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农民工“三个同步转变”的政策协同

正对于基本实现地域转变的农民工而言,"三个同步转变"的关键即市民化的关键是实现职业和身份的同步转变。这既需要赋予农民工平等享有公共服务的权利,也要保证其拥有足够的个人消费能力。因此要实现农民工的"三个同步转变",需要从涉及农民动态转变的农村退出机制、城市进入机制以及城市融入机制的有序衔接出发,推动与     

“半城镇化”的表现、危害及成因研究

近年来,农业转移人口出现的“半城镇化”现象逐渐成为城镇化进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农民工“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问题使得城镇化进程停滞不前.“半城镇化”导致我国内需潜力无法有效激发、农村三留人口大量存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公平、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等;我国户籍二元体制不合理、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农民工进城后难融入是产生“半城镇化”的主要因素.     

论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构成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市居民,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市居民作为推进城市化过程的重要任务.农民工“市民化”是现阶段我国推进城市化的重要任务.让那些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居住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真正融入所在的城市,平等地享有城市市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和政治权利,需要政府从多方面进行投入.主要包括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等,这就涉及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巨大成本.本文探讨了这一成本的构成要素和计算方法.     

成都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判断和对策建议

在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看到了成都市农民工在城市的辛劳和贡献。同时,城乡均衡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公平发展、科学发展的最终要求,成都市农民工市民化有权利享受均等的城市公共服务。基于对成都市一二圈层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调查研究,文章得出了一些对成都市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基本判断,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城市私车消费与道路提供负外部性研究

城市道路是城市经济生活的血脉,但如果随着城市机动化程度不断提高而过度提供的话,则会产生一系列的负外部性。根据对大量相关国内外文献的研究,作者将道路提供负外部性分为三类:占用公共资源、分隔效应和视觉侵扰;进而提出:近年来私人小汽车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市道路的低效利用,导致了城市道路的大量提供,进而产生了较大的负外部性,需要有关部门进行一定的价格或数量管理。     

城中村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随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加速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促使城中村迅速发展。处于城市边缘的这些外来农民工往往既以农民的眼光看待城市,同时又以“市民”的眼光看待农村,让他们身处城乡这两种相互摩擦和相互冲突的文化环境之中,成为典型的“边缘人”。我们通过深入分析农民工在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方面的问题及成因,以及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境,提出了有关制度设计、政府公共服务、文化融合、社会公平、自我意识、社工服务等对策,以便更好地解决城中村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     

基于公共产品理论的农民工公共服务歧视研究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公共服务应由政府免费提供并为社会公众所享有,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歧视是指其不能享有与市民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子女义务教育和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由政府免费提供,政府也为保障性住房的提供给予了较大的财政补贴,两者都属于政府的公共服务。相比于市民,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镇接受义务教育受到诸多限制,教育质量也相对较低;农民工在城镇的居住条件较差,符合申请城镇保障性住房的标准,他们相比于市民没有城镇户籍,不能申请保障性住房。     

社会公共服务资源适应人口变化趋势的对策研究——以佛山市为例

佛山市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当前在公共资源配置方面已经走在国内前列,但由于市区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及迁移、外来人口占比较大、区域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以及人口素质的变化,对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以及管理社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认为,当前佛山市的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应向居民需求最迫切的公共服务领域倾斜;社会优质公共资源的配置应与城市化发展进程及人口变动趋势相协调;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应在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下平衡发展;坚持高效利用,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供给机制,构建“资源整合、互利共享”的善用机制;推进公共服务方式创新;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考核评价制度.     

实现户口转换分享公共服务的思考——湖北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调查与思考

湖北省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政策体系基本建立,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日益形成。基于对湖北的调查,本报告提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户口的转换是形,服务的分享是实。对于已经具备条件的公共服务项目,应率先实现同等对待;与城市户籍紧密挂钩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也要逐步覆盖符合条件的农民工。     

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评价与对策

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路径。然而,目前我国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仍旧处于非均衡发展的状态。使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进行量化评价。结果显示:城乡之间在公共服务的经费投入、人力资源、设施设备等方面存在的客观差距,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切实保障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平等接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努力实现我国社会公平。     

中国农民工发展趋势与展望

本文在对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发展趋势以及影响农民工问题解决的选择性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城乡流动和人口城市沉淀模型,描绘了农民工的人口城市沉淀曲线,指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历史过程和基本思路。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农民工问题是个战略问题,将伴随我国现代化的全过程,并将伴随现代化基本实现而终结。农民工亦工亦农、亦城亦乡,流动就业,逐步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这种现象将长期存在。解决农民工问题要持城乡统筹方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要以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为动力,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要以人为本,公平对待,构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社会支持体系。     

新农保制度运行过程中的风险探析——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

基本公共服务旨在覆盖全体公民、满足公民对公共资源最低需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被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基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探究新农保制度能否达到全体农民享有社会养老这项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结果大体相等及其自由选择权受到尊重的要求,探析了新农保制度面临的保基本、广覆盖、可持续等多重风险.     

