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中国与印度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基于1960-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19个亚洲国家、1960-2010年的面板数据,比较了印度和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及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预测了中印两国人口发展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样本期内,中国人口转变因素解释了人均GDP增长的35.3%,而印度为29.1%,态势上,印度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平稳上升;而中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点之后开始下降;未来发展趋势上,中国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会在本世纪30年代变为负数;而印度在2050年前一直维持较大的正值。     

人口转变时期的经济增长与仿真

文章建立模型探讨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利用由Compertz函数的导函数衍生出的单峰函数模拟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生育率及人口参与率的变化过程。将具有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变动生育率与劳动力参与率变函数引入经典的索洛模型,得到一个非自治的微分方程。该微分方程的解是渐近稳定的。文中利用数值仿真展现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变动与劳动力参与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通过比较常值人口增长率下人口增长与Logistic人口增长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探讨产生"人口红利"的原因及"人口机会窗口"的大小。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人口红利"是一个与人口变动相关的经济理论,现阶段由于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人口红利"期的缩短,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就"人口红利"期的缩短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可逆性,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力素质,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才能有效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

经典文献和学术界主流更多地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口红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概念不足以体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这一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文章利用生产函数构造了新的"人口红利"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人口质量提升能够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方向是人口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依赖生育政策来延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经济学术会议信息

<正>"人口红利与社会经济发展"研讨会征文启事中国过去3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快速的人口转变。这一转变表现为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等特点,通过充足劳动力供给、不断提升的人力资本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并预计在2013年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不     

为何需要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特点之一,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在不同时期的人口基本国策.由于我国正在经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人口转变,花了50-60年的时间基本实现了传统型的"二高一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三低"转变(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无论是妇女生育率,还是其他主要人口指标,都从一个典型的欠发达国家类型迅速转变为发达或较发达国家类型,也面临了类似于发达国家的人口问题,如迅速的少子化和日益严重的老龄化挑战.这是30多年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红利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现代化进展的必然结果.     

计划生育政策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教育人力资本视角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纳入教育人力资本因素,构建了刻画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并使用中国29个省区1990²010年的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发现:人口增长率和人口抚养比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从而说明计划生育政策通过控制人口出生率降低了抚养比和人口增长率,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因此,至少对我国经济增长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功不可没,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人口红利与新农村建设

世界人口发展的经验表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口再生产相应地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高位均衡"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低位均衡"转变.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金融支持——基于经济学文献的探讨

本文基于经济学文献探讨了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发现,不论从整体还是从区域层面来看,中国的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加速资本积累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而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技术进步及TFP增长率的提高,作用并不明显。因此,这种金融发展模式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本文进一步指出,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及其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是造成金融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的重要原因。     

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良性转变

科技型小微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推动科技创新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良性转变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从要素结构调整角度出发,基于提高产业全要素增长率,通过构建简单的作用机理模型,分析发现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良性转变具有交互作用。一方面,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发展通过提高社会全要素增长率,驱动社会要素结构调整,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的良性转变所带来的经济社会转型,也会为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条件。     

人口政策调整的一般均衡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学界和公众关于调整"一胎"生育管制政策的呼声日高。那么不同的人口政策到底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按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大小对家庭类型细分为12组,并引入动态CGE模型中,定量分析了不同人口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的影响。完善单独、推行二孩晚育政策下的基准情景的人均GDP水平最高;执行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的LOW情景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水平最低;完全放宽人口政策的HIGH情景,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承受着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和人均GDP水平不如基准情景。从人均GDP和环境压力角度来看,我国应该完善"单独"政策,适当推行"二孩晚育"的人口政策,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又能适当减轻社会环境的承载压力。     

“未富先老”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挑战

一、超常的人口转变导致超常的老龄化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于实行了以“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     

转型时期我国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探析

一、我国转型时期农民养老保险现状 所谓转型时期，是指中国目前处于人口增长转型和经济社会转型两个重大的转型阶段当中。人口增长转型，是指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转变的过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均期望寿命延长，加上长期以来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国策，中国目前正面临着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问题。     

人口年龄结构、工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5—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人口抚养负担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阻力能否由工资的正向调节配置而发生逆转呢?就此问题,利用中国199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多种识别策略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工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着重探讨了工资上涨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引致的总抚养比迅速下降有利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与工资的交互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总人口负担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随着工资的上涨而被弱化,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工资的上涨而被强化。合理的工资上涨不仅能有效调节家庭资产配置、减轻社会人口抚养负担、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而且能够通过影响社会储蓄和消费影响作用于经济增长。     

2001—2010年中国人口与经济的空间集聚与均衡特征分析

采用增量分析、不均衡指数等统计分析方法,从地市级尺度对2001—2010年我国人口与经济的空间集聚特征与均衡过程进行了讨论,研究表明:①我国人口和经济的空间变化过程存在较强的规律性,主要呈沿海、沿江等主要空间发展轴及中西部核心节点城市集聚分布态势;②该时期东部地区人口集聚态势明显,中、西部及东北部地区人口比重多数呈减少趋势,而中西部地区GDP比重在这一时期有所上升,恰恰与其人口比重增减趋势相反,从而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人口和经济要素集聚的势能差缩小,使得我国区域人口和经济总体上向空间相均衡方向演进;③我国"东强西弱"的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东西区域差距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占主导地位。     

我国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原因分析

西方社会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发达后人们自觉控制生育的结果，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发达之前出现的，是诱导性的人口转变，社会干预的作用大于或先于生育观念的转变。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有三种力量尤为突出：第一，我们称之为强制性力量，即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二，我们称之为诱导性力量，即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诱导和宣传教育；第三，我们称之为自发性力量，即随着社会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发展，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综合来说，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计划生育政策三股主要力量推进下实现的。     

建国以来人口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文章梳理讨论了我国人口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人口结构的改变带来劳动力供给增加及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人口红利",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当婴儿潮出生的大量人口相继到达退休年龄时",人口红利"窗口逐渐关闭,与其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即将到来。人口老龄化是我国未来的趋势,我国的老龄化同时还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大、增加速度快的特点。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期进入老龄化社会,可能使经济陷入未富先老的境地。文章系统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将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并从提高劳动者素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升级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     

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口政策的思考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人口形势决定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宏观决策。中国因执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30年间少生了4亿人口,不仅有效扼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且为后来经济发展奇迹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该政策也累积了严重的负效应,给人口安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隐患。如果继续推行该政策,生育率会持续下降,且再难以逆转,负效应会更加凸显。面对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趋势,中国当前应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同时,尽早把握时机,调整生育政策,在未来30年间,从允许生育二胎向鼓励生育二胎转变,从控制人口数量向提升人口质量转变,以使人口与经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理论反思与县域经济发展实践的回归

在政府主导下,外资推动了我国乡镇经济直接向城市经济转变,然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超越了县域经济发展阶段.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没有实现我国经济顺利转入刘易斯拐点,还使我国经济由人口红利因素导致的快速增长转变为经济增长放缓的转折点.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加深了我国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且固化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国际产业再转移的压力,以城市经济为中心经济发展模式要向以县域经济为中心发展模式转变.这样既能够以全球竞争为导向打破"唯外资论"的思想障碍;也能够以内生发展为基础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