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服务贸易的发展前景分析——基于中澳服务贸易竞争力角度

由于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产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服务贸易在国际经贸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但是,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人力资本薄弱等问题。而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服务贸易较为发达的国家,两国的服务贸易存在很大的贸易互补性。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澳两国服务贸易的整体发展水平,以及主要服务贸易部门的发展水平及贸易竞争力,说明两国发展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发展方向,并为中澳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迎来更广阔的合作空间提供政策建议。     

解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形成的原因

随着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美国出现了全球所独有的巨额贸易逆差,并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分析其贸易逆差形成的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当今全球贸易的新特点,重点分析了美国制造业商品贸易的变化,指出美国信息产业等诸多产业已经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这种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引致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下降是其巨额贸易逆差形成和扩大的主要原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区域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市场整合视角

随着全球商品国际分工的不断细化、各国之间的产业协调合作在逐步深入,国内价值链攀升的问题也逐步深入到全球的生产网络分工当中。本文通过海关数据测算中国各地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嵌入程度,在全球贸易分工的格局下分析价值链嵌入对地区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效应,梳理两者之间的影响机理与路径。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价值链嵌入对区域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促进作用,市场整合程度交互项表明市场整合与价值链嵌入存在互补的作用。政策建议地方注重培育优质产业链,加强智能制造业发展,关注传统行业的转型改革与新兴行业的技术突破并重,让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化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力,加速国内产业往高附加值领域转移的过程。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分工地位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研究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而抑制了其后向参与,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大于发达国家;不同服务部门的开放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中零售、电信、金融和专业服务部门的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而运输服务部门自由化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助力制造业利用国内外优质服务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价值链跃升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价值链模块化、国际分工与制造业升级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在美、日、欧等国的计算机、电子、汽车以及通讯设备等制造业领域先后出现了“价值链模块化”的趋势,这不仅加速了国际制造业分工格局的调整,还有力地带动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基于此,本文认为:我国应该抓住世界制造业价值链模块化的机遇,积极参与到国际制造业高端价值环节的分工中来,以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推动我国制造业升级。     

我国新型工业化的特征和实现路径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工业发展面临新的形势。从国际看,欧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进程加快,高端制造业不断回流;新兴经济体利用资源要素成本优势,吸引传统制造业向本地转移,对我国工业发展形成双重挤压。从国内看,消费需求不足,要素成本上升,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工业下行趋势明显。加速新型工业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方向,是提升区域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支撑，是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     

加入WTO以来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产业结构重心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服务贸易日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成为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准。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服务业成为开放的重点领域,服务贸易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压力。通过选取2001年～2012年的数据对我国服务贸易总体及各部门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和Michaely竞争优势指数进行测算,提出了增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应对策略。     

国际分工下的产业价值链:一个综述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础。本文从评析国际分工、产业价值链及国际产业转移的研究成果入手,回顾和评述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国际分工下产业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交集的研究成果;基于产业价值链的国际分工新格局,探讨了国际分工下产业价值链的特征,提出世界制造业的战略性重组致使制造业中心呈现多层次化、多极化的趋势,即产业价值链向新兴市场转移步伐加快,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产业价值链重新布局,以及发达国家制造业复苏等;本文还总结了产业价值链提升路径和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策略。     

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理论及启示

从古典贸易理论到现代贸易理论均表明:一国的比较优势是动态发展的,因此其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也应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转型。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主要受国内分工模式(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技术水平及政府政策干预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应该遵循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内在规律,在坚持现有比较优势原则的同时主动寻求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以避免"比较优势陷阱",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多利益。     

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逐渐成为衡量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但区域发展仍不均衡。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劣势较为明显,但呈逐步攀升的趋势。通过探讨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对推动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机理,认为发展服务贸易国际可以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有利于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提升对外贸易整体效益。提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服务业产业结构,“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扩大我国国内对服务业有效需求,加强培养和引进精通服务贸易的专业人才,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等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中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与地位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价值链分工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以生产过程分节化和中间品贸易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时代,制造业正在成为一些大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争夺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的角力场。本文对2000-2014年中美两国制造业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程度及分工地位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参与GVC分工地位指数总体小于美国同期值,美国制造业在GVC分工中处于相对上游环节,这与中国制造业后向参与GVC分工程度较高相一致。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具竞争优势,中美贸易摩擦对双方GVC分工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需加快受制产业的自主创新步伐,积极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重点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一般均衡分析在自由贸易区研究中的应用

正在建设中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完全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经济集团,成员国产业结构相似,生产技术水平相当,国际分工不显著.这样的自由贸易区对区内贸易量的推动作用有其特殊性.文章尝试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论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给其成员带来“双优势贸易效应”,从而为我国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拓展地区市场,实现“多赢”的地区合作提供理论依据.     