缩小城乡差别 应首先缩小供给公共产品的差别

城乡差别是我国目前社会差别中的基本差别,控制并进而缩小这一差别,必须打破长期以来公共资源配置上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首先缩小供给城乡居民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上的差别,让广大农民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和公共基础设施方面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消费权。这既是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城乡关系的需要,也是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非对称性户籍改革下农民工户籍选择与农地使用效率

农民工户籍选择关系个人福利和国家农地使用效率。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将推拉框架置于非对称性户籍改革的历史和理论逻辑中，刻画了户籍与城市公共服务脱钩、农业户籍不与土地权益脱钩的制度改革，以及土地预期价值提升下农民工户籍和土地流转决策。实证研究支持了理论分析结论，证明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提高和土地预期价值提升是农民工保留农业户籍的两个经济动因。由此进一步分析表明，存在大量保留农业户籍和耕地承包权的农民工家庭无劳力耕种承包地。这种“人地分离”是导致耕地撂荒的重要原因。综上，本文建议，针对农民工家庭不愿转包导致的耕地撂荒，政府应制定更明确的惩治和管理规定，以提高撂荒耕地成本，从根源上降低撂荒意愿；针对农民工家庭因其耕地细碎、偏远、耕作条件差等原因无法自行转包导致的耕地撂荒，需地方政府扶持性协调，出资改善耕种条件，鼓励以耕地经营权入股组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府与农户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合力推动撂荒地复耕。     

浅议农民工社会保险

一、农民工社会保险现状 1．部分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而一些有养老保险的农民工退保现象严重。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多年逐渐融入到了城市中，自然也应享有城市公民的待遇，养老保险是农民工越来越需要的险种，尤其是那些想在城市中长期工作的年轻人。但是很多用人单位并不给农民工上养老保险，农民工不得已放弃。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面临着接续难的问题，尤其是那些流动性很强的农民工，这是阻碍农民工参加基础养老保险的最大障碍。     

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状及对策建议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路径。当前我国城乡之间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及服务的可获得性、质量和数量方面处于非均衡发展状态。客观揭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分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据此提出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切实保障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平等接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实现我国社会公平。     

资源配置中“效率与公平”问题论析

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公共资源配置低效率和不公平的现状以及私人资源配置的高效率与不公平的现状，导致了效率与公平的对立。要解决资源配置中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建立相应的以公平为基础，以效率为导向的正义理论及政策建议，以期能够更加接近于资源配置的公平状态，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     

社会成本、分摊机制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满足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权益保护等需求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成本。这种成本根源于农民工劳动的制度性贬值与基本权利缺失,并具有动态累积的特征。面对社会成本的巨大挑战,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构建一个成本分摊机制。这就需要以培育农民工具有城市经济适应能力分摊私人成本、矫正经济主体的行为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公共财政分摊不可内部化的外部成本为思路,"循序渐进"地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创新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与户籍制度等,以及"平行推进"制度创新的相互协调与政策衔接等。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利益关系分析

加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以工业化为主要推动力转变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共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涉及政府主体和非政府主体在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和基本社会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利益关系,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主体在博弈中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满足政府主体的利益是农民工市民化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政府主导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增进农民工和城市原居民等非政府主体的利益,直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稳定城市化。     

农民工自雇就业与举家迁移

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探讨农民工自雇就业对其实现举家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自雇农民工比受雇农民工更倾向于举家迁移，这一现象在女性、新生代、未受过高等教育、跨省迁移和高收入的农民工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运用工具变量控制潜在内生性、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同时，自雇就业也有利于农民工选择其他家庭化迁移程度较高的迁移模式，自雇就业对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正向影响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农民工自雇就业促进举家迁移主要是通过城市独立居住和农村土地转出的家庭空间资源再配置机制实现，而配偶不工作和老人随迁等家庭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机制的作用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表明，通过积极扶持自雇就业等灵活就业形式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工实现举家迁移，为自雇就业农民工提供城市居住、农地转出等方面的便利有助于这一机制的实现，而城市则应针对性地制定符合自雇就业农民工特点的公共服务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