以2015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为准自然实验契机，运用2008—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有助于国有企业提高效益效率，提升创新能力，做强主业实业，降低企业风险；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通过降低政府干预程度和完善公司治理等方式提升国有企业绩效；与较低行业竞争程度以及较小规模的国有企业相比，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更有助于提升较高行业竞争程度和较大规模国有企业的绩效。     

浙江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探讨

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公司治理体系的转型,将助推浙江国有企业释放活力、增强动力,更加高效地参与市场化竞争近年来,浙江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经济发展处于新旧动能转换阶段,双循环发展格局逐步形成,但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摩擦、俄乌冲突等问题的叠加使得经营环境复杂而多变,对企业经营层综合能力的转型升级提出更高要求。2021年,浙江省市两级国资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2万亿元、利润总额974亿元、资产总额6.6万亿元,国有经济主要指标再创新高。浙江国企规模实力不断发展壮大,需要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保驾护航,数字化改革是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     

浦东国资监管全面覆盖的探索与创新

创新国资监管举措:变条线监管为条块结合监管,从微观监管转向中观、宏观监管,从传统领域向新领域拓展。浦东新区身处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前沿,目前国资委监管企业资产超过3000亿元,监管企业600余家,覆盖20多个行业,产权涉及国有、集体、股份制等多种性质,国资     

国有资产监督体制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走向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期，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制度设计，一要有利于支撑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健康有序地发展。二要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优化，三要有利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完善。国资监管体制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走向也发生了变化，今后一段时间，国资监管应重点完善国企改革与发展、产权改革与流转、国资监管与营运、国资布局与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政策。     

县级国资监管机构如何履行职责

县级国资监管机构的重要职能是,代表县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县属企业国有资产履行出资人职责.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县级国资监管机构所肩负的任务越来越重.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如何履行县级国资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已成为当前新的重要课题.     

业界动态

国资委出台地方国资监管新规 4月18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了修订后的《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指导监督办法》。《办法》明确,上级国资监管机构应当指导下级监管机构推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国资监管机构监管企业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合并与重组,上级国资监管机构应当指导下级监管机构深化国企改革,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和改制上市步伐.     

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质量—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框架,选取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高治理水平、低融资约束的公司驱动作用更大。机制路径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会计信息质量,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金融集聚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分析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中国数字经济的最小微观构成,其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金融供给支撑。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集,分析金融集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于非国有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位于初创期、成熟期的企业驱动效果更加明显。机制研究发现,金融集聚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企业预期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等三种传导路径助力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特别地,金融监管是金融集聚更好释放效力的重要外部基础条件,在金融监管强度大的地区中,金融集聚能够有效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本项研究从新的视角为理解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任期与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理解环境不确定下高管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对于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任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即当高管任期较短时,高管任期会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当高管任期较长时,高管任期会抑制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这种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存在,且在国有企业更为明显.绿色补助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绿色补助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但这种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高管人事聘任和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上海国企集团整体上市后国资监管的新架构与对策研究

诞生于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特定时期的国资委,在国企集团整体上市后,势必面临自身职能的重新定位、国资监管体制的调整和监管模式重构的新挑战.上海先行探索地方国家出资企业的新架构——包含两个层次的国资监管体系:第一层次是指行使国有资产统一监管职能的“国家出资企业局”;第二层次是指履行直接出资人权利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资投资和经营平台).国家出资企业局未来在国资体系中定位为终极出资人身份,成为国资运营且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的统一监管者;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定位为直接出资人,负责国有股权直接管理,成为国有经济的多元微观载体和行为主体.这一制度安排在国资法框架范围内,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国资监管的连贯、规制和规范和监管半径的简化.     

福建国有企业改革新突破

自2000年来,福建省从以下六个方面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抓住"四个一批",促进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战略重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政企分开,加强对国企的监管;坚持抓大放小,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实施兼并破产,优化资本结构;加强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通     

中国国有企业竞争力演化研究——一个制度经济学分析框架

文章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分析框架,从动态的角度分析了制度变迁对企业竞争力演化的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基于SPM(规模-方式-主体)的角度将中国国有企业制度变迁分为三个时期,按制度变迁的历程对国有工业企业竞争力水平进行了纵向综合评价,进而验证了文章的基本理论框架,指出经过长期的制度变迁,国有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在曲折中得到持续增强,当前在制度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约束下,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已步入攻坚阶段,尤其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以及国有资本运营和监督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已进入到严重的制度瓶颈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探寻规律,在正确处理好政府、企业和市场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推动制度的持续、稳定的创新.     

董事长、总经理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结构设计——基于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的实践

董事会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资委推进董事会试点,打破了旧的管理体制,实现了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的分开,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董事长、总经理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结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文章对董事长、总经理和公司法定代表人三者的结构进行了剖析和设计,运用排列组合和逻辑排除的方法,从概念、法律框架层次筛选出具有合理性的结构模式,推荐了十种较理想的结构并进行了详细的利弊分析。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基于企业内部风险的视角

基于企业内部风险视角,对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进行调查研究,探讨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发展的路径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来推动绿色发展。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效果在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地区更加明显。该结论不仅对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企业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作出了增量贡献,还为推动智能经济新形态和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省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探讨

从分析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出发,论证了在中央提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背景下,研究省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比较“三层制”和“两层制”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异同,探讨省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提出“统一所有、两层运作、三方监督”的省属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框架设想。     

对构建国有企业惩防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就国有企业而言,构建惩防体系要体现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治理腐败的要求,坚持与企业改革发展同步推进,与建立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和企业内控机制相结合,与企业管理体制相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