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催生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引发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和世界经贸格局重大变革。世界主要经济强国将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争夺新一轮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抓手。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我们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可能推动国际贸易规模扩大,提升服务贸易份额,并促进国际贸易交易模式平台化、小宗化,可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变革也可能通过降低企业劳动力需求从而对我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造成严重的潜在威胁。为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变革,我国应部署并强化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加快培育制造业国际竞争新优势,大力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全面促进"中国制造"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贸易逆差是否削弱了一国国际竞争力:美国经验

一国贸易逆差通常被认为会损害该国的国际竞争力。本文从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成因入手,结合产品市场生命周期理论、国际分工现状两个方面分析逆差与竞争力的关系,认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增长与旺盛社会需求的结果,同时也是其国际分工、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产物,由此反映出贸易逆差并未削弱美国竞争力。诸如日本、德国及印度等多国经验也显示贸易差额与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分离关系。因此,当前贸易差额已不能成为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标准。     

人力资本、南北贸易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

在Dixit和Norman、Grossman和Helpman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内生技术变迁的国际贸易模型来考察南北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和以前的文献不同,假定不存在技术的外部性,只存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人力资本积累既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又是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动态机制的决定力量。初始人力资本禀赋决定着贸易分工,人力资本相对积累率决定着分工模式的演变和创新能力的消长,从而决定着长期增长率。因而,对于南方国家而言,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率是其改变分工地位、提高创新能力、缩小经济差距甚至在长期内实现经济赶超的根本选择。     

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及变动趋势——基于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新视角

当前,大多数人认为我国贸易顺差来源于国内实际因素,而忽略了国际分工对贸易收支的作用以及贸易品的异质性问题。国际贸易可以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当前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本文认为国际分工决定国际贸易,我国在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地位导致了我国加工贸易的大量顺差,并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了这个结论。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导致我国出口和进口的同比增长率大幅下降,但只要东亚分工格局未变,我国大量外贸顺差的局面就不会改变。面临经济危机的冲击,从短期来看,我国应当实施鼓励出口的措施,例如人民币贬值、提高出口退税率和积极开拓新的世界市场等;而从长期来看,则应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推动产业升级来逐步扭转我国在东亚产品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PHEIC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及对策

2020年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中国新冠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尽管在之前的PHEIC中,世界卫生组织均强调不应限制国际旅行和贸易,但各国仍对目标国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对其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此次PHEIC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我国采取了广泛的限制措施。对中国造成的短期影响是国内经济、国际贸易、双向投资、全球价值链均受到冲击;中期影响是外商撤资、产业链转移的可能性大幅增加;长期影响是面临与全球经济脱钩的风险。对此,我国应借鉴之前目标国采取应对措施的经验教训,尽快结束疫情、缓解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推动国际贸易和双向投资、加快产业链布局调整、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以缓解PHEIC的短期冲击并避免中长期影响。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态势浅析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不仅改善了外部发展环境,更是成为新常态下外贸提质增效的战略支撑。笔者基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数据分析,揭示三大态势:一是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出口双增长,但制成品出口中沿线国家所占份额趋于稳定,而初级产品出口中沿线国家占比不断上升;二是工业制成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下滑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势明显;三是对东盟出口中间品与进口最终消费品保持较快增长。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三大态势缘自"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以及东亚分工体系的调整。     

中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评估——基于垂直专业化比率指标的改进与动态分析

为解释中国出口产业结构提升的原因,我们通过对平新乔等(2006)方法进行修正和改进后,对中国出口中的垂直专业化比率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中国的出口贸易依然具有明显的"加工贸易"特征,而亚洲国家和地区则是提供给中国中间品的主要来源地;其次,出口份额与垂直专业化比率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充分表明当前中国出口产业结构提升的主要原因在于进口中间品所做出的贡献,中国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依然在于廉价的劳动力;第三,尽管中国目前仍处于国际垂直生产体系的低附加值阶段,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已开始优化其出口产业结构,改变过度依赖加工贸易的生产与贸易模式。     

中国发展内循环经济与拉动内需的思考

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仅仅依靠外部需求拉动已不太现实,内需市场和内循环经济的重要性由此凸显。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使得外循环经济的可靠性大打折扣,中国急切需要一个强大稳定的内需市场予以支撑。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能力不足、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次不利于提升制造业部门工资水平、经济金融化和钱生钱逻辑倾向不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等问题,逐渐成为当前中国拉动内需、发展内循环经济的突出体制机制障碍。应采取积级应对当前不利局面、推动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机制转换,积极应对美国打压、培育内需市场为中国高科技发展提供动力,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加快形成两个市场良性循环机制等措施,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