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主体性认同与和谐劳资关系构建

《资本论》中关于劳资关系的论述，对于处理当今社会的劳资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劳资关系随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与企业内部权利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现阶段，我国在以农民工为主要劳动供给主体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劳资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工的主体性被漠视，其直接表现是利益的异化、组织权力分布失衡、契约不完备和保护弱化。和谐劳资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给予农民工以主体性认同，是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核心。     

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入状态分析——基于杭州的实证调查

随着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大量流入城市,该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日益引起关注。本文从身分认同、群体融入状态、社区认同三个方面对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入状态进行了描述。认为由于限制融入的种种因素并未完全消失,这个群体的社会融入状态不容乐观。     

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应对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身份认同是广大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会、安居乐业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却面临如下困境:法定户籍与实际居住地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困难;乡村记忆与城市体验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困惑;进城期望与生存状况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迷茫。针对上述困境,文章提出若干应对措施。     

融入与区隔: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与阶层认同—基于CGSS 2010的数据分析

以住房消费为基本视角,通过对2010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资料(CGSS 2010)的数据分析,描述和分析农民工的住房消费现状,探讨住房消费这一变量纳入阶层身份认同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阐述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地位与住房消费之间的相关性。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与阶层认同之间存在正相关,即住房产权归属、人均居住面积、人均居住支出的比例越大,其阶层地位的认同越高,其中,人均居住支出与阶层认同的关联性最密切。     

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分析

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对其与城市的适应有重要意义。以徐州市区389位农民工为例,以社会认同理论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相结合的方法对城市农民工的自我社会认同进行研究。城市农民工因制度阻断和角色中断而无法融入城市的制度和生活体系,形成了地域上城市认同度较高,社会关系上的城市群体认同度较低和自我身份定位城市人认同度较低的尴尬社会认同形态。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形成——基于建筑业农民工的考察

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关系到这个群体城市融入的问题。依据对建筑业农民工群体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探讨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如何建构了农民工群体的归属感问题。对社会认同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宏观制度结构因素对群体的身份地位的作用和影响,还应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制度设置是如何建构成员对群体的依附、归属并建构出群体边界的问题。只有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融入城市。     

城中村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随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加速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促使城中村迅速发展。处于城市边缘的这些外来农民工往往既以农民的眼光看待城市,同时又以“市民”的眼光看待农村,让他们身处城乡这两种相互摩擦和相互冲突的文化环境之中,成为典型的“边缘人”。我们通过深入分析农民工在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方面的问题及成因,以及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境,提出了有关制度设计、政府公共服务、文化融合、社会公平、自我意识、社工服务等对策,以便更好地解决城中村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     

全球化的后果——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

全球化的力量在当代已打破了时空和地域的界限,帮助民众建构想象中的自我与世界,但建构起的世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却产生影响。由于现代性的冲突,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逐渐模糊,大众媒体的想象建构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他者"身份,"他者"作为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缺失了话语权,话语权的缺失又形成了身份认同困境的再生产。在这一循环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陷入了困境。     

城市对中国农民工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依据2236份农民工消费现状调查问卷数据的计量实证检验,从全国层面看,城镇化、自我市民身份认同对农民工消费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市民消费具有显著示范作用;而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则没有显著影响。提出如下建议:应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增加农民工收入;凸显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提高市民身份认同度;发挥市民的正向"示范"作用,提升农民工消费层次;稳步推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有步骤、分阶段的全覆盖,并"解套"农民工储蓄。     

新生代农民工“二元化”消费方式与身份认同研究--基于2010年上海市外来农民工的调查

利用"2010年上海市外来务工人员情况"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多分类因变量Lostic模型,从消费社会学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方式转型与身份认同困境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行为和身份认同上具有自我的、个体化特征;他们试图讲上海话、和上海人交朋友、模仿上海市民的消费方式,不断加强和建构对自身"新上海人"身份的认同;由于受到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他们的消费方式呈现农村与城市特征并存的"二元化"状态,这种情况抑制了他们对自身的新市民身份认同。提出了对策建议。     

地位消费对新生代农民工自我保护的影响机理

以往研究都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非常执着于购买能够代表城市身份地位的商品,但缺乏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缘分析.本文构建了能够解释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独特性的研究模型,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自我概念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最主要的因素,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将自己定位于城市人;社会认同威胁对地位消费也有显著影响,这一变量解释了新生代农民工地位消费被动性的缘由;物质主义倾向对地位消费的影响最小.通过地位消费,新生代农民工塑造出了与城市同龄人无明显差异的形象,这提升了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自信心,满足了他们自尊的需要,增加了他们的成就感.地位消费在本质上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最简单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愿望及实现

大批乡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步提高是城市化的主要标志之一。新生代农民工为乡村人口的特殊群体,由于他们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的特殊性,他们更向往和期盼城市化,渴望融入城市,得到城市的认同。文章从身份认同、制度认同两个客观方面和主观自身认同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愿望及实现途径。     

“忍”与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基于对重庆“棒棒”城市生活心态的深度访谈

在熟人社会,有关人际交往的"忍"往往与人情、面子、关系相关联,而在都市这样的陌生人社会,农民工与都市人的群际间冲突语境中的"忍"离不开成员对群体的身份归属问题。对重庆零散人力搬运从业者的研究考察了"棒棒"在城市生活中面对排斥和不公正待遇时的应对心态,分析他们以忍受御气的工具性和策略性,揭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忍"这种消解人际冲突的心理平衡机制对于"棒棒"这样的都市底层群体的意义和内涵,一方面深化了"忍"的相关心态研究,另一方面提出并尝试以"忍"的视角来开展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的进路。     

基于社会认同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问题的实证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农民工融入城市"内卷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极不平衡的一面,关系我国和谐社会构建和新型城市化发展。文章从社会认同的角度分析了新时期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认为去"内卷化"的策略应建立在城乡一体化观念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相关制度,达到增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性等的目的。     

中国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的测度与差异分解

提升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是县域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4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逐级等权平均法对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进行了全面测度,然后采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测度结果进行分析,并从群体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了县域与非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较低,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低于非县域农民工。(2)从差异分解看,县域与非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的差异主要是地区歧视造成的,这种地区歧视主要表现为教育回报率的差距,非县域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要远高于县域农民工。(3)农民工市民化质量的县域与非县域差异随着分位数的提升而增大,但系数差异造成的地区歧视越来越弱。     

厦门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厦门市外来务工人员的问卷调查,发现厦门市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认同状况还是较好的。不管是对自身身份的认同,还是对社区归属的认同抑或是对组织的认同,厦门市的外来务工人员都能够积极地寻求融入当地的社会中去。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身份认同还比较模糊,与当地人的交往还不够广泛和深入等等。     

我国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研究综述——以政治学的视角分析

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也是少数民族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调整过程。随着大批民族国家的崛起,有关国家认同的问题,成为目前政治学领域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少数民族如何处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各民族问如何进行族际政治整合,事关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