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FDI影响的经验分析:基于中国的数据

环境规制对FDI会产生何种影响,对这一问题,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观点.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对环境规制及其他相关变量对中国FDI影响作经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环境规制对FDI的负向影响是不显著的,且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GDP等宏观经济变量对FDI的影响更为显著.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的集聚效应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且,环境规制和FDI的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FDI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成立的证据不足。     

国际技术引进与环境规制的互动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2001—2007年全国28个地区的平衡面板数据,将国际技术引进分为国际贸易方式技术引进和FDI方式技术引进,在估算上述两变量技术存量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国际贸易方式技术引进和FDI方式技术引进与环境规制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国际贸易方式技术引进与环境规制之间存在双向显著正效应;而FDI方式技术引进对环境规制作用不显著,但环境规制对FDI方式技术引进存在显著正效应;上期的环境规制水平对当期环境规制存在显著正效应。     

FDI、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

本文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FDI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研究发现:FDI和环境规制均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倒逼效应,对FDI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正向引导作用.同时,区域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存在空间外部性,影响周边区域产业结构布局和调整.上述结论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即我国在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中,在借助环境规制引导FDI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应进一步深化区域间环境规制的协调与合作,形成共赢的合理化产业结构空间格局.     

FDI与环境规制:基于地方分权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地方分权的视角,本文以环境规制不可直接观测与地方环境决策的策略性博弈为出发点,分别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是否存在国内地方政府为保持本地的相对优势而采用竞相降低环境标准的方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事实。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通过联合检验地方环境决策竞争效应与环境规制强度对FDI作用方向来判别"逐底竞赛"(race-to-the-bottom)的存在。基于2003—2008年中国277个地级城市构成的面板数据,本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理论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内地方政府为吸引FDI而导致的环境政策博弈显著存在,但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作用平均而言并不显著。分位点估计进一步显示:地方环境决策的竞争程度随分位点的上升而不断增强;环境规制对FDI的作用方向与FDI本身的水平高低密切相关;在FDI低水平的城市间,环境规制对外资并非只是简单的遏止作用;环境"逐底效应"在FDI水平最高的城市间明显弱化,而这一效应在FDI中高水平的城市间最为显著。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联立方程的分析

笔者通过构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1996年～2010年两者的相互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就全面层面数据而言,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两者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因果关系。虽然,不同地区间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但是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交互项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都对环境规制产生显著性正向作用。     

广东省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

本文首先探讨了广东省环境规制的现状,然后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广东省环境规制与FDI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结论：广东省的环境规制与FDI的流入有长期动态均衡关系,环境规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FDI流入,而且这种影响是负面的。严格的环境规制是影响FDI流入的成因,但FDI的流入是环境规制的成因,它们之间不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最后,针对广东省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借鉴与依据。     

环境规制阻碍了FDI企业进入中国吗? ——基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中介效应的研究

本文在系统梳理环境规制与FDI择址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为样本,利用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分析了区域环境规制强度对FDI企业进入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FDI企业进入负相关.在此基础上,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在环境规制对FDI企业进入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短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不仅能够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而且还能够通过迫使企业加大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而间接抑制FDI企业进入.但是,长期内日益增强的环境规制并没有挤压企业的研发资金,对FDI企业进入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不仅从侧面检验了"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成立,而且还为中国下一步推进污染防治工作和制定相关的外资利用政策提供参考.     

环境规制约束下FDI对中国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机制检验

基于2003—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FDI对我国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进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在环境规制约束下，FDI技术溢出效应显著，FDI能够促进我国经济高质发展，现阶段环境规制具有“创新补偿”效应；FDI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对FDI发挥一定的正向筛选作用。第二，在考虑内生性后，FDI、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并且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两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FDI通过技术创新机制作用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整体而言，FDI通过技术创新水平这一中介路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与理论预期不符。     

