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信贷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效率研究 ——以石家庄市为例

为了研究银行信贷对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持效应,本文根据《石家庄市统计年鉴》选择石家庄市17个县(含市)2010—2019年1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OL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同时针对实证结果,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再进行回归检验的方法,分析银行信贷拉动县域经济具体效应的研究。实证结果显示,石家庄市部分县市Beta系数位于0.5～1,一部分县市beta系数大于1,并且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与实证结果基本一致,说明银行信贷确实对县域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支持效应,与此同时,Beta系数越大,该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越大,也就是经济发展速度越快。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弥补在该方面的论述中实证研究不多的一些不足,并且有助于提高对县域经济的深刻理解与认识,在探索银行信贷投放量与县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促进效应中具有很大意义。     

促进还是抑制？——非农就业对农地效率的影响研究

利用中国1 869个县域的面板数据,本文测算县域的农地效率水平,并运用SARAR模型分析非农就业对县域农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县域农地效率水平相对较低,总体上表现出“中等水平陷阱”;县域非农就业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非农就业能够提高县域农地效率;非农就业对农地效率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即非农就业主要影响东部和中部县域的农地效率,对西部县域农地效率并未产生影响。本文为促进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与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2008—2019年的统计数据，以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为方法，分析数字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门槛维度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门槛维度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具备显著的正向作用，当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第一门槛值到第二门槛值时，数字经济作用农村经济增长的效果最为显著；从空间溢出角度分析，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增长均具有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何以影响农民增收?——理论机制与县域证据

探究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富民增收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拓展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本文构建一个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14—2020年长江经济带县域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作用渠道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增加农民收入;从细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农民收入存在促进作用,而且覆盖广度的促进作用更强。农业技术进步、农民物质资本积累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传导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下游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果最强,中游其次,上游最弱,而且对于收入水平高、人口规模大和耕地规模大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应更强。从空间视角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明显的溢出边界。本文研究结论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视角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区域中心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及空间效应

区域中心城市在经济协调发展中发挥增长极作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以我国人口规模超过200万人的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借助ArcGIS和Matlab软件,选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心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空间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中心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依赖性;产业升级是区域中心城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产业升级不仅会对城市自身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信息化水平的直接效应均为正,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10000元时均趋于显著,且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趋势,进一步证明了空间分工在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据此,从组建城市群或都市圈、打造县域增长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强化增长极的溢出效应、促进中心城市与其外围地区“空间—产业”耦合发展等方面提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对浙江省1978-2007年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总量以及人均GDP、人口等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虽然浙江的产业结构变迁符合结构演变规律,但目前浙江的结构转换滞后于总量增长。虽然目前第二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最大,且超过其份额,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将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下降,且人口的增长将加速这一进程。因此不能盲目扩大第二产业,应着力提高其产业竞争力。第三产业无论是产值比例还是就业比例均随着人均GDP及人口的增加而提高,且具有最强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应大力发展,同时还应处理好三农问题。     

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中FDI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来自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成为FDI的主要吸收国。FDI的流入不仅可以有效缓解资金不足的压力,而且还带来了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的传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为此,国内学界对FDI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文献很多,但这些分析往往忽视了区域之间的互动效应,即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根据传统方法得出的参数估计和统计判断往往是有问题的。研究表明,不仅周边城市的FDI空间溢出效应是促进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外部力量,城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依赖,每个城市受益于周边城市FDI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且邻近城市间经济发展存在较高的空间依赖性,是一个局域内相关系统。     

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以沪昆线沿线城市为例

以沪昆铁路沿线区域及城市经济发展为分析对象,实证分析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认为沪昆线的基础设施投资既产生了提高沿线区域及城市的运输能力、扩大沿线贸易量、调整沿线产业结构、促进沿线经济增长的空间正溢出效应,也产生了加剧沿线地区及城市要素的非均衡流动、非均衡经济增长的空间负溢出效应。     

粤港澳区域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

研究目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异质的知识溢出如何产生经济空间收敛现象以及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增长。研究方法:理论上,基于包含异质的知识吸收能力的Ertur-Koch空间增广Solow模型分析知识吸收能力对经济协调增长的影响。实证上,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使用1995～2018年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和专利引用数据,采用贝叶斯层次空间Durbin模型和M-H Gibbs混合抽样算法估计空间收敛方程。研究发现:理论上,知识溢出导致经济空间收敛,提高知识吸收能力能提升经济增长潜力。知识吸收能力不均衡会扩大地区间经济差距,不利于区域协调增长。从其他地区获得的知识溢出越多,本地经济增长过程中获得的空间溢出收益越大。实证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增长存在空间收敛。各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获得的空间溢出收益存在很大的异质性,中心城市要强于边缘城市,珠三角城市整体上要强于港澳。研究创新:理论模型中加入了异质的知识吸收能力,突出了吸收能力的均衡性对于地区经济协调增长的重要性。在实证研究中采用变系数空间计量模型,从而能够识别知识溢出对经济空间收敛的影响。充分利用了地理信息和技术交流信息,构造复合空间权...     

