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土地非农化过程中收益分配研究

运用马克思地租理论、博弈论、现代产权制度理论,对山西省农村土地收益分配现状、特点进行研究,找出农村土地在非农化收益分配不公平的原因:征地补偿标准过低,征地程序不规范,公共利益范围界定不明;土地出让金分配和使用不合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被征地农民利益难保障。并对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变革进行创新研究,提出农村土地产权明晰化、建立土地收益专项基金管理制度、推进土地市场化等政策建议,旨在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提供支持。     

中国农地非农化与粮食安全

中国城镇化加速推进所带来的耕地快速流失,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本文基于统计资料的分析发现,1985—2010年中国耕地的流失与粮食净进口具有高度的相关性,13个粮食主产区是耕地快速流失被迫调整的结果。城镇化对土地的刚性需求固然是耕地流失的主要原因,但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偏向发展战略却加速和放大了这一结果。粮食生产和耕地保护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区域发展政策和行政管理方式,则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耕地违法开发上的政策博弈便会继续延续,只有将其置于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框架加以补偿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据此,本文提出了以土地发展权推进主体功能区和耕地保护的政策工具。     

设立农地发展权的必要性

土地发展权是国家土地权利的一种类型,土地发展权包括国有土地发展权和农村土地发展权.农地发展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淹没在土地所有权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需求的增加国家对土地利用的控制进一步增强这一权利的社会实现和价值体现逐步增强才逐渐为各利益主体和社会所认识.然而目前国内农地发展权的探讨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对农地发展权进行了一些理论的分析和探索.     

美国的土地发展权与农地保护——城市化进程中农地保护的一种借鉴

城市蔓延和农地的快速消失,是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负面效应。在控制城市蔓延和保护农地的过程中,美国多数州选择了土地发展权作为政策性工具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本文就土地发展权转让的基本思想和运作思路作了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地保护的启示。     

城市边缘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管理研究综述

城市边缘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管理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发现已有的研究尚有如下不足:(1)对于土地增值收益的贡献主体缺乏全面认识;(2)尚未覆盖城市边缘区复杂多样的土地增值形式;(3)对长期动态发展过程的关注较少;(4)联系管理实践的可操作性较弱。     

美国的土地发展权与农地保护水——城市化进程中农地保护的一种借鉴

城市蔓延和农地的快速消失,是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负面效应.在控制城市蔓延和保护农地的过程中,美国多数州选择了土地发展权作为政策性工具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本文就土地发展权转让的基本思想和运作思路作了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地保护的启示.     

农地非农化的外部性分析

农地除了具有生产功能外,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同时还具有生态的、社会的功能,而在土地市场上的土地价格中仅仅反映了前者,后者却没有得以有效的体现,而土地产权制度也无法提供一种农地有效保护的激励。因此对于农地保护而言,斯密所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无法有效地配置土地以达到社会最优。从农地保护、农地转用和土地征用三个方面分析了外部性对农地非农化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制度安排、价格机制与农地非农化研究

本文在考察中国农地非农化途径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市场结构及其价格形成机制,认为中国土地市场结构不合理及其价格扭曲是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原因。形成这种土地市场结构的深层原因则是土地产权不清晰,土地收益分配不合理和土地管理体制不完善。我们运用苏南G市的数据对土地市场发育、土地产权和土地管理体制与农地非农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我们的理论推理。     

我国农地交易中利益分配的法律探讨——基于农地发展权及其归属

农地发展权是与农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相关的权利,在我国土地权利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农地发展权归属承包该土地的农民所有,可以降低农地交易成本、规范征收行为及抑制农地的过度开发。土地征收应当根据补偿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予以不同的补偿,对于非公共利益的征收应当对农地发展权予以补偿。国家应当以合理的税费设计参与农地交易的利益分配。农地发展利益应当归属农地承包者,同时考虑农地交易对集体经济组织内其他成员的利益及集体利益的影响,并予以适当补偿。     

基于发展权理论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

发展权是现实社会关系与主体价值需求的矛盾冲突及其协调的结果，是20世纪一种新型人权。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民发展权问题逐渐显化，土地是农民问题的核心，以土地发展权的创设为重要实践，也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必要的制度安排。因此，以土地发展权理论为基石，寻求从静态权利归属向动态的发展理念转变，从代内可持续向代际可持续升华，构建优化土地资源社会与经济效用的可持续利用方略，实现土地资源利用中的可持续利益均衡，从而促进农民发展权的实现。     