FDI与我国对外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1979年到2008年FDI量和进出口贸易量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FDI与出口和进口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FDI对我国出口和进口都具有正的边际产出,且对出口的边际产出更大;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则表明,出口和进口的增长是FDI增长的原因。因此,我国应当重视吸引FDI的流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更好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城市化、FDI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利用1987—2011年北京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函数分析等方法和模型,对城市化、FDI与经济增长三者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了检验和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城市化与FDI也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是FDI的Granger原因,但FDI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的概率高达31.8%。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中国2005—2018年的267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以FDI为中间变量,分阶段构建模型,实证分析了FDI在环境规制减排效应中的作用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环境规制的增强对FDI的流入整体呈现正向效应,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目前中国FDI流入的整体水平处在第二个拐点之后,存在显著的减排效应;全国、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在环境规制的减排过程中显著发挥了间接影响作用,环境规制的增强会增加具有“污染光环”效应的FDI,减少具有“污染天堂”效应的FDI。因此,各地区应坚持招商引资与污染防治并举,通过提高环境标准,加大对企业排放水平的监管力度,充分发挥FDI在环境规制减排过程中的间接作用,进而改善环境质量。     

内生环境规制、FDI 与中国城市环境质量

关于开放条件下 FDI 环境效应的研究,关系到中国绿色发展的可持续性。文章基于 Copeland-Taylor 模型,将环境规制内生化于模型之中,分解并考察了 FDI 对本地环境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理论分析表明：(1)FDI 对本地环境质量的影响可以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收入效应;(2)FDI 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技术效应和收入效应为正,而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为负,且理论上存在 FDI 改善环境质量的门槛值。进一步地,文章选取二氧化硫浓度而非以往文献常用的污染物排放量表征城市环境质量,在地级市层面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现阶段 FDI 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收入效应总体上改善了中国的环境质量;(2)FDI 对环境的改善效果存在门槛值,即当 FDI 比重超过0.12时, FDI 的增加将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文章为当前我国如何有效地发挥 FDI 的改善环境作用以及制定更为灵活的引资政策和差异化的环境政策提供了启示。     

环境规制、FDI与陕西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9年陕西省时间序列数据,通过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方法,研究经济增长、FDI、环境规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环境规制是FDI的格兰杰因,经济增长是环境规制的格兰杰因;环境规制强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陕西经济产生长期正向影响;FDI与环境规制具有长期稳定的互动关系,FDI对陕西经济增长的脉冲效果越来越小,而环境规制对陕西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中国省域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运用DEA-Tobit两步法估算和解释1992～2008年中国区域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实证结果发现:第一,总体来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是上升的,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推动,并且TFP指数存在时序和区域特征.第二,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支持“波特假说”.第三,环境规制对TFP影响系数的时间虚拟变量不显著,但区域特征显著,其表现为:东部地区环境规制较为严格且TFP较高,这可能与工业化所处的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博弈、FDI技术外溢效有密切关系.     

FDI与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本文根据河南省1985～2010年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数据,综合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一系列计量经济手段,分析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FDI每增加1％,GDP就增加0.343％;当FDI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经济系统将以0.087的调整力度将短期非均衡状态拉回到长期均衡状态;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在10％的显著水平下,FDI对GDP具有单向的正向因果关系.     

重庆FDI、国际贸易及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经验实证

本文利用重庆1987—2008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根据VAR模型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结果表明重庆FDI、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且FDI和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明显,重庆市经济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出口是导致进口增长的原因,FDI和出口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FDI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关系分析

本文利用协整分析及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对FDI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FDI与对外贸易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对外贸易是FDI的Granger原因,同时,FDI也是对外贸易的Granger原因。     

重庆市对外贸易、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根据1987-2006年重庆市出口、进口、外商直接投资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利用协整理论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析重庆市对外贸易、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进出口、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异质性FDI绿色技术溢出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研究

在测度2003-2018年中国工业36个细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比较诱导劳动型FDI和资本型FDI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环境规制强度。结果表明：FDI并不会自动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需借助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但环境规制强度应保持在合理区间。静态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第二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但仅资本型FDI显著。动态面板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第三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够发挥显著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此外,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为诱导FDI发挥正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应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设置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而在清洁生产型行业设置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