在全市县域经济暨新农村建设现场调度会议上的讲话

一年一度的县域经济现场调度会今天就要结束了。下面,我讲三个问题:一、今年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第一,今年县域经济发展总的态势是好的。1—10月,全市县域GDP增长11.8%,呈高位运行、高位增长态势,县域GDP总量达469亿元,占全市GDP总量的76%,三分江山有其二。通过具体分析更可以看出,县域经济的强劲发展为全市经济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从县域工业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1—10月,7个县市工业增加值近80亿元,增长幅度为26.5%,高于全市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22%,提高了近1个百分点。规模以上的工业发展,今年与…     

环境规制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的空间特征

本文构建局部均衡理论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针对2003—2016年30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及面板门槛模型从空间相关性与空间异质性两个视角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影响农民工城镇就业的空间特征。空间相关性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前阶段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不仅抑制本地区农民工城镇就业,对邻近地区农民工城镇就业也起到抑制作用。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影响因农民工人力资本、人均实际GDP不同而存在差异。当前,东部地区已基本跨越门槛值,实现环境保护与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双重红利;而中、西部地区,尤其西部地区由于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滞后,部分省级区域仍处于门槛值以下,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影响表现为抑制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就加强环境保护与提高农民工城镇就业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安徽省全域旅游发展研究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基于2007-2016年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安徽省16个城市的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安徽省旅游业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安徽省各市旅游业表现出"低值-低值"到"高值-高值"的集聚特征转变趋势,安徽省各市旅游业的间接溢出效应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区位熵和交通通达度的直接溢出效应和总体溢出效应显著。     

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2011～2019年的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多种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城市创新能力,且这种提升效应在东部和南方地区以及大城市更为明显。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数字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机制;信息基础设施和金融发展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的调节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效应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关系。为此,应积极推进数字生态赋能创新发展,制定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     

珠江—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分析

在县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分析方面运用锡尔系数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以珠江—西江经济带2003—2014年63个县级行政单元的人均GDP作为分析指标,分析了珠江—西江经济带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化规律。结果表明:2003—2014年珠江—西江经济带相对差异逐渐减小,绝对差异不断扩大;经济空间格局呈现集聚弱化的趋势;经济发展高值集聚区从以下游为主,逐步向中、下游协调发展转变;核心城市聚集效应占主导,扩散作用较弱,并据此提出了缩小珠江—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优化空间格局与整体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上海市创新集聚的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和溢出效应

以往研究聚焦过大或过小的空间尺度探究创新活动的集聚和溢出效应,可能会放大或忽视知识溢出的空间效应。基于乡镇街道空间尺度,借助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对上海市创新集聚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进行分析,并测度创新集聚的影响因素和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上海市创新产出在空间上形成明显的集聚状态,但随时间推移从高度集聚于中心城区向上海全域分散集聚的态势演变;②上海市乡镇街道的创新产出受到本地区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的直接影响,同时也受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影响。③进一步分析各要素的溢出影响范围,发现上海市创新溢出的空间范围大致在12-14km。     

壮大县域经济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壮大县域经济”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针对我国县域人口基数庞大、县域国土面积广阔的特殊国情提出的一种经济发展新思路,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据统计,截止到2002年底,列入我国县域经济统计范围的2070个行政单位中,有1643个县、377个市级县、50个区。目前,我国县域单位的国土面积为91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5％;人口总数为9.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4％;县域经济的GDP约为6.1万亿元,占全国GDP的59％;人均GDP为6439元,     

空间溢出效应与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基于轻工业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

为揭示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以轻工业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轻工业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基于ＤＥＡ 的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方法计算出省际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再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衡量了各影响因素对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总空间溢出效应、区域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内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联动性。在影响因素中,信息化、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对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金融扶持、城镇化、对外需求和对内需求对轻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兰渝铁路辐射带的经济差异及原因

以人均GDP为主要测度指标,采用GeoDA软件提供的空间分析方法,以兰渝铁路沿线120公里范围内的主要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兰渝铁路辐射带的经济空间分异状况。结果表明:辐射带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在地理上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位于重庆境内,是整个铁路辐射带内的唯一辐射中心,另一个端点城市兰州的辐射能力弱;区内无二级节点城市引导经济发展,因此随着距离的增加,重庆的经济辐射能力呈现出明显的衰减效应。在此基础上,从资源禀赋、政策体制、投资环境、区域软实力等角度分析了影响兰渝铁路辐射带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     

吸收能力与技术结构双重机制下服务业国际溢出效应研究

运用因素变量与技术无效联合估计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根据2003~2013年中国服务业省级面板数据,首先分析了人力资本、政府干预倾向、研发能力以及不同国际溢出渠道单独影响下国际溢出作用于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效用;其次研究了吸收能力与技术结构的交互式影响下各国际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和途径。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能够提升区域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政府干预倾向对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提升影响不大,国内研发资本存量需在国际溢出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提升服务业技术效率水平。各吸收效应对不同渠道的国际溢出有着不同程度的改善,技术结构效用的发挥需根据不同国际溢出渠道和吸收能力内容进行差异性匹配和调整。     

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2—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未包括港澳台）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构建省级层面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标和共同富裕指数，通过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直接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背景下，教育发展与研发创新不仅直接促进共同富裕，而且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区域协调发展也能为共同富裕提供突破口。建议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机制，科学配置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积极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增加教育和研发创新投入。