储备土地增值机理与收益测算研究

本文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探讨了土地增量储备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机理与土地增值收益测算,以便于确定增值收益分配。依据土地增值原理,可以将土地增值分为“相对增值”和公共增值两部分,并建立“相对增值”和公共增值的计算模型。利用重庆市近年的土地储备交易数据和相关资料,测算出近年来农民集体在土地征收环节的相对增值约占到总增值量的23％,而公共增值约占77％。研究结果显示,现行土地征地补偿制度对农民利益损害严重,应改革征地制度,保障增量储备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透析

由于法律条文的变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逐渐"解冻"。"解冻"后如何在保障国家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焦点,学者们众说纷纭。本文试图对相关文献梳理和提炼,并对当前研究热点剖析,希冀掀起新的研究热潮。     

房屋征收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问题探究

基于房屋与国有土地的密切关联,房屋征收必然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回及重新安排。国有土地使用权是房屋所有人的一项重要财产权利,房屋所有人在购买房屋时已经支付了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费用。《宪法》、《物权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对土地使用权收回的补偿,因此,房屋被征收时,房屋所有人有权获得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公正、合理补偿。     

土地集合信托计划的法律问题研究——以PPP模式下的城中村改造为视角(上)

城中村改造在中国语境下的讨论既是一个老生常谈,又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为了解决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衍生的各类问题,在西方国家大受欢迎的PPP模式逐渐成长为中国城中村改造进程中的选择手段,而土地信托方式在PPP模式下的应用,则是为PPP模式的推广,尤其是城中村改造方面提供了崭新的融资路径。可是,一个崭新的模式究竟会在运作过程中遇到怎样的问题?是否可以为这些问题从法律方面找到解决的可能?怎样能够让信托制度为PPP模式进行城中村改造提供更大动力?这些都是本文讨论的焦点所在。文章分为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个部分是论文的基础,将介绍PPP模式和信托在城中村改造运用的概念、现状,并且指出在运用过程中所要面对的主要法律问题;第二部分将重点探讨PPP模式下信托将要面对的多轮融资反稀释的问题;第三部分将讨论信托计划在城中村改造中退出机制的问题;第四部分将从法律层面分析信托计划所面临的监管,以及风险控制问题;最后一个部分将对本文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给出相应的建议。     

土地发展权博弈视角下高铁站区开发权及开发利益分配

世界上作为城市综合体的高铁站区都依托于权责利益明确的土地开发,但我国大多数高铁站综合开发收效甚微。在分析中国高铁站区开发土地发展权的内涵及其权利归属现状的基础上,认为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在于高铁站区的土地发展权归属不同。在此基础上,以高铁站区土地为核心,以铁路主体为桥梁,对铁路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土地发展权归属问题进行了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分析,以寻求土地发展权归属的最优策略。结论如下:在地方政府选择让渡、铁路主体选择服从、铁路主体与市场主体形成综合开发联盟并通过铁路主体的最终开发活动实现博弈均衡时,各方获得最大收益。     

价值判断对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的影响分析

农地城市流转及其决策都具有特殊性，对农地价值的正确判断和估计是影响人们进行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的最重要因素，仅追求农地经济使用效益最大化将导致农地城市流转决策的扭曲或失误。本文主张以发展国民经济，提升社会综合效益及改善城乡生态环境综合目标的实现为目标，改进现有价值判断，科学估算农地的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从而做出合理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农地城市流转决策。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存在着不规范、规模不大、范围较小、与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中介组织下健 全、信息不畅等问题。我们应坚持尊重农民意愿、主要在农户之间流转、稳定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及公平和效率兼顾等原则, 采取相应对策,积极推动和规范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     

农村土地现存产权制度及其改革

本文分析了我国土地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二次分离的制度、管理体制及其基本特征,研究了农村土地问题的实质,对长期存在的农村土地问题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论证了长期难以解决的内在机理,最后提出了基本观点和基本思路。     

征地补偿中的农民权探讨

近现代所有权限制理论的发展,其实质是如何限制公权力滥用,大多表现为如何保障土地利用人的权利.各国征地补偿标准的发展无论是在实体还是程序方面都体现出对土地利用人的基本权利保障.以此为依据,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在征收目的、标准,尤其是程序方面还缺乏系统、明确的规定.农民权的依法具体确定才是征地补偿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